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
曾经读过一篇短文，记不准确了，名字好像叫作“中国”二字太沉重，今忽生感念，又忆起鲁迅先生的愤慨文字，说中国历史这本书，写着密密麻麻字儿，却也就是二字：“吃人”，愈感慨万千，忍不住草成拙文。
说“中国”二字，太沉重，应主要针对生活现实，也就属于政治语言。或者说，向来的政治尤其当下政治太让人心情沉重。这情况是否属实？总是因人而异。凡当朝者皆不耐听这词儿，应是有史以来的传统，无分当政者姓张姓李。某种意义上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无论何方神圣，只要跻身进了政治这座庙堂，本来就是得志便猖狂的人就不去说了，便是初衷不孬者，也不免陷身泥潭拔脚不出，进而异化成可悲可恶可憎面目。因此，在野者对现实政治从生发微词到心生厌恶，也是有史以来的传统。从“人”字应有的内涵来讲，在野者的理由充实多了，是因文明必要发展必要向前看，生命生活意义的天平必要偏向子孙后代一边，所以反对反抗盘剥、欺凌、奴役，乃天经地义。有一点是当朝者内心皆会承认的，便是当朝者身处在野者位置时，他们也照例是现实政治的批判者、反对者乃至革命者。太远的事就不说了，从朱元璋、李自成到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在野时的行为又何尝不都是被现实政治逼迫出来的，至少关系密切属于不争的事实。关于他们得势后的行为，如前所述，有得志便猖狂的原因，也有陷身泥潭拔脚不出的原因。今日的当局强调“初心”就是个宣传套路罢了，理论上完全不能成立，不论它的动机怎样，因为真实的历史里从来不存在。
这样的现实政治和支撑它的国朝，让人心情沉重，但凡肯于思想者一定都有同感。它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世界皆然。如何才能走出这个怪圈，源自西方的海洋文明给出了初步答案，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之路，二战后又强调了宪政与普世价值。
之所以说只是个初步答案，在于很大程度上它们皆未挣脱可悲政治的羁绊。似可以说，只要这个地球文明的灵与肉仍旧激烈搏杀，政治国家这头食人鳄仍旧凶残，现代二字就名不符实。事实上，现代二字只能是约定俗成的生活语言，不是逻辑语言，说好听点它是个无奈语言，说难听点就是个现实的装饰品。美西方一样不例外。很简单，这个现代到何日为止？五百年后，一千年后，今天这个“现代”还能成立吗？有理由认定，依得今天的技术加速度，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儿，我们摸得着头脑么？今天的概念不免是个笑话。进一步说，灵与肉仍旧激烈搏杀的时代，面对政治国家这头食人鳄，世人仍旧崇拜它的血盆大口里的锋利牙齿，奢谈人格只能是个愿景，因为总是分裂成水火不容局面的灵与肉何谈健全人格？
顺便说几句：不要指望政治关注这个问题，真正的文学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此，中国文学曾有过艰辛探索，例如楚辞、唐诗，但红朝七十年基本无文学，太多的所谓作家就是个文字匠人，极少作品谈得上从历史、哲学、人性的层面来阅释文明与文化的演化，当然，此局面乃是当局的功劳。
今天，鲁迅于中国社会仍不失难得，这是一个理由。他看待中国历史，得出只有“吃人”的结论，显然不全是站在政治批判的角度，而主要是站在历史纵深的令人心酸、沉重、痛苦的角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个不争的事实任谁都看在眼里，但虚伪成性的国人硬是视若不见：五千年文明啊，这个时间表怎么说都够漫长了吧，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绝大多数人，严格地说是在生存，不是生活。四十年来的现实是，约有两亿多人开始了生活，显著标志是有了消费能力，但仍有十亿余人仍只能叫生存。并且，这个两亿多人开始了生活，也是美西方的“现代”带来的结果。另者，他们这个生活也只是表现在肉上而不是灵上，因为他们一个个男人道貌岸然，昂首阔步的背后，女人珠光宝气，比赛时装的背后，仍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之下，必须违心地活着。央视那些美女主播，各色发言人，乃至张维为、胡锡进之流，天知道私下里他们说些什么话。五千年过去了，十亿余人尚且活得如此，这个五千年是不是太沉重？
当然，当朝者横竖有理。如果否认不了这个五千年太沉重，那也是以往那些前朝的故事，不是本朝的责任。本朝历来都是勤政爱民，励精图治，永远伟光正，若无天灾和境外反华势力，哪来种种不如意。这也罢了，因为他们不这样说又怎么说呢？当然这里面似乎也存在不难理解的成份。例如初心说，只能这么说，必须这么说，它能够说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反正还能糊弄住多数愚民。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当局一应言行，为的是保住现存的这一锅饭而已。因为生米早做成了熟饭，多少自己人要靠着这锅熟饭过日子，哪里还能考虑另起炉灶再找米下锅。
这就是中国真实历史的密码。当朝者吃着这锅饭，当然要美化这锅饭的历史，高唱五千年文明辉煌了得，他们且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国人早已习惯了每一个国朝的堂皇叙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不断。有国才有家。国家不可无本无根。那些数典忘祖、虚无历史的言行，是为国家、民族大敌。等等。他们绝对不会承认更不会告诉国人，他们吃的这锅饭，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还需要从历史与哲学角度来看待“五千年”。
实际这个星球上不论哪个人种哪个民族，其直接、间接的历史哪个没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个历史本质上就是个自然演化过程，单从时间上讲皆彼此彼此，拿此说事本来就是不自信人的多此一举，是权贵们的别有用心。从哲学上讲，人类文明就是个智慧生命汇合而成的大江大河，不承认源头不对，但大江大河的澎湃奔流，主要靠的是奔流过程中广纳百川，包括吐故纳新，融入海洋愈早，生命力愈强。很多河流干涸了，消失了，能不从自身找原因？当然，这个比方不全对，大江大河的成气势，是被动的结果，文明却有主动一面。但吐故纳新才有生命力，是驳不倒的常识。
正因文明有主动一面，便有了创造、发明。思维思想的启蒙、开智。工艺、科技的发展，艺术的百花争艳，乃至政治的革新。凡此种种，既是无数前人的辛勤劳动成果，值得继承、发扬光大，也是供日后文明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道理，解释权不能在官方，因为官方皆有个既得利益在身的顽疾。有了这个顽疾，专制下又势必讳疾忌医，从它嘴里出来的种种解释是决然经不住检验的。奈何不了它手里的刺刀是一回事，理智上不再盲信，包括鄙视官方说教又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中国“五千年”的陆权文明，不敌美西方三百年的海权文明，为什么不准谈不敢谈不愿谈这个问题？就凭这一条，“东升西降”就是呓语，用这号呓语去超越美西方，再现的是唐•吉坷德向风车开战，即便砸烂了风车，风仍在。
中国人的现实是，价值观、制度、性格仍深陷在“五千年”里不能自拔。这个三位一体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恶劣效应不可估量。不打破这个主要服务于权贵的人为桎梏，就无以从怪圈里跳出来，就成不了现代人。价值观陈腐并不一定决定制度反动，但若价值观陈腐配上性格欺软怕硬加虚伪，制度不想反动都难。认为中国至今未完成现代转型，全因制度，笔者不敢苟同。
今天聊以欣慰的是，现存的有话语权的国人固然无救了，他们活得压抑，或只知苦中作乐，何尝不是命。君不见，三年疫情的封控日子里，有多少下层人乐见外国人比中国人死得多，怨恨竟然关联到不能开心地去打麻将，又有多少中上层成功人士，诅咒瘟疫是影响了他们的赴饭局、会情妇。他们不屑于实际也不配自由、民主、人权。但新生代已显示了新迹象。他们的觉醒，将决定中国必变不可，这一天不远了。
说到底，人望高处走，是生命的本能。再加一个官家称道的“五千年”，今天的时代也挡不住此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