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天盖地的红色主旋律笼罩著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时，一个理性、反思的声音从《南方周末》响起。“我们有优雅的器物，我们有庄严的思想，但是三千年来无论旧王朝如何更替，始终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没有制约的权力，在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恣意奔腾，人民无论怎样辛勤地创造，都无法满足它那黑洞般贪婪的胃口。每个朝代的肌体刚刚走向康复，文明刚刚有了一点积累，很快又被权力的病毒所袭击，最终都成为一部失败的王朝史。”这是《南方周末》“十一”特刊——资治通鉴的编者按。
《南方周末》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际，把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建立王朝前六十年的得失与成败整理出来，呈给读者，希望像古人说的那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光看这些文章的的标题，就知道《南方周末》的编辑们是如何用心良苦了。
譬如，关于唐朝的两篇文章，一篇叫“平治之世，不测之忧，”说的是唐太宗创下的大唐盛世差点被武则天的权力欲摧毁。即便唐朝初期搞了一些立法、审议和执行互相制衡的制度性建设，仍然不能制约至高无上的皇权。今天的中共政权虽然由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但党权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无疑隐含著“不测之忧。”
另一篇叫“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唐太宗在总结了隋朝的暴政后，提出国家要“藏富于民”而不是“盈其仓库，”意思是，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若老百姓不富，君王怎么可以富呢？一个1000多年前的封建皇帝尚知道要藏富于民，而如今自诩为“以民为本”的胡锦涛政权，却在大搞国进民退，官肥民瘦。
文章还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雅量。唐太宗靠手足相残登上王位，为了修补合法性的缺陷，李世民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等，广纳异见，搞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改革，使唐朝空前繁荣，形成“贞观之治”。相比之下，胡锦涛非但没有纳谏的雅量，还把提出不同意的众多知识分子，以荒诞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
关于宋朝的文章“从‘剥皮实草’到宣德炉，”讲的是明朝前六十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僚的贪污腐败极度痛恨，对贪官的惩罚十分严酷，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更是不分轻重，一律砍杀。然而手段的残酷，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明朝后期，专制的土壤，失效的监督机制，使贪腐成为亡国的重要原因。当今的中共政权之腐败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专权和舆论监督严重缺位，使整个官僚系统自上而下腐败堕落，如今已经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
柏杨先生在坐国民党的监狱时研究资治通鉴，发明了瓶颈定律。这个定律讲的是，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如果王朝平稳渡过了瓶颈时期，大抵可以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
有人说，柏杨的这个瓶颈定律，假设很大胆，求证却不够小心。但如果用大历史观审视中共建政六十年，透过繁荣的盛世表像，则可以看到已经攀上经济增长巅峰的中共现政权，面临著仍然绕不过去的政治瓶颈。这个瓶颈就是任凭权力恣意妄为，不受约束，不受制衡，任意侵袭社会文明的肌体。不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共所沾沾自喜的经济繁荣，也会像其他朝代一样，最终化为乌有。
《南方周末》试图开一剂醒世良药，让沉醉在盛世喧腾中的中共执政者清醒。面对历史这面镜子，执政者应当看到什么？是三权制衡还是专权独断？是藏富于民还是官肥民瘦？是纳谏还是拒谏？是反腐亡党还是不反腐亡国？正处于七年之痒的胡锦涛政权，选择的是专权独断，是拒谏，是官肥民瘦，是宁肯亡国也不亡党。
“三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不对权力予以制衡，不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老树注定开不出新花。这片土地的人民就始终不能告别三千年的失败循环”。胡锦涛在政治局的左右手，已经在年初纷纷表态，中共就是要否定普世价值，否定三权分立，否定多党制。如此拒绝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胡锦涛政权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