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有网友在天涯社区发了篇题为《这应该算是最牛B的养老金了吧》的曝光帖，附带了份海南文昌市一农村老人余亚英领取3元养老金的发放通知和养老金发放本的照片，该帖短短5小时被两万多网友关注，并被转载到红网论坛等各大知名网站论坛，网友大多惊叹不已，纷纷猜测这笔“养老金”该如何支配？可以买一张彩票，可以买两包盐。也有网友建议“买包耗子药，兑水给党喝”等等说法。这般吝啬的政府对官僚自身倒是慷慨有余，挥霍无度的。据7月23日的《新京报》报道，新华社记者在辽阳市了解到，作为辽阳市第一个进行车改的县区，弓长岭区委书记和区长从2008年4月开始，就已经开始享受一年8万的车补待遇了。有网友计算说：8万除以3，再除以12，是2222，按照中国人均寿命72.5岁（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寿命男71，女74）计算，从60岁开始拿养老金，可以拿12.5年，2222除以12.5是178，也就是说，一位区长一年的车贴相当于178位农民一生的养老金。

政府对农民刻薄虽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但一直不忘做表面功夫，树碑立传，脸上贴金的事可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胡温新政”以来，发布了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从字面上来看，还是可圈可点的。如自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这个实现得如何，余亚英老人的社保待遇就是答案了。当然，一号文件并非胡温的独创，农村改革30年来，中共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尤为滑稽的是，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共再次喊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主导方针。可那么多年过去了，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反更加水深火热。不知从何时起，“农民”反成了一个歧视性的形容词，被用以夸张贫穷和愚昧。至于“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农村人”、“农民工”等等，只要与“农”字沾上边，便满含着羞辱的意味，俨然就是来自外星世界的人。

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开始就是毛泽东的口号，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8年3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的一些农村，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便在全国很快地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0月底，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将原有74万多个农村合作社改组成为26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户，占全国各民族总农户的99%以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开始就强制农民入社，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这跟抢劫农民财产毫无区别。丁抒《人祸》一书中引用相关资料记述，全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成立初级社时，农民们还相信合作有一定的好处，以为土地、农具还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何况共产党又保证他们随时有退社的权利，所以终于报名入了社。不久，上面指示办高级社了，他们才发现，执政者出尔反尔，说话根本就不算数。农民不仅没有不参加高级社的权利，连退出初级社的自由也没有了。各种威胁和批斗，终使农民屈服，他们被迫放弃了对自己的土地、农具、耕牛的拥有权，换得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据有关部门测算，从1954年到1978年，中共政府通过对农业不等价交换方式取得的资金达5,100亿元。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部门累计为政府提供的税收收入为978亿元；同期，财政支农支出累计为1,577亿元。这一阶段，农业的国民收入为净流出，农业部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1979年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改革，农业收入增加了，但并未建立起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预算内的农业基建投资不仅相对额下降了，而且绝对额也减少了。为了支援其他部门的建设，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抽走大量资金，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4年农民付出了大约1.5万亿的资金。（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第97期《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 显而易见，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从而导致农业积累大量流向工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一种隐蔽的形式（即价格分配形式），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倾斜。正是由于这种掠夺性的政策倾斜，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造成农业抗灾能力的减弱，地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粮、棉、油的生产后劲不足。与此同时，农产品的收购白条，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集资和摊派，让本来贫苦的农民生活雪上加霜，怨声载道。

若拿减免农业税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也又是一个画饼了。笔者是农村长大的，身份仍是农民。减免农业税已有几年了，笔者春节回农村老家，听说却只是变换了一下名称，按人头每人每年仍需上缴25块钱。至于所谓的农业直补金，许多人听都没有听过。粮食价格是上涨了一些，但大多数有门路做生意或打工的人宁愿抛荒，也不愿种田。因为农药、化肥、机械及人工的消耗，两相抵消，赚头微乎其微，不过比前几年倒贴还是好一些。另外，由于修路、建房与人口的增加，能耕种的田地也已所剩无几。五年前分田人均还有一亩，现在就只有五分多一点。虽说猪肉价格猛涨，喂猪的大户是赚了不少，但能投资喂猪的全村也就那么几家。因为购买小猪、饲料和防疫等方面的花费是一般农户根本承担不了的，每月能吃上几斤猪肉的人家都算是条件不错的。至于所谓的国家农业直补金，笔者在一村干部家里倒是看到了厚厚的一叠存折，存折上金额虽就只几十块钱，但他说不能发放下去，因为村上还有很多往年的农业税没有收上来。比较起来，笔者老家的地方政府尚算是仁慈的，据陕西的华商网报道，漯河市某乡镇农户收割玉米必须先向镇政府缴费办“砍伐证”和“准运证”，每亩缴费500元。绝大多数农户因为未办“两证”，致使数万亩成熟玉米无法收割。其中63岁的老汉高保善砍了自家地里的几把玉米秆喂牲口，就被镇政府“拘留”了，还罚了300元钱。

社会主义原本是一种很美好的穷人无产阶级理想，却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而造成这一灾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与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也相应成为了阻碍和扼杀民主自由的专制与独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姆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至多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听命于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人即使可能争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牺牲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个性，而被变为成千上万同一规格的机器人和自动机器，领导他们的则是一小撮吃得最好的上层人物。”农民既是执政机器的暴力对象，同时也是执政机器本身的暴力来源。历代统治者一贯利用蛊惑农民来争权夺利，所以特别强调“耕战”，使农民不仅血汗务农，还要以血肉之躯卫护他们的政权。历史教科书的编造者就是这样说的，广大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许多事实表明，广大农民非但没有“解放”，反而全身心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的名义下继续被掠夺、欺骗和奴役。他们手中一点点可怜的农产品通过“剪刀差”、“双轨制”，以及温水煮泥鳅式的“通货膨胀”巧妙地转变为城市基础建设与穷兵黩武的经费支持。通过“损不足以补有余”的政策剥夺和官僚集团数十年如一日地敲骨吸髓，中国农民不仅没有了任何资本基础，甚至没有尊严，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是以财富分配的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的，当大批农民既无能力和可能，又无耐心来利用其他手段追求自身的幸福和权益时，暴动就在所难免了，以前毛泽东带领农民闹革命是如此，如今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亦是如此。由余亚英领取三元社保金所激发的舆情来看，农民若不能赢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再多的“一号文件”或惠农政策也就只能换上一包“耗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