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至1918年这10年间，主导中国历史的无疑是二千年里在中国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宪政派。宋教仁、梁启超、汤化龙这些宪政巨子开创了一个中国汇入世界大潮的宪政民主时代，但到了五四后，由于苏俄极权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很快抛弃了循序渐进的宪政改良，而重回暴力革命的老路。
中华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是由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和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合力完成。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已为国人唾弃，袁氏一派逐渐没落。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势力也被历史用时间的方式在自然消化。这股势力虽然庞大，但袁死后它显然已成无头之躯。这从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不在此列）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无为而治中就足以看出。他们逃不出袁世凯的窠臼，但历史又不容许他们再走袁的老路。他们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袁积聚的历史能量还没有被时间彻底消费掉。而孙黄革命党也在宋教仁被刺，孙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再加上孙又象同盟会时期一样，一遇挫折就搞分裂，搞独裁，革命党已被他折腾的奄奄一息。
黄兴死后，孙文其实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南方势力阵营里，也不过是在消费自己民初得到的那段意外经历而带来的一点影响力。1916年至191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新构建宪政民主政治最好的时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也一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在革命党一方，由于宋教仁的离去，再也没有人回应梁汤们的这种努力，他们按照孙文的暴力思想行动一再碰壁之后，变得心灰意冷。而孙本人则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守着刚娶来的娇妻，沉浸于温柔乡里。如果没有列宁氏1918年的革命成功，如果列氏不把他阴毒的目光投向东方，孙则会在上海终老一生，他那句“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的狂语也只会成为历史上的政治笑话而流传。
而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宪政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暴力革命派代表人物孙文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竟然是各自历史定位中的反面角色。五四运动后，中国宪政派的改良主张应者寥寥，而孙文的暴力主张却开始受国人欢迎。但令人骂笑不得的是，五四运动的烈火却由梁启超点燃，而当这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孙文一如既往对凡是不由自己发动的革命一概作壁上观。
•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
光绪34年八月初一日，也即1908年8月27日，迫于内外政治压力，清廷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制订的《钦定宪法大刚》，不管其内容如何，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民主改良运动。预备立宪带来了三个产物：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钦定宪法大刚》和《重大信条十九条》。正是由于各省谘议局的成立， 为宪政派的立宪活动提供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平台。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即临时省议会）相继成立，立宪派的各省代表人物纷纷被选为议长或副议长。如江苏省的张謇，直隶的孙洪伊，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省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湖北的汤化龙等。这些人继续着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09年11月，鉴于清廷毫无立宪诚意，宪政派的领袖人物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日亟，部巨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之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内容，通电各省谘议局，各派代表3人，集于上海展开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响应张謇号召的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吉黑等16省。1910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举行联合会于北京，推举湖北省议长汤化龙为主席。他们四次上书，换来清王朝变9年预备立宪缩短为5年的承诺。这些代表回到各省后，即以电报为主要联络手段，经常相互发电讨论时局，交换看法。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官制，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全国舆论顿时一片大哗，激起公愤。各省代表再次汇集京城，据有关史料记载，汤化龙当时从汉口出发时，送行的队伍超过万人，足见当时人心所向。这次他们的行动更为激进，组成了一个旨在全力推进宪政改革的政党宪友会，而梁启超是该会当然的精神领袖。对于宪友会的成立，该会主要领导人徐佛苏曾在向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汇报时有这样一段话：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求，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
立宪派在屡次请愿召开国会达不到目的，反对皇族内阁运动又不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他们转而采取激烈的行动与清廷对抗。而这时候他们对国内的暴力革命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为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内的温和宪政派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11年7月，因为川汉铁路权益之争，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罗纶、邓存可、颜楷等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整个四川为之震动，人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暴力斗争。这时谘议局联合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马上开会，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汤化龙甚至承诺蒲殿俊，一旦四川起事，湖北立即予以响应，这让蒲殿俊更加豪气冲天，决定与清政府对抗到底。 9月7日，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的民众，打死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一血案的发生，直接促成了四川民众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这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反清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活动•
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宣告诞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孙文、黄兴、宋教仁等。
1906年汤化龙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而在前一年的6月，革命党人中的宋教仁已进入日本法政大学。虽然在法政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宋教仁从此却形成了非常坚定的宪政民主理念。他在努力学习学校功课之余，又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这样他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终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他能够振臂高呼，而且身体力行，试图把自己平生所学之宪政民主理论践行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纲领之中。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并不象黄兴那样一意拥护孙文。在思想上，宋教仁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立主张。1907年至1908年是同盟会内部大分化的时期，1907年一批人自同盟会分离而出，组织共进会，为首的就是后来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焦达峰。1908年，章炳麟、陶成章联合攻击孙文，就在这时，宋教仁也开始远离同盟会的领导中心。
1910年冬，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谭人凤等人欲在长江流域发展，开始筹组中部同盟会。回到上海后，宋教仁先任民立报主笔，他不断在报刊上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在民立报的这段时间，国人得以了解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国主义的，与孙文欲借用列强的力量特别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发动的革命的支持完全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政治，与孙文后来杜撰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主张不同。他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赞同国家社会政策，但他区别于孙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所谓民生主义。
宋教仁主持下的中部同盟会总部的宗旨是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他的目的是要把孙文所谓的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革命变成纯政治的革命。
宋教仁在中部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即与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联系，积极部署，以图推翻清王朝。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象孙文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他认为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因此他便积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仅过了两个月，便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从《鄂州临时约法》到民国《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一纸通电，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从农历8月19日起到10月中旬止，共有18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张国淦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中，对各省宣告独立的时间与都督人选作了详细的列举，现抄录如下：（时间均为农历）
九月初一日 湖南独立 都督焦达峰（共进会首领）后为谭延铠（谘议局议长）
九月初一日 陕西独立 都督张凤翔（新军标统）
九月初二日 九江独立 都督马毓宝（新军标统）
九月初八日 山西独立 都督阎锡山（同盟会）
九月初九日 云南独立 都督蔡 锷（新军协统）
九月初十日 南昌独立 都督吴介璋（新军协统）
九月十四日 上海独立 都督陈其美（同盟会）
九月十四日 苏州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九月十五日 贵州独立 都督杨荩臣（新军教练官）
九月十五日 浙江独立 都督 汤寿潜（清廷官僚）
九月十七日 广西独立 都督沈秉坤（清廷官僚）
九月十八日 安徽独立 都督朱家宝（安徽巡抚）
九月十九日 福建独立 都督孙道仁（新军统制）
九月十九日 广东独立 都督蒋尊簋（新军协统）后为胡汉民
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独立 都督孙宝琦（山东巡抚）
十月初一日 重庆独立 都督张培爵（同盟会）
十月初七日 成都独立 都督蒲殿俊（谘议局议长）
十月十二日 南京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从这份名单来看，把辛亥革命说成是由同盟会领导的一场革命，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而由立宪派、革命派、清廷维新派三方共同完成应该更为准确。而且无论是官僚还是新军的高级军官的反清独立，立宪派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所以从各省独立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用力最著者无疑是持温和改良立场的宪政派人物。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田桐等同盟会领导人物由上海赶到武昌。对于由上海到武昌，宋教仁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武昌首义目的已达，最为关键的是后面其他各地的跟进。而且他们在江浙一带的活动已成效显著，正待发动大的举义。但黄兴坚持来武昌，宋教仁也只好前来。宋教仁来武昌只有13天，但这10几天，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宋教仁和汤化龙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宪政民主的理念相同，所以他们能够摒弃党见，一见如故。他们白天在办公场所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他们谈的主要内容乃是国家的统一，约法的制订和政治体制的确立。毫无疑问，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他们共同坚持的治国立场。于此10多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而这次的合作不但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也深深影响了宋、汤两人以后的从政道路。他们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执着也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国家民主体制确立之后，创立这一体制的开国先贤迭遭杀害，这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而宋、汤遇害后，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设计的那个议会斗争，政党政治的民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罪恶深渊的中国。
由于宋教仁历来主张政治革命，而其温和的革命理论也影响到由他控制的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革命派与立宪派互相妥协，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家的力量。而在袁世凯接受革命阵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后，革命派又迅速与袁世凯达成妥协，这样三股力量汇集成一股洪流，清王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
当时，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上述史事的发生并没有孙文在场。也幸亏没有孙文的参与，才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黄兴、宋教仁等人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合作，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也在各方力量相互妥协、退让的基础上得以初步确立。等到孙文急匆匆从海外赶来分享胜利果实时，中华民国这一民主大厦的宪政基石已经奠定，孙文一派也无力撼动了。所以几年后，孙文对此还怀恨于心，对他的好友邓泽如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国父全集 民国三年四月 致邓泽如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文实乃一独裁者也。
1912年1月28日，宣布独立各省选派的参议员到达南京的已过半数，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他们立即着手临时约法的制订。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政权体制得以确立，约法的颁布，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