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自然含义是什么？其本身的逻辑大前提是什么？保守与革命的契合点在哪里？

 

 

 

 

（图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保守主义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思想界的显学。美国保守右翼新近数年的政治进展，又刺激了中国民间保守主义思潮的脉动。目前关于保守主义内涵的争议日渐丰富、多元，这样潜含不同的理论基因的争议，对于思想学术而言，可谓颇佳的生长资源。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尝试运用哲学批判，更简化地思考若干深层问题。

 

 

 

 

        保守惯例，保守传统，保守规则秩序，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一般含义。

        这样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优点在于保守的自然性：前面很顺，后面可以接着来。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指汉语日常语言中的自然而然、顺势而为，而且还指上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老子所言的“自然”，即：自主而且具有深层因果关系。现有的惯例、传统、规则秩序，由于美好、实用、合和圆润，所以需要保守。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的”命题，从某种角度即包含了这一层含义，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由于在生存能力或价值规范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比较优势，所以被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柏克关于“传统是有机的”论断可能指的也就是这层含义：某种传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不可轻易割裂或摧毁之。

        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缺点在于，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都是集群性存在（集群性，既包括整体性结构，如国家，也包括扁平结构，如科学共同体）及其秩序，作为现代文明核心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权，并没有真正得到保守主义的基础性确认和主要追求。比如柏克曾强烈主张大革命时的法国应当保守天主教会的财产权，被保守对象即是天主教会。尽管保守惯例和规则秩序在很多场合都间接地指向了保护个人自由，但其主要和直接的目标还是在保守一种宏观秩序和环境存在，个人自由并没有被当作保守的第一目标。这一保守集群性存在的惯性，导致了历史上不少保守主义潮流易于变形、沦落为对泯灭个人的集体主义目标的保守。

        由此看来，国内流行的“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的立论，似是特设义、添加义，而不是保守主义的本义、日常义。

 

 

 

 

        保守主义的问题树，生长于变革环境中。

        按照普遍的同情性理解，可容忍的、较合理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与进步，而是反对整体主义的全盘改造、一步到位，反对变革过程和变革手段的暴烈、强负面效应。在变革的结构内容和过程节奏方面，健康的保守主义一般主张：变革是可以的，但需要步步积累，而不能摧毁一切、全盘翻新；变革进程可以较为稳健、缓慢、节制一点。

        如此看来，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全盘重建论、暴烈变革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强激进主义。

        全盘重建论，有另一种说法，叫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般也被称为建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其哲学基础是认为社会存在的宏观结构是整体主义的，从整体上看，旧的基本上就是旧的，新的基本上就是新的，宏观秩序的变革和进步仅仅只能全盘破旧、全盘立新，没有中间亚稳态可以选择、停留，一个“基本上如此”的极简裁断，暴露了全盘重建论的整体主义灵魂。通过与其对立面全盘重建论的相互映射，我们可以发现，保守主义原来潜藏着这样一种逻辑大前提：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并不是整体主义存在，而是多元离散的空间结构秩序、多环节局部自洽（亚稳态）的过程秩序，社会变革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变革，而不至于沦为畸形紧张或癌变性撕裂形态。所以，保守主义本质上是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

        暴烈变革论，其实质是斗争美学、暴力美学，在它看来，旧即是恶与丑、新即是善与美，暴烈的除旧布新行为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生命审美快感，于是变革手段和过程的“暴烈性”本身构成为一种理想价值尺度。这种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哲学实质，是把历史看作是一盘大棋，创造和占有这种暴烈美、暴力美的个人或群体是历史的操盘手，作为暴烈过程的组成要素的新旧存在（人、秩序、文化、文物等等）不过是大棋中的小卒，可以被摆布、牺牲、磨灭——这构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即变化过程的整体主义。与这种“一盘大棋论”即过程整体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指的即是理解变革过程的多元化、日常化、混杂性，将新与旧看成好像是一个大家族内的成员，对旧采取欣赏、惋惜态度，对暴烈性地彻底铲除旧，则感到颇有一些于心不忍。基于这种缺乏敌对激情的博爱情怀，处处优先地强调温和、妥协、包容，乃是保守主义的内在品质，在它看来，温和即是善，新与旧的大妥协、化旧为新、化敌为友的“戏剧性”即是美。这种悲天悯人、中和平易、混沌朦胧的美学，与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相比，完全是不同的审美趣味。

        在自然物理意义上，站在强激进的社会整体主义和过程整体主义的对立面，保守主义视野中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较为离散、可分割的多元扁平结构，一种类似于部落联盟式的集群性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一判断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自然物理基础性陈述，或其世界观性质的预设（这里仅仅在需要充足理由论证含义上谈“预设”），也可以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逻辑大前提。健康的保守指的是对多元扁平的社会秩序的不同部分或侧面加以区别对待，把其中的旧的好东西守住，而其中的坏东西不妨予以抛弃或改造。在不可逆转的时间链条上，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健康的保守可以看作是对变革的一种平衡，把过于激烈、负面效应较重的变革朝回拉。

        我们还可从控制论、信息论角度解读保守主义的信息内涵：保守指的是以既有的规则秩序为保守基点，对于变革内容所作的负反馈，以及对于变革节奏所作的负反馈，保守主义理论即是对这种集群性变革行为的负反馈机制的文化表达。

 

 

 

 

        基于上述哲学实质解析，健康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化，亦不反对革命，它仅仅反对整体主义的彻底革命。

        健康的保守主义往往是懒惰的，它通常主张，在现有规则秩序没有出现重大错误、不适和危机时，不宜使用过于猛烈的变革手段，如果收益不能远远大于负担，则不必变法。然而，当事态由于因循守旧或者外部挑战严峻而危机重重之际，健康的保守主义也并不坚守独断偏执的整体主义式守旧，并不抗拒重大变革或革命的“必然性”。

        有一种革命中的保守主义，所谓革命的中派，或者革命的中庸之道，在几乎每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中都公开或隐秘地存在着。革命中的保守主义不是反革命，而是现实的、操作型的理想主义，它往往在革命的大势到来之际，通过系统集成的负反馈手段，把“真正的革命”现实地做成。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按其本质，不是手段的暴烈，而是目的的人道理想化；不是纯粹模仿，而是内容的原创。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真正的革命不是武德，而是文德，是原创的文德。靠喊打喊杀无法催生文德，真正的革命总是首先悄然诞生于孤独寂寞的研究室内。

        在历史性的原创尚未通过艰辛积累和连续突破而实现、现代文明的文德尚未借助知行合一和内省升华而普遍养成和凝聚之前，真正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

        根据社会存在本身的内在性质，一般而言，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革命可以渐进，但政治制度的革命在本质上是激进的，因为制度变革的每一步都是在改变普遍性规则，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出现相应的重大变化。最近二十年来流行的“渐进民主论”从根本上即是一种反自然的伪说，作为攸关基本人权的普遍规则集群的新旧转换，民主变革是可以分批分批地进行的，但其每一步都是普遍规则的革命性变革，政治民主化因此本质上是一场激进革命——即使如此“本质激进”，政治民主革命也不宜打破步步转换的稳健节奏，强行推动一步到位、全盘重建，否则很可能引发某种畸变或大倒退。激进中的保守，亦即革命的中庸之道，是今日中国政治转型不能不首重的操作原理。

        自由思想家刘军宁如是说：“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就手段文明而言，保守主义革命的典范是近代英国的光荣革命，与当代东欧诸国、西班牙、韩国的和平转型。过去一年，我在中国各地走动，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更加确信：对于保持着长期和平与经济增长、内部没有发生大撕裂的当今中国而言，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这种负反馈的政治平衡思维，是绝对主流的民意，这一保守的国民基调其实是中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最好土壤，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一亿万主权者的主流意愿，无人有权悖逆。尽管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路径在逻辑上存在着七八种可能，但中国民间温和右派的操作思维日渐趋于优先选择保守主义革命类型，首先出于悲天悯人的高度善意，其次亦出于渊深海阔的大智慧。

        就内容革命而言，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最好仅仅推动政治制度的革命、社会自治的革命，而不是谋求一次性彻底解决产权、分配、历史、文化诸需求的整体主义革命和全面革命。目标过大、用力过猛必定诱导危险的高集权，议题太多、妥协过度必定导致重叠共识被摊薄。

        就阻止、阻滞政治转型而言，基于整体主义的守旧哲学和逆向的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积极行动，恰恰是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推手，因为其严重违背了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的主流民意，保守的主流民意之强劲反弹将导向民间普遍的政治觉醒，亦将催动体制内的集约结构步步转为次多元、次扁平。此时，一个并非危如累卵、刻不容缓的国际环境，以及民间主流的温和、善意、包容、保守性的思想环境，有可能助推主要的参与性政治变量传染性地逐批作出重大调整，其间，那种导向官民妥协、全民共识的大势将日渐累积。这种大势到底崛起耸立到何等高度？目前似乎无法测量和评估。但从保底层面而言，它至少已经成为一级主演的政治趋向之一。面对巨型国家的探险性前路、主流的政治平衡民意、“和的收益远高于斗”的诱惑性态势，所有的来自各种政治变量的折腾都属于某种用力过度，都是一种反自然的乐祸喜乱，因而也都是对于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助推。由此而言，保守主义革命模式不是极端激进主义所谓的“幼稚幻想”，它不过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天道好还”哲理的某种重述。在各种不可预知的“还”的自然进程中，出于纯正的人道理想考量，我个人更偏爱那种揉面团、大团圆的混沌朦胧路径。 

 

 

 

 保守的自然含义是什么？其本身的逻辑大前提是什么？保守与革命的契合点在哪里？

 

 

 

 

（图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保守主义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思想界的显学。美国保守右翼新近数年的政治进展，又刺激了中国民间保守主义思潮的脉动。目前关于保守主义内涵的争议日渐丰富、多元，这样潜含不同的理论基因的争议，对于思想学术而言，可谓颇佳的生长资源。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尝试运用哲学批判，更简化地思考若干深层问题。

 

 

 

 

        保守惯例，保守传统，保守规则秩序，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一般含义。

        这样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优点在于保守的自然性：前面很顺，后面可以接着来。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指汉语日常语言中的自然而然、顺势而为，而且还指上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老子所言的“自然”，即：自主而且具有深层因果关系。现有的惯例、传统、规则秩序，由于美好、实用、合和圆润，所以需要保守。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的”命题，从某种角度即包含了这一层含义，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由于在生存能力或价值规范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比较优势，所以被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柏克关于“传统是有机的”论断可能指的也就是这层含义：某种传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不可轻易割裂或摧毁之。

        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缺点在于，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都是集群性存在（集群性，既包括整体性结构，如国家，也包括扁平结构，如科学共同体）及其秩序，作为现代文明核心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权，并没有真正得到保守主义的基础性确认和主要追求。比如柏克曾强烈主张大革命时的法国应当保守天主教会的财产权，被保守对象即是天主教会。尽管保守惯例和规则秩序在很多场合都间接地指向了保护个人自由，但其主要和直接的目标还是在保守一种宏观秩序和环境存在，个人自由并没有被当作保守的第一目标。这一保守集群性存在的惯性，导致了历史上不少保守主义潮流易于变形、沦落为对泯灭个人的集体主义目标的保守。

        由此看来，国内流行的“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的立论，似是特设义、添加义，而不是保守主义的本义、日常义。

 

 

 

 

        保守主义的问题树，生长于变革环境中。

        按照普遍的同情性理解，可容忍的、较合理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与进步，而是反对整体主义的全盘改造、一步到位，反对变革过程和变革手段的暴烈、强负面效应。在变革的结构内容和过程节奏方面，健康的保守主义一般主张：变革是可以的，但需要步步积累，而不能摧毁一切、全盘翻新；变革进程可以较为稳健、缓慢、节制一点。

        如此看来，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全盘重建论、暴烈变革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强激进主义。

        全盘重建论，有另一种说法，叫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般也被称为建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其哲学基础是认为社会存在的宏观结构是整体主义的，从整体上看，旧的基本上就是旧的，新的基本上就是新的，宏观秩序的变革和进步仅仅只能全盘破旧、全盘立新，没有中间亚稳态可以选择、停留，一个“基本上如此”的极简裁断，暴露了全盘重建论的整体主义灵魂。通过与其对立面全盘重建论的相互映射，我们可以发现，保守主义原来潜藏着这样一种逻辑大前提：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并不是整体主义存在，而是多元离散的空间结构秩序、多环节局部自洽（亚稳态）的过程秩序，社会变革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变革，而不至于沦为畸形紧张或癌变性撕裂形态。所以，保守主义本质上是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

        暴烈变革论，其实质是斗争美学、暴力美学，在它看来，旧即是恶与丑、新即是善与美，暴烈的除旧布新行为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生命审美快感，于是变革手段和过程的“暴烈性”本身构成为一种理想价值尺度。这种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哲学实质，是把历史看作是一盘大棋，创造和占有这种暴烈美、暴力美的个人或群体是历史的操盘手，作为暴烈过程的组成要素的新旧存在（人、秩序、文化、文物等等）不过是大棋中的小卒，可以被摆布、牺牲、磨灭——这构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即变化过程的整体主义。与这种“一盘大棋论”即过程整体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指的即是理解变革过程的多元化、日常化、混杂性，将新与旧看成好像是一个大家族内的成员，对旧采取欣赏、惋惜态度，对暴烈性地彻底铲除旧，则感到颇有一些于心不忍。基于这种缺乏敌对激情的博爱情怀，处处优先地强调温和、妥协、包容，乃是保守主义的内在品质，在它看来，温和即是善，新与旧的大妥协、化旧为新、化敌为友的“戏剧性”即是美。这种悲天悯人、中和平易、混沌朦胧的美学，与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相比，完全是不同的审美趣味。

        在自然物理意义上，站在强激进的社会整体主义和过程整体主义的对立面，保守主义视野中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较为离散、可分割的多元扁平结构，一种类似于部落联盟式的集群性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一判断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自然物理基础性陈述，或其世界观性质的预设（这里仅仅在需要充足理由论证含义上谈“预设”），也可以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逻辑大前提。健康的保守指的是对多元扁平的社会秩序的不同部分或侧面加以区别对待，把其中的旧的好东西守住，而其中的坏东西不妨予以抛弃或改造。在不可逆转的时间链条上，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健康的保守可以看作是对变革的一种平衡，把过于激烈、负面效应较重的变革朝回拉。

        我们还可从控制论、信息论角度解读保守主义的信息内涵：保守指的是以既有的规则秩序为保守基点，对于变革内容所作的负反馈，以及对于变革节奏所作的负反馈，保守主义理论即是对这种集群性变革行为的负反馈机制的文化表达。

 

 

 

 

        基于上述哲学实质解析，健康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化，亦不反对革命，它仅仅反对整体主义的彻底革命。

        健康的保守主义往往是懒惰的，它通常主张，在现有规则秩序没有出现重大错误、不适和危机时，不宜使用过于猛烈的变革手段，如果收益不能远远大于负担，则不必变法。然而，当事态由于因循守旧或者外部挑战严峻而危机重重之际，健康的保守主义也并不坚守独断偏执的整体主义式守旧，并不抗拒重大变革或革命的“必然性”。

        有一种革命中的保守主义，所谓革命的中派，或者革命的中庸之道，在几乎每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中都公开或隐秘地存在着。革命中的保守主义不是反革命，而是现实的、操作型的理想主义，它往往在革命的大势到来之际，通过系统集成的负反馈手段，把“真正的革命”现实地做成。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按其本质，不是手段的暴烈，而是目的的人道理想化；不是纯粹模仿，而是内容的原创。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真正的革命不是武德，而是文德，是原创的文德。靠喊打喊杀无法催生文德，真正的革命总是首先悄然诞生于孤独寂寞的研究室内。

        在历史性的原创尚未通过艰辛积累和连续突破而实现、现代文明的文德尚未借助知行合一和内省升华而普遍养成和凝聚之前，真正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

        根据社会存在本身的内在性质，一般而言，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革命可以渐进，但政治制度的革命在本质上是激进的，因为制度变革的每一步都是在改变普遍性规则，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出现相应的重大变化。最近二十年来流行的“渐进民主论”从根本上即是一种反自然的伪说，作为攸关基本人权的普遍规则集群的新旧转换，民主变革是可以分批分批地进行的，但其每一步都是普遍规则的革命性变革，政治民主化因此本质上是一场激进革命——即使如此“本质激进”，政治民主革命也不宜打破步步转换的稳健节奏，强行推动一步到位、全盘重建，否则很可能引发某种畸变或大倒退。激进中的保守，亦即革命的中庸之道，是今日中国政治转型不能不首重的操作原理。

        自由思想家刘军宁如是说：“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就手段文明而言，保守主义革命的典范是近代英国的光荣革命，与当代东欧诸国、西班牙、韩国的和平转型。过去一年，我在中国各地走动，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更加确信：对于保持着长期和平与经济增长、内部没有发生大撕裂的当今中国而言，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这种负反馈的政治平衡思维，是绝对主流的民意，这一保守的国民基调其实是中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最好土壤，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一亿万主权者的主流意愿，无人有权悖逆。尽管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路径在逻辑上存在着七八种可能，但中国民间温和右派的操作思维日渐趋于优先选择保守主义革命类型，首先出于悲天悯人的高度善意，其次亦出于渊深海阔的大智慧。

        就内容革命而言，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最好仅仅推动政治制度的革命、社会自治的革命，而不是谋求一次性彻底解决产权、分配、历史、文化诸需求的整体主义革命和全面革命。目标过大、用力过猛必定诱导危险的高集权，议题太多、妥协过度必定导致重叠共识被摊薄。

        就阻止、阻滞政治转型而言，基于整体主义的守旧哲学和逆向的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积极行动，恰恰是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推手，因为其严重违背了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的主流民意，保守的主流民意之强劲反弹将导向民间普遍的政治觉醒，亦将催动体制内的集约结构步步转为次多元、次扁平。此时，一个并非危如累卵、刻不容缓的国际环境，以及民间主流的温和、善意、包容、保守性的思想环境，有可能助推主要的参与性政治变量传染性地逐批作出重大调整，其间，那种导向官民妥协、全民共识的大势将日渐累积。这种大势到底崛起耸立到何等高度？目前似乎无法测量和评估。但从保底层面而言，它至少已经成为一级主演的政治趋向之一。面对巨型国家的探险性前路、主流的政治平衡民意、“和的收益远高于斗”的诱惑性态势，所有的来自各种政治变量的折腾都属于某种用力过度，都是一种反自然的乐祸喜乱，因而也都是对于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助推。由此而言，保守主义革命模式不是极端激进主义所谓的“幼稚幻想”，它不过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天道好还”哲理的某种重述。在各种不可预知的“还”的自然进程中，出于纯正的人道理想考量，我个人更偏爱那种揉面团、大团圆的混沌朦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