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红朝专制政治文化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发展的典型极权政治文化，这个极权政治文化发展到今天完成了它的表面上的修复：从红朝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全面登台于国殇60年的红朝盛典为标志，经历了从极权政治的“漂白、洗黑到见红”的三个大的历史政治文化时期，这个专制极权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即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它的表面上的政治修复并不等于中国的政治使命的完成。这个尚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就是必须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制度。
一、漂白。一般而言，这个“漂白”是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反动，以极权共产主义取代历史中的渐进主义，以对抗取代宽容，以社会一极取代社会中端，这既是历史的错讹也是人类的一次失足。20世纪共产主义对历史的大的“漂白”历程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进程。
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文化在1949年后走向了一个单一的极权专制文化的进程，它改变了既有的中国政治文化形式上的“君权神授”等类似的天朝政治制度，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已经消失，近现代的三民主义也被取缔和消解，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被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后者的暴力革命的成功后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个政治文化的“漂白”进程在红朝前30年体现为一个讲究对抗主张斗争的政治文化，它的学说基础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土共理论。就此而言，“漂白”基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毛泽东思想决定了这个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式的政治专制文化。
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既不等同于舶来品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它对两者都有继承和发扬但又两者都不是，它当然是以此为底色却带着红朝太祖毛泽东思想及其个人风格内容，带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内容，带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落后基质，它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列宁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
20世纪中国的这一暴力革命并非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主观上企图与世界历史进程接轨（只是它只接上了主要为东方国家的苏联），这一对历史性的“漂白”所体现出来的暴力政治文化虽没有了皇帝但主席尚在，没有了宰相但听命于皇帝的总理还在，没有了苏联式的斯大林主义，却有了中国式的毛泽东思想。后者虽然加上了马列主义的标签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瓤子，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标签，却是毛泽东个人及其后宫政治的不断演绎而已。
这个“漂白”通过体制的暴力和政治的暴力以及全面的“上层建筑的暴力”得以维持，就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力的能够维持一样，没有正确和错误只有强势和弱势。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进行政治文化的“漂白”也由这个专制强者来完成了。
二、洗黑。沿袭了极权政治文化，红朝第二代和第三代政治领导开始一个政治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对政治理想主义的放弃而注重实用主义，放弃思想注重工具，放弃政治生硬注重政治灵活。但此一政治文化方面的某些放弃并不是放弃其政治文化中的统治根基部分，而是为其继续统治服务。因为这一历程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残酷我们只能以“洗黑”这样的名词来概括它。
实在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已没有了政治文化而只有统治术。邓小平不注重思想而注重实际工具。他的猫的政治文化论述也不一定要去抓老鼠（实际社会生活中人民差不多才是老鼠）。作为一种“体制内”的政治统治术，这一“理论”奠定了红朝对中国社会资源和民生的“洗黑”。通过对全社会的“洗黑”红朝奠定了它的继续统治的强大政治经济基础。
政治“洗黑”基本等于社会经济的“掠夺”。邓“不讲政治”了是因为政治正确不在自己这里，以暴力始然而企图归于平和合理是历代皇朝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红朝的政治文化也一样企图完成这样的一个政治演绎。“洗黑”是对“漂白”的修正。有《用两只眼睛透视中国未来》一文基本上就是这一洗黑的另一个注解：
“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过去”，“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现在”并以“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将来”，是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洗黑”模式的事实表述。政治文化是强者的逻辑因而总的来说也就是“权力”和“分赃”，这当然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术语，但对红朝后30年的市场经济来说大体也是概括准确的。
“要致富走险路”。因为社会的“险”必须用政治的强势来维持，就象中国传统中自己的“有”是建立在别人“没有”的基础上，大中国的“均富”似乎从来都是一个神话：前30年通过政治和军事暴力进行社会掠夺，后30年通过经济暴力进行掠夺；前30年的“漂白”的政治内核仍是“洗黑”即掠夺，“洗黑”才是贯穿红朝的真正底色和根本。
后30年“洗黑”的基本内容已为大家熟知。一般而言它还将这样不断的“洗”下去和“黑”下去。从不讲政治到讲文化是这样的“洗黑”发展到后期的结果，“原罪”正在消失，土共开始变成贵族；红朝的政治文化仍是以暴力维稳，以“洗黑”为的，而这几乎也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自第二代以后奉行的要旨，红朝亦如是。
三、于是洗黑到最后倒就见红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步伐正在“稳步推进”：公共交通开始覆盖到郊县，一个没有接受什么正规教育的农民（这样的农民中国何止千万）上车对售票员说，“我到高潮村，高潮村到了叫我一声。”来自城市的售票员当然不想答理这样的一个大老粗。于是前者不断要求售票员到时提醒自己，售票员于是不耐烦的说“别废话了，高潮到了我会叫的。”
60年红朝大寿（兽）便到了这样的高潮，开始叫出声来。红朝的“洗黑”洗到最后开始“见红”。第一代到第四代终于完成了一个从漂白、洗黑到见红的历史怪圈的循环。这对今天“体制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中国开始带上了红色美丽面纱迷惑世人，这样的“见红”当然早已不是处女的见红，而是经过修复的处女膜的见红了。
现在“权力”和“分赃”体系完全建立。这个分赃体系还试图决定掌控中国的未来。借用《当代中国研究》洪朝辉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有关3C政治因素的阐述，“过去6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由三大文化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毛泽东時代的中共文化（Communist Culture）和权力资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简称3C文化。”概言之，儒家的臣民文化，毛时代的共产专制文化及权贵文化是60年红朝政治文化的根基。
所以红朝60年的“见红”倒是继承过去的多，开创未来的少。但它的仍能维持正在于3C文化本身尚有一定的政治社会维系力。笔者窃以为此文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篇相当重要和精当的文章，如果包括从漂白、洗黑到见红中的那个结合了三种政治文化的中共的党文化在内的话。
党文化是红朝政治文化的核心。60年红朝的“见红”是它的另一种极端表现。从第一代的“专政”和“斗争”，到第二代的“猫论”和“不讲政治”，到第三代的“三个表”和“和谐”，最后到了第四代60年红朝的“人民万岁”的表演以及纸面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红朝的“见红”开始初见端倪。这个党文化是中共试图修复其政治处女膜的手术刀。但能不能受孕一个新的中国似乎不能只容红朝执政者单相思，因为既不能万岁更连今天都每况愈下的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就是一个吃饭的问题，要多吃要吃好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60年红朝党文化除了威权政治及维稳外在文化上已所剩不多了。所以红的底色仍是黑这是没问题的。民主在中国诚然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但“见红”总比没红好，有一点民主总比没有民主好这也是肯定的。然而最有可能的是类似“见红”仍可能是体制内的事而不会允许体制外的参与，既使是一个被修复的处女膜它也会这样，拒绝人民的普遍的民主追求而把民主限定的自己的政治包间之内。
四、破处和探索。按红朝第五代第六代（哪怕是第七代）的政治癔想，中国的民主也应该是红色的即“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协商也是只对橡皮图章进行协商，红朝第四代的政治姿态胜过政治内容表演性强。虽然民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即既需要舞台也需要剧情，问题是不能总是那几个角色，中国民主必须要有新角色进入，台下的人太多想上台的也多，因为“重在参与”是势所必然。这是一种政治破处（是破红朝的处）。
被修复的政治处女膜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它的不公正，其次是它的不真实。红朝后代把现实当成历史，这是不真实，就象把修复了的处女膜当成真正的处女膜一样；因为不公正所以制造文化虚幻，于是遇见真实和“残酷的真实”便只有用暴力来维持；红朝把自己的富裕和辉煌当成理所当然而漠视人民的公正，或许它有改变现实的企图，或许它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但却很难福及众生与民同利！则在于如果没有大手术大中国既有的柔韧官场政制便可抵消它这强力。
于是红朝的破处必赖于一种谦和及牺牲。这它能做到吗？它做得好就是“改良”，做不好可能也就是另一意义的“革命”（如果今天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话），尽管后者的意义在今天很难简单的以改朝换代来概括；红朝的另一破处必须来自制度，民主宪政不能只是“见红”而必须动真格。所谓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互动需要体制外的参与，它可能不一定是全民的参与，但必须是社会政治民主参与和政治反对派的参与。
如果没有“革命”建立民主政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修复或许是另一种建设，如果社会的政治宽容存在的话，但要有这种政治文化的宽容必须从红朝执政者自己做起。这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良好开端，但至少在目前人们还没看见这样的曙光。中国的民主宪政可能还要待以时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