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权力高层发出了“依法治国”的“前进信号”。一时间电视、报纸大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还讲“依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过，宣传的浪潮刚起来，接着又像要退潮。是不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但确实值得比过去认真一点看待中国的宪法了。

中国的宪法本来不值一提，它对指导国家政治不起什么作用。反过来，宪法倒需要时不时地修改，以迎合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所以有1954、1975、1978、1982四个正式的宪法版本，还有多个修改版。政治变化在前，宪法跟随其后。例如，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有当时的畸形政治下才可能出现的文字，像“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才过了一年（1971年9月13日），林副统帅死了。所以1975年的正式宪法是另一个样子。之后，随着文革结束并被否定，1975年宪法中的文革色彩，比如“革委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又要去除了，于是又有了1978年的宪法。紧接着，改革开放让1978年宪法也不合时宜了，又有了1982年的宪法。之后又进行了四次修正，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修正版宪法。总之，中国的宪法根本不是奠定国家大厦的基石，不是国家政治依从宪法，而是宪法依从政治局面。

不过，此处放下中国宪法的地位问题，只说说宪法中的一处致命伤。如果一如从前，就没必要说，反正宪法只是一本“应景的小册子”。但是，如果真想拿宪法当回事，真要“依宪治国”了，这个致命伤就会发作，使宪法难以“活起来”。其实，宪法的致命伤是个明摆着的老问题：它包含一些根本就没打算实行的条款。有的原本也实行不了，自相矛盾。本文只说一条：究竟党中央大，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宪法自相矛盾。

宪法中写了：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宪法中又写：人民要由共产党领导。那么，代表人民的人大当然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不是人大了，而是党中央。显然，这里前后矛盾。

文字有矛盾，实际中无矛盾。党中央一直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所在。人大和政协以“举手机器”和“花瓶”著称，从不挑战党的领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写明白，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中央？答案也显而易见，这么写有点“野蛮”，不像个现代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可算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虽然相当一些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很看不上眼。可是在写宪法时，却不由自主地仿照“西方那套”。

在西方国家里，都是全国人大（人家叫议会）权力最高。虽然也有个执政党掌权，但是，第一，执政党掌握的只是政府行政权，权力受到相当限制，必须在法律的框框之内行事。政府无权改变或新增法律，那是议会的职权。议会才有权立法，给政府画“框框”。而且议会往往也不能动宪法，若要修改宪法，一般要搞全民公投，征求全国人民的同意才行。第二，每隔三四年，全国人民就要用选票重新选择一次，执政党若干得不好就赶他下台，换一个党试试。

西方的这套建立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上，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人平等”。从“人人平等”出发，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只能归全国人大。因为党员与非党员平等，党员少于全体人民，党中央的权力就必须低于代表全体人民的人大。所以中国的宪法也不能不写人大的权力最高，如果还想被看作现代文明国家。

但是，共产党又绝不想放弃权力垄断，决不允许其他的党或组织来竞争权力，决不允许人大的权力在党权之上。这个矛盾就是“致命伤”的病根，很难医治。共产党坚持权力垄断的决心不会动摇。也无人能撼动这个权力垄断（至少在短期内）。同时共产党又决不想实话实说，在宪法中写明党的权力最高，而不是人大。脸面也非要不可。

写宪法的人肯定曾颇费心机，让这个矛盾在文字上不那么明显，把“人大权力最高”写在宪法正文的明显位置，把“党领导人民”写在不显眼的序言里，而且只写“领导人民”，不写“领导人大”，以免被一眼看破。还有人试图用更“彻底”的办法，把“人大权力最高”和“党领导人大”的矛盾消除：宣称党的领导就是人民的意愿，就是人民的选择，那么“党权最高”岂不正是“人民权力最高”的体现？确实，中国人民的多数曾经在国共内战时期明确地选择了共产党。但是，如此就能“一选定终身”了么？从此“共产党朝代”就“江山万年长”了？这可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

其实，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虽然距离“人民的明确选择”时间上最近，却是四部宪法中对“共产党领导”表达得最含糊不清的。它在序言中承认了共产党的功绩，但对于党在未来的领导权呢，仅仅说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战线今后将发挥它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明确地说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一方面，它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也许，1954年宪法更多地反映了共产党之外的声音。尔后，经过1957年反右，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宪法就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意愿来写了。

设想，如果今天全体中国人民完全自由地再选择一次，可以肯定，多数人还会选择共产党执政。除了共产党，还有哪股政治力量有能力掌控偌大的中国？在保持社会秩序和可能的混乱之间，多数人还能怎么选择？必须指出，这样的局面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任何可能的政敌都被公安局消灭在萌芽中了。任何明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都被禁绝。这个话题不多说，只补充一点：如果一切权力真的属于全体人民而非一部分，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下，试图以和平方式与共产党争权力的组织就应该是符合宪法的，而不是“反党集团”，“反革命组织”。不过，这样的组织也可以被认定是违法的，因为背离了宪法条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两种矛盾的结论来自矛盾的宪法。

再回到“党代表人民”。这个说法的最高版本是“三个代表”之一的“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这话讲得太蛮横。首先，此话应该由“授权方”讲：比如，“你的作为符合我的利益，你可以代表我”。这话不能反过来，由想被授权的人不由分说地告诉授权方：“我过去一直代表你，今后我要继续代表你”。第二，此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在1966年党中央通过决议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显然就没有“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还有搞大跃进，搞反右的时候，党中央又代表什么呢？

最后再回到宪法的矛盾。如果真要“依宪治国”，首先要消除宪法的矛盾，然后才谈得上贯彻宪法。如果“党权最高”无可更改，就别再写人大的权力最高。还有其它所有不打算实行的条款都要剔除，像什么“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之类的。如果还把“虚假的条款”写进宪法，宪法也就继续是个“虚的”。有书中写道，文革时刘少奇曾遭受造反派围攻，他手执一本宪法，试图以此保护他的基本公民权利，但是毫无作用。如果今天的宪法继续包含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实行的条款，那么宪法的效力也会依旧像在刘少奇手中那样，仅仅是一本小册子。

最近，中国的权力高层发出了“依法治国”的“前进信号”。一时间电视、报纸大讲法治，讲“依法治国”，还讲“依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过，宣传的浪潮刚起来，接着又像要退潮。是不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但确实值得比过去认真一点看待中国的宪法了。

中国的宪法本来不值一提，它对指导国家政治不起什么作用。反过来，宪法倒需要时不时地修改，以迎合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所以有1954、1975、1978、1982四个正式的宪法版本，还有多个修改版。政治变化在前，宪法跟随其后。例如，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有当时的畸形政治下才可能出现的文字，像“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才过了一年（1971年9月13日），林副统帅死了。所以1975年的正式宪法是另一个样子。之后，随着文革结束并被否定，1975年宪法中的文革色彩，比如“革委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类的，又要去除了，于是又有了1978年的宪法。紧接着，改革开放让1978年宪法也不合时宜了，又有了1982年的宪法。之后又进行了四次修正，目前最新的是2004年修正版宪法。总之，中国的宪法根本不是奠定国家大厦的基石，不是国家政治依从宪法，而是宪法依从政治局面。

不过，此处放下中国宪法的地位问题，只说说宪法中的一处致命伤。如果一如从前，就没必要说，反正宪法只是一本“应景的小册子”。但是，如果真想拿宪法当回事，真要“依宪治国”了，这个致命伤就会发作，使宪法难以“活起来”。其实，宪法的致命伤是个明摆着的老问题：它包含一些根本就没打算实行的条款。有的原本也实行不了，自相矛盾。本文只说一条：究竟党中央大，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宪法自相矛盾。

宪法中写了：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宪法中又写：人民要由共产党领导。那么，代表人民的人大当然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不是人大了，而是党中央。显然，这里前后矛盾。

文字有矛盾，实际中无矛盾。党中央一直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所在。人大和政协以“举手机器”和“花瓶”著称，从不挑战党的领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写明白，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中央？答案也显而易见，这么写有点“野蛮”，不像个现代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可算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虽然相当一些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很看不上眼。可是在写宪法时，却不由自主地仿照“西方那套”。

在西方国家里，都是全国人大（人家叫议会）权力最高。虽然也有个执政党掌权，但是，第一，执政党掌握的只是政府行政权，权力受到相当限制，必须在法律的框框之内行事。政府无权改变或新增法律，那是议会的职权。议会才有权立法，给政府画“框框”。而且议会往往也不能动宪法，若要修改宪法，一般要搞全民公投，征求全国人民的同意才行。第二，每隔三四年，全国人民就要用选票重新选择一次，执政党若干得不好就赶他下台，换一个党试试。

西方的这套建立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上，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人平等”。从“人人平等”出发，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只能归全国人大。因为党员与非党员平等，党员少于全体人民，党中央的权力就必须低于代表全体人民的人大。所以中国的宪法也不能不写人大的权力最高，如果还想被看作现代文明国家。

但是，共产党又绝不想放弃权力垄断，决不允许其他的党或组织来竞争权力，决不允许人大的权力在党权之上。这个矛盾就是“致命伤”的病根，很难医治。共产党坚持权力垄断的决心不会动摇。也无人能撼动这个权力垄断（至少在短期内）。同时共产党又决不想实话实说，在宪法中写明党的权力最高，而不是人大。脸面也非要不可。

写宪法的人肯定曾颇费心机，让这个矛盾在文字上不那么明显，把“人大权力最高”写在宪法正文的明显位置，把“党领导人民”写在不显眼的序言里，而且只写“领导人民”，不写“领导人大”，以免被一眼看破。还有人试图用更“彻底”的办法，把“人大权力最高”和“党领导人大”的矛盾消除：宣称党的领导就是人民的意愿，就是人民的选择，那么“党权最高”岂不正是“人民权力最高”的体现？确实，中国人民的多数曾经在国共内战时期明确地选择了共产党。但是，如此就能“一选定终身”了么？从此“共产党朝代”就“江山万年长”了？这可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

其实，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虽然距离“人民的明确选择”时间上最近，却是四部宪法中对“共产党领导”表达得最含糊不清的。它在序言中承认了共产党的功绩，但对于党在未来的领导权呢，仅仅说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战线今后将发挥它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明确地说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一方面，它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也许，1954年宪法更多地反映了共产党之外的声音。尔后，经过1957年反右，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宪法就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意愿来写了。

设想，如果今天全体中国人民完全自由地再选择一次，可以肯定，多数人还会选择共产党执政。除了共产党，还有哪股政治力量有能力掌控偌大的中国？在保持社会秩序和可能的混乱之间，多数人还能怎么选择？必须指出，这样的局面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任何可能的政敌都被公安局消灭在萌芽中了。任何明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都被禁绝。这个话题不多说，只补充一点：如果一切权力真的属于全体人民而非一部分，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下，试图以和平方式与共产党争权力的组织就应该是符合宪法的，而不是“反党集团”，“反革命组织”。不过，这样的组织也可以被认定是违法的，因为背离了宪法条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两种矛盾的结论来自矛盾的宪法。

再回到“党代表人民”。这个说法的最高版本是“三个代表”之一的“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这话讲得太蛮横。首先，此话应该由“授权方”讲：比如，“你的作为符合我的利益，你可以代表我”。这话不能反过来，由想被授权的人不由分说地告诉授权方：“我过去一直代表你，今后我要继续代表你”。第二，此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在1966年党中央通过决议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时，显然就没有“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还有搞大跃进，搞反右的时候，党中央又代表什么呢？

最后再回到宪法的矛盾。如果真要“依宪治国”，首先要消除宪法的矛盾，然后才谈得上贯彻宪法。如果“党权最高”无可更改，就别再写人大的权力最高。还有其它所有不打算实行的条款都要剔除，像什么“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之类的。如果还把“虚假的条款”写进宪法，宪法也就继续是个“虚的”。有书中写道，文革时刘少奇曾遭受造反派围攻，他手执一本宪法，试图以此保护他的基本公民权利，但是毫无作用。如果今天的宪法继续包含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实行的条款，那么宪法的效力也会依旧像在刘少奇手中那样，仅仅是一本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