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日上午，我刚到杂志社，就听说杜老夫人续志先病逝，享年94岁，属于高寿。杜老比夫人小一岁，二人相濡以沫70载，感情甚笃。杜老如何承受打击，令人担忧。我对冯立三说，这事说不定预示着《炎黄春秋》的大限。
续志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那天吊唁者甚多，隆重程度高过同时举行遗体告别的李洪林。我知道，好多人都是因《炎黄春秋》而来。丧事结束后，杜老血压升高，住进了协和医院。
第七期轮我担任执行主编。我在编辑部提议，7月是《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应当纪念，把支持《炎黄春秋》的领导人题辞展示出来。如果25周年不作纪念文章，就不会有30周年了。大家同意，于是策划了两篇相关文章。当时没想到，就是这期杂志，为老炎黄画上句号。
这一期我还编发了沈敏特一篇来稿。沈敏特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未曾谋面。2015年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一文被军方媒体刊发后，沈教授仗义执言，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此后，他在《炎黄春秋》连发数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议邀请沈教授参加炎黄春秋编委会，我给沈教授去电话征求意见，他欣然同意。但杂志社内部开会时又决定增加编委的事缓一缓，直到《炎黄春秋》出事，也没有在版权页上补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样排出后，我用电邮发给沈教授过目，他来信说：“清样已见，校对很认真，没有看到错字错句。也可以说，我对修改稿没有意见。谢谢！顺便提一个建议，并非针对这篇稿子，而是反映几个青年读者的意见，他们说《炎黄春秋》是给年青人长见识的好刊物，但文风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严谨没问题，情和趣少了一点。我深知炎黄的处境，没有十二分的严谨是不行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年青读者，也不妨给情与趣适度的空间；我记得鲁迅有个说法，即文章要有一点闲色为好。供参考！”我给他回信：“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但也钟情文学，写过一些评论文学的文章。所以对于您说的闲色十分认同。前几年我编过一套背影书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数文章既有厚重的历史内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冯都是2014年底进入炎黄春秋的。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编辑趣味和编辑伦理，但我们没有终审权，只能在现有的格局里做事。有些文章被删得只剩几根骨头，并非我们的本意。希望您能谅解。炎黄的处境可谓风雨飘摇，一年前我还想如何更上层楼，现在只能勉力维持了。多谢您的支持！”
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无奈。我参与《炎黄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设想。经手一些好稿因为篇幅所限，编发时伤筋动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陈仁炳》，全文27000字。87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亲自把外甥女撰写的这篇文章送到编辑部。我一看史料价值颇高。右派大规模改正时，中央决定保留章伯钧等五人不予改正，证明反右运动之必要。当时五人中只有陈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为何不予以改正？后来是怎样的命运？公众知之甚少。而陈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传，不曾出版。茅青因为亲属关系，得到了陈仁炳女儿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详实，文笔也堪称上乘，生动细节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颇为踌躇。当即给作者去信：“拜读后感到内容十分厚重，文笔也很好，让我似有读章诒和的感觉。只是炎黄内部规定文章一般不超过万字，个别特殊情况也只能放宽到一万二、三千字。如何处理，我想和编辑部的同仁沟通一下，尽量放宽篇幅。但无论怎样放宽，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在炎黄发表后将全文在网上披载。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将文章压缩至15000字，但终审时仍然被砍到12000字。回想数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诒和的大作，嘱冯克力在《老照片》发表时不要删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炎黄春秋》不能坚持这种充分尊重优秀作者的编辑伦理，内心不免留下诸多遗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后，我当即把全文推荐给共识网，发表后马上点击量居首，算是有所弥补。
《炎黄春秋》来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还有许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这个平台上发声。2015年我就建议增加印张，从96页扩展到144页，定价相应提高到15元，以便容纳一些篇幅较长的佳作。免得对文章大杀大砍，编辑费了力，作者还不愉快。但是，2015年期刊年检手续一直被搁置，改变印张和定价都必要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办手续，所以这项建议在杂志社内部提不上议程。转眼到了2016年，刊物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扩版之事就更谈不上了。
7月中旬，不祥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13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向《炎黄春秋》宣布了人事改组决定，撕毁了2014年12月的协议，并马上派人进驻，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的夺权大戏。杜老主导的《炎黄春秋》，从此戛然而止。
在此期间，我在办公室见过郝庆军一面。他说，想约陈剑澜与我和老冯一起商议编辑事宜。我说，在艺术研究院与杜老达成共识以前，一切免谈。我们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面对历史。又过几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发来公函，称聘我为副总编辑，如五日之内不答复，视为接受聘任。我明确表示，与杜老共进退。杂志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与杜老同进退，的确出于我对历史的感悟。《炎黄春秋》创办25年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成为中国大陆政界、学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平台，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个月，接触了不多作者、读者，他们对杂志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难以言表。
回望中国现代报刊史，《炎黄春秋》的确有其特殊意义。虽然，在当下中国，炎黄并非一枝独秀。三年前，有《南方周末》与之南北并誉。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1980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学文革报》，1950年代海峡对岸有《自由中国》，延伸到民国年代，更有新记《大公报》，《观察》等一大批报刊杂志，都曾引领风骚。现代报刊从晚清传入中国大地以后，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传统，前赴后继，延绵至今。一个传统是国家的喉舌，党的喇叭，一个传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清朝的帝政，到民国的军政、训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进入宪政的境地。掌握国家权柄者视独立声音为敌手，区别只在对报刊的管控或张或驰。每当强权使出重手，处于弱势的报刊总不免悲剧的命运。不同点在于有的是扼杀致死，斩立决；有的是慢刀阉割，失去雄风。前面列举的报刊都已载入史册，他们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数月，如《中学文革报》，一般为数年，最长者如新记《大公报》，从1928年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到1949年按官媒党报的模式改造，驰骋了21年。《南方周末》1984年诞生，2013年被斩首，好光景有29年，然其间更换过数位主政者，成色有差异，风格有起伏。《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到2016年7月“玉碎”，主政者始终为杜导正一人，一直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谓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在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黄春秋》必将写下有声有色一页。在人类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长途上，也将留下不寻常的足迹！
我和杜老原先并无私交，只是一般性认识。到《炎黄春秋》上班后，才和他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像他这样自觉以政治家办刊定位者，十分罕见。长期以来，他为了刊物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一直声称自己是体制内改良派。如果《炎黄春秋》一开始就以更加激进的姿态莽撞行事，莫说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中周旋25年，能否存活几天都很难说。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家的言行不同于文人单打独斗。公开言论要有分寸，有些想法只能引而不发。其实，他对置身其间的政治体制，对从少年时代便参与的革命，均有深刻的反思。他当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党国序列里算是一个高官。对他的人生价值而言，这并不重要。在中国，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数以千计，有资格青史留名者却实在数不出几个。因为多数高官对文明并无独特贡献。而杜老退出官位后，年近七旬时却开启了新的事业——创办《炎黄春秋》。我曾见他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这种的鲜明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的文史刊物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成为中国人向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那些靠垄断思想、钳制舆论推行愚民政策的权势者，总感到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杜导正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广泛团结国内向往民主宪政的健康力量，其中既有胡赵余部的离休高干，有红二代中的开明人士，还有学界自由知识分子，巧妙周旋，让他们打不死，除不掉，居然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风波发生以后，他在7月下旬举行的《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的纪念会上还演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决心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奋斗到死！立德、立言、立功，人生三不朽，莫过于此。
《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领导者》、共识网也相继沦陷，一些在国内影响较大又有独立追求的报纸、杂志，有的改组了领导班子，有的被兼并重组，中国大陆的舆论生态，有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冬天终于来了。
但我还是不免想起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