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表现强烈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表现强烈。甚至出现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动。为什么会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问题？它对中国社会生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年秋天在欧洲举行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上，各国学者，民间人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台记者嵇伟采访了参加讨论的几名中国学者, 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何去何从。

采访录音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经历过几次高峰，包括辛亥革命和抗日运动，主要表现为民族整合与反抗侵略。199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重新在中国强势抬头。从1996年出版《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后的示威、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到2005年4月中国各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十多个大城市的反日活动，民族主义思潮在国民中普遍高涨，甚至出现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动，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度进入被某些学者称作\"高火险期\"的阶段。那么九十年代以来民族主义重新在中国大陆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认为，这是为了填充六四民运之后中国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

徐友渔: 民族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恢复。首先是因为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紧接着东欧和前苏联发生的巨变，使得原有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某种的真空。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学者，就向当局柬言要用民族主义来弥补意识形态，使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与亚太关系中心主席吴国光教授认为，前苏联的解体，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前车之鉴，因而大力提倡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

吴国光：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再次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发生了89年的事件，再加上东欧和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中国政权有意地鼓动民族主义，一方面，来代替已经缺乏凝聚力的马列主义，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众，支持这个 政权的合法性。再一个，政府看到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以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话，民族问题也可以变得很严重。所以，中国民族主义在90年代兴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整个所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区别。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以1989年的六四民运为分水岭。在1989年之前，媒体报道大多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亲西方和反传统的主流思想，而89年之后，媒体大力宣传的是政府弘扬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可以这么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当局为了转移六四之后公众的愤怒和政府的压力而有意鼓动起来的。中欧论坛的发起人、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的陈彦博士分析极端民族主义对整体民族利益的危害。

陈彦：所谓激进的民族主义，它在讲民族主义的时候，一定是以讲民族主义的名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且这个民族主义很可能就会被利用来破坏民主机制。因为从它的极端逻辑发展，它会是一个排他的，并说自己的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超过其它民族的民族利益，那么就会发生战争。从内部来讲，它会以民族的利益来抹煞个人的利益，以民族集体的名誉来抹煞个体的作用，个体的地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会被一小部分人利用，以民族的利益说话，以民族主义的名誉代表整体利益，其实可能损害了整体民族的利益。

徐友渔举了两个例子，显示民族主义中的狂热成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现实危险。

徐友渔：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狂热成分中包涵了很大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比方《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就主张要尽快地武力攻打台湾，这本书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大陆最提倡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陈明也鼓吹要下决心攻打台湾，他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要有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打二次，二次打不下可以打第三次，这叫做血战到底\"。我觉得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也是海峡两岸以民族主义的名义争执最激烈的话题。中国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认为，民族认同和心理认同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肖滨：很多台湾人认同他们是台湾人，不愿认同 他们是中国人。台湾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三通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谁都阻挡不了。但是海峡两岸真正要统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统一，就是认同的问题。

除了台湾问题，一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求自主与独立，也是北京的执政者头痛的问题，尤其在西藏和新疆。那么在共产党中国建国近六十年中，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是否平衡呢？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认为，中国的56个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

萧功秦：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般就是国主主义。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主体，应付外部的挑战压力，56个民族有利益的共同性，因为这种利益的共同性，针对外来的挑战压力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向心力。

但陈彦认为，中国当局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使用的是强权压制。

陈彦：现在国家往往像欧盟这种情况，组成一个联邦，这个联邦是自愿结合起来的。但是一个帝国呢，就是从上至下强加下去的。中国从传统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帝国的架构。那么，在这个帝国架构之上，中国政府目前把民族问题的处理看作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处理的。它还是个帝国的架构，如果放松，这个帝国可能就会垮掉，所以它不能够放松。当然同时它要维持帝国的架构，代价也很高。但是目前它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它必须维持这个架构，压制要求独立的声音，维持强权。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少数民族要求独立，是中国当局必须面对的难题。肖滨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给与少数民族更多文化上的自主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肖滨：中华民族是个多元体，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她包括藏族啊，维吾尔族啊，56个民族所组成。在政治上，它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它不是联邦制，单一框架上的民族区域自治。不管是在新疆还是在西藏都有些所谓分裂主义的声音，在学术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族群主义。确实有些非理性的，不健康的分裂主义倾向，统统可以把它与藏独、疆独连在一起。这个当然是中国构建一个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呢？我觉得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在文化上给他们更多的自主空间，尊重他们的宗教啊，包括语言选择的权利。让这些少数民族族群放弃分离主义。

萧功秦的看法是，独立不同于自主，独立会破坏中国整体民族的共同利益。

萧功秦：各个民族，各个族群都有它自己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独立，我觉得这一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脱离时代的观念。因为中国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它的利益共同性，只有在这个共同体共同在一种互相协作过程中，才可能群策群力，共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困难。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功的统治者会避免大民族沙文主义，用积极的民族主义精神去凝聚和整合各少数民族。吴国光认为，中国目前的大一统，却是靠专制来维持的。

吴国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这样一个认同，来排除其它的一些局部的认同。面对外部世界不断的强化，中华民族这时的认同是抹杀内部有分别的认同，比如说藏民族的认同啊，蒙古民族的认同啊，就使得它成为一个非常片面的带有压迫性的一个民族主义。就是现在这个大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完全是靠政治力，专制力来维持，没有解决民族之间的问题。

但是早在辛亥革命时，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是能够并行不悖的。而吴国光认为，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是反民主的。

吴国光：\"五四\"时代是中国民主意识觉醒的高峰时期，\"五四\"时代也是把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开端。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是把20世纪末的中国民族主义和1910年代，\"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做一个对比。\"五四\"时代为了寻求民族的富强，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认为这些东西是导致中国极贫，极弱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呢，就开始寻求民主。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崛起，它就排斥西方的东西，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反民主的。

中国目前民族主义表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复古，这种受政府提倡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萧功秦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在目前阶段有积极意义。

萧功秦：过分地热衷于西方化，就使得中国本土的文化出现断裂的趋势，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它的积极意义。它们更强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对传统的回归。通过对传统的回归，使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至于消失的无影无踪。

谈到全球化，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强势抬头的民族主义，与日益深入中国心脏的全球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吴国光：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因素，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和文化上的因素。随着全球化愈来愈深入到中国，中国对于自己文化主题性的丧失的焦虑愈来愈增强，在全球化中失去经济利益的群体呢也在增加，所以呢，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拥抱民族主义 。中国政府是主动地拥抱全球化，他们借助国际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由于这种经济的良好发展，维持现政权的合法性。在当今的中国，现政权-共产党政权和世界各国资本家合作，完全是全球化的利益获得者。

中国政府一改几十年闭关自守的形象，主动拥抱全球化，却引起了西方的警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威胁论。陈彦认为，西方国家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破坏目前的世界平衡。

陈彦：中国现在愈来愈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非洲中国的进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中国因为经济上的崛起，带来政治上的崛起，从政治上再转向军事上的加强。那么，是否会对世界局势的稳定带来威胁，打破目前世界这种平衡，都是西方非常关心的问题。

而吴国光认为，中国排外的民族主义和与西方价值准则的差异，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

吴国光：在今天，一个民族主义所主导的中国是比较排外的，当然就会引起中国和其他各个国家在价值观层面，在经济利益层面发生摩擦。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强调中国特有的东西，排斥西方的价值，这样呢，就使西方感觉到，无论中国怎样融入全球化，它是秉持另一套价值准则，所以会对西方形成一个挑战。

长期被看作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具有破坏现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消极性。萧功秦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萧功秦：几年以前，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执政者认为，他们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可以增加中国政府在对外谈判中的地位。但是，民族主义有一种不受控制地发展扩张和膨胀的趋势，它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损害整个政治稳定，甚至可能被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利用，来作为反对政府权威的一种手段。所以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无限扩张和膨胀具有消极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最近从九十年代的激进化正在向温和化转变，但是不管怎么转型，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仍然可能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表现强烈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表现强烈。甚至出现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动。为什么会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问题？它对中国社会生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年秋天在欧洲举行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上，各国学者，民间人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台记者嵇伟采访了参加讨论的几名中国学者, 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何去何从。

采访录音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经历过几次高峰，包括辛亥革命和抗日运动，主要表现为民族整合与反抗侵略。199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重新在中国强势抬头。从1996年出版《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后的示威、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到2005年4月中国各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十多个大城市的反日活动，民族主义思潮在国民中普遍高涨，甚至出现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的暴力行动，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度进入被某些学者称作\"高火险期\"的阶段。那么九十年代以来民族主义重新在中国大陆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认为，这是为了填充六四民运之后中国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

徐友渔: 民族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恢复。首先是因为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紧接着东欧和前苏联发生的巨变，使得原有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某种的真空。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学者，就向当局柬言要用民族主义来弥补意识形态，使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与亚太关系中心主席吴国光教授认为，前苏联的解体，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前车之鉴，因而大力提倡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

吴国光：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再次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发生了89年的事件，再加上东欧和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中国政权有意地鼓动民族主义，一方面，来代替已经缺乏凝聚力的马列主义，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众，支持这个 政权的合法性。再一个，政府看到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以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话，民族问题也可以变得很严重。所以，中国民族主义在90年代兴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整个所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区别。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以1989年的六四民运为分水岭。在1989年之前，媒体报道大多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亲西方和反传统的主流思想，而89年之后，媒体大力宣传的是政府弘扬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可以这么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当局为了转移六四之后公众的愤怒和政府的压力而有意鼓动起来的。中欧论坛的发起人、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的陈彦博士分析极端民族主义对整体民族利益的危害。

陈彦：所谓激进的民族主义，它在讲民族主义的时候，一定是以讲民族主义的名义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且这个民族主义很可能就会被利用来破坏民主机制。因为从它的极端逻辑发展，它会是一个排他的，并说自己的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超过其它民族的民族利益，那么就会发生战争。从内部来讲，它会以民族的利益来抹煞个人的利益，以民族集体的名誉来抹煞个体的作用，个体的地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会被一小部分人利用，以民族的利益说话，以民族主义的名誉代表整体利益，其实可能损害了整体民族的利益。

徐友渔举了两个例子，显示民族主义中的狂热成分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现实危险。

徐友渔：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狂热成分中包涵了很大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比方《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就主张要尽快地武力攻打台湾，这本书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大陆最提倡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陈明也鼓吹要下决心攻打台湾，他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要有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打二次，二次打不下可以打第三次，这叫做血战到底\"。我觉得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也是海峡两岸以民族主义的名义争执最激烈的话题。中国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认为，民族认同和心理认同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肖滨：很多台湾人认同他们是台湾人，不愿认同 他们是中国人。台湾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三通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谁都阻挡不了。但是海峡两岸真正要统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统一，就是认同的问题。

除了台湾问题，一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求自主与独立，也是北京的执政者头痛的问题，尤其在西藏和新疆。那么在共产党中国建国近六十年中，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是否平衡呢？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认为，中国的56个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

萧功秦：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般就是国主主义。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主体，应付外部的挑战压力，56个民族有利益的共同性，因为这种利益的共同性，针对外来的挑战压力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向心力。

但陈彦认为，中国当局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使用的是强权压制。

陈彦：现在国家往往像欧盟这种情况，组成一个联邦，这个联邦是自愿结合起来的。但是一个帝国呢，就是从上至下强加下去的。中国从传统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帝国的架构。那么，在这个帝国架构之上，中国政府目前把民族问题的处理看作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处理的。它还是个帝国的架构，如果放松，这个帝国可能就会垮掉，所以它不能够放松。当然同时它要维持帝国的架构，代价也很高。但是目前它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它必须维持这个架构，压制要求独立的声音，维持强权。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少数民族要求独立，是中国当局必须面对的难题。肖滨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给与少数民族更多文化上的自主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肖滨：中华民族是个多元体，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她包括藏族啊，维吾尔族啊，56个民族所组成。在政治上，它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它不是联邦制，单一框架上的民族区域自治。不管是在新疆还是在西藏都有些所谓分裂主义的声音，在学术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族群主义。确实有些非理性的，不健康的分裂主义倾向，统统可以把它与藏独、疆独连在一起。这个当然是中国构建一个多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呢？我觉得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在文化上给他们更多的自主空间，尊重他们的宗教啊，包括语言选择的权利。让这些少数民族族群放弃分离主义。

萧功秦的看法是，独立不同于自主，独立会破坏中国整体民族的共同利益。

萧功秦：各个民族，各个族群都有它自己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独立，我觉得这一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脱离时代的观念。因为中国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它的利益共同性，只有在这个共同体共同在一种互相协作过程中，才可能群策群力，共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困难。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功的统治者会避免大民族沙文主义，用积极的民族主义精神去凝聚和整合各少数民族。吴国光认为，中国目前的大一统，却是靠专制来维持的。

吴国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一个中华民族整体的这样一个认同，来排除其它的一些局部的认同。面对外部世界不断的强化，中华民族这时的认同是抹杀内部有分别的认同，比如说藏民族的认同啊，蒙古民族的认同啊，就使得它成为一个非常片面的带有压迫性的一个民族主义。就是现在这个大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完全是靠政治力，专制力来维持，没有解决民族之间的问题。

但是早在辛亥革命时，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是能够并行不悖的。而吴国光认为，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是反民主的。

吴国光：\"五四\"时代是中国民主意识觉醒的高峰时期，\"五四\"时代也是把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开端。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是把20世纪末的中国民族主义和1910年代，\"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做一个对比。\"五四\"时代为了寻求民族的富强，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认为这些东西是导致中国极贫，极弱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呢，就开始寻求民主。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崛起，它就排斥西方的东西，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反民主的。

中国目前民族主义表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复古，这种受政府提倡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萧功秦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在目前阶段有积极意义。

萧功秦：过分地热衷于西方化，就使得中国本土的文化出现断裂的趋势，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它的积极意义。它们更强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对传统的回归。通过对传统的回归，使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至于消失的无影无踪。

谈到全球化，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强势抬头的民族主义，与日益深入中国心脏的全球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吴国光：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因素，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和文化上的因素。随着全球化愈来愈深入到中国，中国对于自己文化主题性的丧失的焦虑愈来愈增强，在全球化中失去经济利益的群体呢也在增加，所以呢，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拥抱民族主义 。中国政府是主动地拥抱全球化，他们借助国际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由于这种经济的良好发展，维持现政权的合法性。在当今的中国，现政权-共产党政权和世界各国资本家合作，完全是全球化的利益获得者。

中国政府一改几十年闭关自守的形象，主动拥抱全球化，却引起了西方的警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威胁论。陈彦认为，西方国家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破坏目前的世界平衡。

陈彦：中国现在愈来愈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非洲中国的进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中国因为经济上的崛起，带来政治上的崛起，从政治上再转向军事上的加强。那么，是否会对世界局势的稳定带来威胁，打破目前世界这种平衡，都是西方非常关心的问题。

而吴国光认为，中国排外的民族主义和与西方价值准则的差异，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

吴国光：在今天，一个民族主义所主导的中国是比较排外的，当然就会引起中国和其他各个国家在价值观层面，在经济利益层面发生摩擦。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强调中国特有的东西，排斥西方的价值，这样呢，就使西方感觉到，无论中国怎样融入全球化，它是秉持另一套价值准则，所以会对西方形成一个挑战。

长期被看作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具有破坏现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消极性。萧功秦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萧功秦：几年以前，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执政者认为，他们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可以增加中国政府在对外谈判中的地位。但是，民族主义有一种不受控制地发展扩张和膨胀的趋势，它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损害整个政治稳定，甚至可能被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利用，来作为反对政府权威的一种手段。所以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无限扩张和膨胀具有消极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最近从九十年代的激进化正在向温和化转变，但是不管怎么转型，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仍然可能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