2007年12月29日下午，公盟在清华园宾馆举行了“公民参与·公民社会——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暨公盟成立四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公盟理事，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律师和杨子云记者主持。座谈会的第一环节是由公盟、郝劲松公益法律中心、爱知行、自然大学、妇女传媒观测中心等公民组织分享公民参与经验，第二环节是由张千帆教授、于建嵘教授、张鸣教授、杨鹏先生、卢跃刚先生、赵华先生等进行点评，最后是自由发言，邱建东、滕彪、李方平、李宵霖律师等分享了自己在2007年的公民行动经验和观感。
首先，公盟的理事长—许志永博士简短的回顾了公盟2007年在三个方面—法律研究、个案援助和公民参与的工作情况。继而许志永畅谈了他对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理解：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从事政治并不都是意味着为了赤裸裸的权力欲望，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为了我们心中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套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我们所有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的道路不是革命、暴力和阴谋，而是公民参与、民主与法治。我们的行为方式不是激情冲动，而是理性、坚韧和建设性。我们相信，这样纯粹而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一定能结出美好的果实，一定能实现政治文明的理想，即政治是可以很美好的。最后，许志永表达了他对公盟未来的展望：在公民社会中成长为健康理性的公民参政力量，与体制内外所有坚守良知正义的优秀公民一道推动中国的和平宪政转型。
许志永发言后，在主持人的邀请下，著名公益诉讼人郝劲松上台和大家分享了他在2007年这一年中启动公益诉讼的经验及所关注的其他公民维权行动和感想。郝劲松认为，2007年发生了很多起普通人认为是闹剧，但我们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件。法治的较量就在于这些细节的较量。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为PX项目厦门市民与政府进行正面交锋、深圳公民为政府不降价起诉69名人大代表不作为、起诉驾驶证考试资格限制、起诉银行跨行查询收费、就公交尾气污染起诉公交公司、对一次性筷子和开瓶费提起诉讼等，都是07年值得关注的有意义的公民维权行动。民主法制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发出来。郝劲松为华南虎事件起诉国家林业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北京二中院用技术术语规避了起诉的正当性，而裁定不予受理。针对外界对他的质疑，郝劲松认为，他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国家林业局对公民的呼吁给予正面回应，因此是有意义的。
郝劲松之后发言的是环保人士冯永锋。他向大家表达了他们已经组织活动一年、创办了一年的自然大学的理想。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是热爱自然界的，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爱自然界，要我们去保护环境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创建一个平台，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环保组织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生存的环境，来培养对自然的热爱，叫做自然大学。”他的理想是：首先打破人与自然的阻隔，进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相信自然大学的理念能够培养人们逐步建立一种更好的形态，来取代竞争型的、管理型的和专制型等对人发展不好的形态。
之后，来自妇女传媒监测中心的吕频女士走上台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妇女传媒监测中心的工作和理念。十年前世界妇女大会出台了一个北京行动纲领，提出社会各层面都有责任去消除媒体当中的性别歧视。之后，媒介研究者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半官方的身份，主要工作就是促进媒体去关注妇女的问题，改善对性别的歧视。在全国各地，以公众参与的方式组织培训媒体工作者正确的报到性别与健康、暴力等等社会问题。妇女传媒监测中心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性别平等和女人权。每个问题可能都有性别问题，妇女的传播权利，妇女有权利发出她们的声音。同时还倡导新闻自由，媒体的性别歧视等一切问题，都应该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去改正，媒体本身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应该在政府控制和垄断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同时，妇女传媒监测中心相信每个人都有潜力和丰富的经验去发挥，以实现共同成长，开展媒介监测和行动。目前妇女传媒监测中心已经积累了大约50万字以上的媒介报道和监测的材料。最后，吕频女士对大家坦言了目前妇女传媒监测中心工作中仍旧存在的困难，即可配合的媒体资源的缺乏，参与培训的媒体朋友非常少。并且，作为一项社会理念的倡导者，还缺乏与其他民间组织的联结。最后，吕频女士号召大家进一步探讨目前中国的妇女运动与中国的公民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期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像关注和参与中国公民运动一样的关注和参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最后，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先生和民间公益人士，北京胡同保护者华新民女士分别上台。万延海呼吁中国所有关心公益的人士关注身处弱势的社会边缘人群的权益；华新民女士呼吁大家关注城市里发生的很多违法拆迁问题。
在公民行动者的经验分享之后，各位点评人做了精彩的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千帆教授回顾了公盟的成长，肯定了公盟的价值取向。他首先谈到了孙志刚事件（为该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审查制度的三博士同样也是公盟的创办人）。他认为，该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公民参政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的历史，到孙志刚事件以前的治理模式都是政府管治人民。在这样纯粹权力至上的制度下，少数的冤案能够得到纠正，但大部分的冤案不能解决，一直在积累，到极端的情况下，部分人揭竿而起。1949年的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去触动这样的模式。孙志刚事件后的公民上书改变了这样的模式。首先，是通过和平和非暴力的形式，通过合法的方法是去解决问题，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通过法律的途径，上书，利用了法制的框架去解决问题；其次，自下而上的解决问题，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而且其结果是政府做出了让步。现在的华南虎、厦门的事件，都可以说是孙志刚事件的延续。是在全国人大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自身发生的非常本质性的一个进步，是中国目前解决这类事件的一种模式。尽管，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开展这样的活动还要受到制度的很大制约，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个制约有所松动。互联网可以被用来调动全国的舆论压力，促进改革。这种模式的进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是延续了78年的经济改革的和平渐进的路线，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开始的，通过推动一个个很小的公众事件，取得的进步，最后将会推动整个制度的发展。现在回头看我们的经济制度和当年的差异非常之大。社会公益领域的发展，基本上发生在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并且是在模仿经济改革的路线。
此后，张教授继续谈到，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法律的规定，中国的某些法律甚至比美国的还好。中国法治的最大问题是落实得太不够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落后。因此，在法律实践的领域，我们努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民主和法制都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公然违法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某些领域我们也可以推动法律的进步，比如小产权问题，土地管理法，等等。一步步地推动进步，直到出现某一个事件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进步。因此，可以说公盟的活动都非常有意义，我们在创造历史，公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发言。首先， 于 教授肯定了 许志永 博士对公盟的定位，即公民参与政治。 于 教授认为这 一说法将改变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和观念，这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政治被认作是政治家的事情，是用来管理人民的，我们公民只是接受统治；但公盟的理念不一样，政治是谁的政治？是我们公民的政治，公民去影响政治权力，去制约和限制政治权力的，这一点非常之好。怎样去影响政治？怎样去从事政治？我们不是去试图获得政治权力，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理性的和非暴力的方法去限制公权力。只要还有我们的生存空间，继续做下去，中国的政治就有希望。十年以后我们的政治观念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与公盟在南方都市报案件合作过的《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说道：“看了你们的工作报告，我知道里面有极大的困难和辛酸，要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知道他们的难度，要做好建设，就是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中国的进步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事件。看起来是一座大山，铁板一块，没有出路，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不是这样的。93年的时候参与了NGO—天则研究所的创办。在这过程中，有效的利用NGO重新评估政府的制度资源，来进行社会干预。在96年的时候，成功的干预过一个案件，大化肥案件，又叫作保卫三亚。在两个月的运作事件内，就是把150亿投资，欲将200万吨大化肥建在三亚的不合理的项目彻底干掉了。”当时运作的方法不仅仅是确立评估的正当性，而是如何将正当性和现有的制度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当年的做法无非是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总理。人民代表大会在法力上就是干预政府的，但实际上很难干预，但是，其内在的矛盾是由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利益集团和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缝隙，让NGO插进去，这些缝隙很小，但是如果能如果能够找准切入点，也是很有力量的。通过资源恰当的配合，是能够完成有效的干预的。最后，卢跃刚记者说道，公盟要定位一个公民的、民间的、资源的评估和配置平台，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律师的干预，法律的干预，现有制度下的干预，和平的非暴力干预的力量是无限的。之后，他谈到公民行动的正当性已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正当性和现有的政治资源进行有效而合理的配置的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我们应该利用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利用人大干预政府常常是很难做到的。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找一些缝隙，能够让 NGO插进去，如果查得准的话，在某些点上，通过恰当的配置资源，有效干预的目的也是能够达到的。最后卢跃刚记者对公盟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给予了肯定。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说道：“转型社会，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蚁民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张教授还提到，当学生或教师的权利受到侵害，高等教育界人士集体失声等教育界诸多令人感到悲哀的现象。他认为，西方的理性选择应该更多的运用在参与式的政治生活中，而不是用来为力求自保证明。张鸣教授还认为，公盟的工作不只是有利于百姓，同样也有利于政府治理。他表示，拥有先进理念的人在媒体上发声也是一种义务，他相信公盟的工作会有利于普及公民社会和公民观念，并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历史中不做蚁民便做暴民的落后政治传统。转型只能在公民意识普及的前提下才能够很好的完成。
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钱卫清律师将07年的法制进程概括为“碎步前行，非常艰难”。他对公盟通过个案推进的方式，给法制建设带来的推动作用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公盟拥有一批优秀的法学家，通过参与式的参政活动，他们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厚。钱律师与大家分享了两点经验：首先是实务方面的经验。2007年，通过代理娃哈哈和达能公司的案件，发现达能公司控制了7家中国的企业，它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民的利益，钱律师以小股东的名义写出了分析，导致达能退出了娃哈哈。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达能是否对中国的品牌造成了损害的问题。通过此案，有意识的去推动法制建设。其次，作为一个有20年法官工作经验的律师，钱律师也很关心法制建设当中的难题，例如法官决策论。他提醒我们要关注法官处理公益诉讼的基本思路，在现有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去了解法官的思维和决策。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策划赵华老师的发言对公盟的整个工作提出了具体和极富价值的意见。他首先肯定了公盟2007年的工作成绩，尤其指出公盟在法律研究项目选题方面具有远见，同时还肯定了公盟成员制作的翠湖湿地调查项目视频资料的价值。之后，赵老师也指出了公盟2007年工作中的欠缺与不足。例如，对死刑复核等问题还缺少更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肖志军事件的研讨仍缺乏对医疗系统运作的深入分析。有些重大法律事件，公盟没有及时跟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劳动法和促进就业法，等。赵华老师同时还建议公盟的网站可以做的更为丰富和全面些。同时提醒公盟成员关注热点新闻的研讨会，及时组织理论界的人士和各种媒体进行探讨，以期提供最前端的理论。最后，赵华老师表达了他对公盟未来的希望：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杨鹏老师讲了三点：首先，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角度，杨老师肯定了公盟的建设者心态，公盟的整体风格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公盟多从个案入手，推进制度的建设和改良。既不是顺民的心态，也不是暴民的心态，而是一个公民的心态，拥有理性的、独立的思考。坦坦荡荡地参与社会建设。其二，杨老师谈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他说到听到贝布托被谋杀的消息对他的触动很大，很多国家在实现转型的时候，做法非常的简单，无论是菲律宾、伊拉克还是巴基斯坦，好像仅仅是一个选举的问题，一个宪政国家就好像是一辆车，是由好几万个零件构成的。可能选举是发动机，但是只有发动机，车是开不动的。宪政需要数以万计的因素整合起来。公盟做的每个个案就像是在打磨一个零件，制作出一个个合格的零件。宪政国家的建设绝对不像美国在伊拉克战中所鼓吹的，将萨达姆打倒，然后实行选举就可以完成，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很艰苦的、很耐心的、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为以后的宪政国家准备整部车的零件。这需要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艰苦的工作，通过为每个个案的维权，通过每个具体的事件，逐渐的完备整辆宪政车的部件，我们可以将现在的时代称为宪政零件的时代。最后，杨鹏老师提出了共赢转型的概念，并从这个角度，再次肯定了公盟的工作。共赢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的多数人是共赢的。在公盟发起的翠湖湿地调查中，可以发现许志永整合了很多的资源，并调动了人大代表。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人心会比较容易公正，大多数人都愿意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在很多案件中，并非没有共赢的条件。中国以后面临的是一个共赢转型，如果大家都有一种建设者的心态，为追求一个共赢的转型，转型才能够顺利进行。
在自由发言阶段，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邱建东先生就最近一年中国出现的多起公益诉讼案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公益诉讼要有理性的思考，要论证，不要背上烂诉之嫌；其次，不要一边倒认为就是好，要论证正当性，现在社会上已经有反对的声音了。已经从一边倒的欢呼声、赞美声变成了烂诉之嫌的声音。
中国律师观察中心主任赵国君先生谈到了再造新民和重新启蒙的概念，以自己最原初的体验来认识什么是政治，政治绝对是应该还原生活，是大家的事情，要让政治回到它的原初状态。政治家要讲究责任伦理，否则社会就会退回到野兽时代，而背离于与我们所期盼的美德政治。同时他还指出，我们不要忌讳说到革命。革命从来不是历史上一个瞬间的爆炸性事件或社会的巨大的转折，革命在于一个社会里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民国时代，民主共和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当时无论谁称帝都是政治上的不正确，这无论如何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功劳。今天什么是我们应当承担的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法制。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反法制的。法制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所有的行动者要特别注重为这个社会培育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同时，赵国君先生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反对别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警惕自己。这个社会比打到谁，反对谁更难的是建立一种好的制度；比建立一种号的制度更难的是怎么维护整个制度的运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公民的素质，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很不足的。当我们大谈民主之时，我们尤其要反思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认识。最后一点，他谈到，作为行动人物的我们要有一个社会协同进步的观念，要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和反对。社会进步都是多方合力的结果，要有社会协进的态度。
公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炜衡律师事务所的李霄霖律师说道：公盟是一群非常关心社会进步、社会正义的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能看到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但必定是将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件，并发出声音。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只要这种声音能存在，就是社会的某种进步。公盟能够存在，说明现在我们的社会、政府还是比较宽容的。同时，李霄霖律师肯定了公盟工作的巨大社会意义：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一个个案，而在于它是一个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从个案中引申出来的规则对社会进步具有很大意义。最后李霄霖律师给环保领域的组织人员拓展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中国有1.4亿老年退休人员，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如果能把这些人对环保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公盟研究员，瑞风律师事务所李方平律师谈到了公盟的定位：不仅是思想者、行动者，还是表达者。最近的五六年中，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正面的舆论宣传，法制真的深入人心。从2000年到现在，在法律学者，公益诉讼的行动者和律师的推动和参与下，先进的法制思想得到了正向的引导、表达和推进。真的可以说又实现了一个飞跃，由渐进到一种飞跃性的发展。公民的参与需要有人站出来说明制度性的原因，司法的改良和法制的变化，每一个事件，大家都要分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的思想要去追求一个社会正义，在这方面去求索。不再是泛泛而谈。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应该充当社会的表达者。
最后公盟理事，滕彪律师又一次谈到了“政治应该是美好的”这个话题。就如哈维尔所说的，政治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勾心斗角的东西，政治是要公民参与的美好的东西。政治是探讨好的制度、好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普通的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等问题的。
最后，滕彪律师谈到，一个人的责任是由它的环境决定的。在民主法制发达的情况下，西方的人可以不管社会，自己生活。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我们面临的个体责任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当看到很多的罪恶和不好的东西，违反了最基本的文明准则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要教育自己，要在这个进程当中学会处理事情，为一个新的制度建设做好准备。这是生命的要求！
此记录为公盟成员整理，同时感谢李肖霖律师提供的现场记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