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

广义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概念，她包括了太多内容，从人文习俗到语言，从文学艺术到科技创造，从教育到家庭形式，甚至天地星辰认知都可以包囊其中。一个社会文化进步一方面受限于人认识自然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受限于主导意识对社会的影响和提供的思维环境。这里所剖析的文化演变主要在后者，在隐藏于中国文化架构中的意识控制力及其演变过程，即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一）

中国今天的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体制可以称为“党至上”文化体制。中国大陆的党文化与前苏联的党文化基本一样，是一种以思想专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少数权力贵族出于维护统治权的需要，将党绝对正确、神圣观念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使其他观念如国家、人民、民族、发展、人性、爱、党派、宪法、文化等等均从属于这个“党至上”。国家对违背和超越“党至上”的思想和异见者进行专制，对忽视“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归化“统一”。既使在打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后，原有的斯大林式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也没有改变。“党至上”理念束缚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由此使国家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无法真正朝“人民至上”的方向发展和变革。

中国的“党至上”国家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党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列宁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斯大林的思想专制经验更加深了中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实行专制的信念。这个思想专制理念开始只是在共产党内使用，1957年中共领导层发动“反右运动”将其扩大到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面。囚禁不同思想者的“反右”产生出的表面稳定和虚幻权威，使共产党权贵层误感到思想专制具有特殊统治功效，于是，对国家全面的意识形态专制便建立起来。这个思想控制体系在党内斗争中继续发展，伴随着领袖个人迷信同步上升，终于演变成斯大林式的“领袖至上”封建意识控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其直接结果。

“文革”结束是毛泽东个人的政策和路线结束，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党文化意识形态专制体系，也没有结束“领袖至上”基本意识形态。

党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40年能够成为国家主流文化，原因不只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更深的根源还在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制历史最长的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帝王统治期，中国民间形成了“君至上”文化。这个观念的核心理念是，国家属于帝王，皇帝是国家之长，国家决策权归帝王，为帝王就是为国家，臣民为帝王而死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无比荣耀。中国历史上的反叛运动和反叛者，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都是反暴君，而张举“君至上”。1900前后梁启超等人开始介绍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民至上”国家观念，孙中山等人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企图建立西方“民至上”的民主宪政体制。不过，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在人口占90％以上的国民意识形态中，甚至在革命中坚力量黄埔军校内，将孙中山革命与洪秀全造反视为同一个概念大有人在，就是说，当时民间意识形态视孙中山大总统为一个新皇帝。蒋介石政府和毛泽东政府都没有真正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相反，两个政府推行的党文化和新专制成为中国民间“君至上”意识形态持续的政治原因。在台湾这种意识形态持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民间这种状况直到1989年中国六四运动前才开始变化。

孙中山的意识形态变革受到强大的客观条件限制。虽然孙中山选择了西方民权意识，而当时他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君至上”文化差距巨大。由于国家穷困，一方面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力极差，再一方面国家处于混乱动荡中，无法组织有效力量进行传播，所以阻碍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推广。按理说，1949年取得国家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比国民党更具民主思想的年青人组成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民间继续推动和普及新文化新思想。但是，共产党决策层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列宁的专政思想。党文化与中国农民文化（帝制传统文化）一拍即合，瞬间就被来自农民和旧军队的将领们接受了。以后毛泽东搞的反右等党内外思想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现在的爱党（爱国）教育，其本质都是让接受启蒙观念、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向党文化转变。民间俗称“洗脑运动”。

对中国来说，1989年的六四运动是一个历史性标志。这里说的“六四运动”包括四五天安门运动到六四血案的一系列民间文化、思想活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是中国的精英觉醒，那么六四运动则是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党文化（帝制传统意识）决裂的里程碑。文革后期，民间已经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提出质疑，这些人数不多的思想者从理念与现实不相符的受骗感觉中提出了困惑，他们挑战了“最高领袖”，挑战了党文化，但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到1976年周恩来去逝时，天安门发生了十万民众的自发民间纪念活动，俗称四五运动；由民主理念集合的市民们正式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开始挑战一国之君毛泽东，这成为民间意识形态与新专制意识形态大裂缝的起点。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领袖层的分歧和权力争夺给民间思想觉醒提供了条件，对文革的否定、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批判诱发出对党文化的全面反思，受到挑战的不仅是毛泽东，而且是传统的中国“君至上”和列宁专制意识。1978年在国家决策层面前出现了两种选择可能，一抛弃列宁和党文化，建立国家新意识形态；另一抛弃旧领袖，维护党文化，即反皇帝，不反“君至上”。这时候国家领导层产生了重大分歧，出现了争执。到底是顺应民间意识觉醒，还是坚持党文化？在领袖层摇摆不定期间，1989年在反官僚腐败旗帜下再一次爆发了百万民众要求国家接受民主意识形态，挑战党文化的六四运动。

从1976年十万人怀念有亲民作风的周恩来，到1989年百万人怀念主张民主化的胡耀邦，世风显示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与党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相背离，而且主要大城市大规模市民阶层抗争意味着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已从蒙昧农民转向有知识的城市市民。1919年的五四运动三千学子已经震动中国，1989年席卷中国主要城市的百万普通市民运动说明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全面觉醒。这在世界各国人眼中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当年追求国家民主，后来又深受“君之上”迫害的共产党元老们，竟为了区区极少数权贵的权力，在“政治能力强”的邓小平带领下选择了用“人民军队”镇压民众的流血手段，酿造了当代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血案。辛亥革命后这样的暴行既使军阀和蒋介石也不敢为，而邓小平这个“人民的儿子”却敢为之，中国共产党权贵却敢为之。这一事件把全球共产党权贵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把列宁政治体制推上了十字架，也将党文化推上了绝路。在苏联，人民被巨大地震撼，导致了苏联瓦解，东欧各国人民纷纷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在中国，国家权力贵族层与普通国民利益背道而驰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党文化的迷惑性（人民代表论）荡然无存。在国家权力层面理念危机达到令共产党分裂，令一党国家体制崩溃的程度。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特别的政治组织，既主张斯大林专制，又承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形成过程很不一样，早期俄国共产党内有过理念分歧，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列宁采取的手法是给异见者扣上“反动”的帽子，清除出党，斯大林采取的方式是囚杀异见者，由此造成俄国共产党和国家意识形态表面上“没有”异见，“没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不一样，因为，这个党可以说是从国民党的屠杀血迹中爬出来的新政治团体，是被专制过的“孟什维克”。

国民党在孙中山时期是一个理想主义政党，是中国帝王传统文化最大反叛者，但随着政治地位变化和越来越多利益投机者加入，国民党成了一个利益投机者控制的党。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领袖层开始争夺领导权。在这次权力争夺中一批有政治抱负、有理想精神的年青共产党人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反蒋介石独裁体制。但是，很快年青共产党人就感到上了当，武汉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相妥协，开始联手屠杀共产党人。在这个变故中，许多年青共产党人抱着为国为民的理想主义精神英勇就义，而生存下来的共产党人可以说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残酷的政治局面下，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他们根本不可能坚持和发展。什么是支持他们继续斗争的理想呢？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富的中国。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建立的民主社会，在终极目标上它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不同处在于实现理想的途径，孙中山不分阶级，依靠所有国民，建立国富民强的中国；马克思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均富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就是依靠中国工农兵建立共富强国。蒋介石一派中有大批新贵族，他们从俄国共产党对待有产阶级的态度中认定，共产党的革命最终会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他们惧怕和反对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逼迫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采取了以彻底列宁主义代替孙中山三民主义，并与蒋介石和整个有产阶级完全对抗的立场。这种彻底分裂对抗意识渗入到斗争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刻地影响到共产党内思想分歧和派系关系。在普遍民不聊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得到绝大多数在困苦中挣扎的民众理解、拥护、支持；而一批权贵以蒋介石铁血统治为保护神，加入到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了名符其实的有产利益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由此成为完全的两大阶级你死我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政党斗争。在共产党一方甚至产生了一种农民革命特有的极端情绪，把非劳动阶级意识（仅仅是想法）提高到可以定罪、行刑的程度。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产党内形成了两大潜规则，对后来共产党意识形态形成起到重大作用，一是在领导层立场和谋略高于思想，二是在普通党员中阶级出身高于本人思想。

先看第一个潜规则的形成。共产党的决策核心有过三次重大转变，三个代表人是陈独秀、李立三、毛泽东。初期的决策核心以思想家和新知识分子为主，思想解放程度是领袖们的特征。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以后，一些思想开明的领袖脱离了共产党，甚至与蒋介石一起谋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立场坚定性受到考验，这使共产党认识到立场的重要性，于是党员的立场被置于党性最高准则。接着在“不怕杀头”的立场潜规则下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死打硬拼，讲策略者甚至被共产党当内奸迫害诛杀。由于国民党的武装强势，共产党的死打硬拼使人数很快就萎缩到无法招架的程度，自然共产党内对领袖谋略水平的要求就摆到领袖层面。于是两个有心计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浮出水面，后由在谋略较量中胜出的毛泽东取得决策核心地位，共产党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原则便成为过去时。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重立场和谋略，而轻视独立思维，不尊重个人思想权利的政治组织。

第二个潜规则主要在党的中下层。以劳苦阶级和权贵阶级为界线的斗争也给共产党内带来组织观念上的荒唐。常识告诉人们，一个人思想、立场受到多方面影响，与他的出身没有固定关系。共产党的队伍中既有从权贵家族中来的理想主义青年，也有从劳苦家庭来的投机者；反之，国民党中也有出身穷苦、追求个人发迹的刽子手和在思想上背叛权贵，同情劳苦人民的军阀。从社会背景上看一个人的思想与其社会关系间的联系就更复杂了。但共产党为了使敌我鉴别简单易行，在中下层党组织中实行了一种以家庭出身和表面言论判断一个人思想立场的原则。就是说，一个家庭出身贫苦、或者言论极端的人，会比一个有出身问题、或思想活跃的理想主义者有更多升迁机会。在这个规则形成后，缺乏独立思维和文化低的党员逐步成为共产党基层主体。

在这两个潜规则作用下，共产党便从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组织逐渐变成一个近似传统农民起义的组织。当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后，共产党的农民意识形态与城市知识阶层、思想开放市民群体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被共产党奉为里程碑，而正是这次会议给进城的共产党酿下重大错误。国民党在诞生时是一个城市化和国际化政党，这与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来自海外有关。共产党形成时主要领导人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因此共产党诞生时思想和理性特征非常突出，但是，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特征发生了大变化，随着共产党被迫退出城市转入国民党控制力薄弱的农村后，中国农村条件使共产党从一个进步知识分子为精神引领的党逐步转化为一个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党，特别是军队中的大部分指挥员来自农民。中国农村意识形态与城市有巨大差别，城市集中了国家教育、科学、知识、思想精华，很多中心城市市民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城市人因此较开明、崇尚西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南部（当然城市也有差别，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共产党首都选址北京是一个错误）；而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部边远地区）教育匮乏，信息隔绝，缺少科学知识和现代思维，自然就处在封建文化环境和蒙昧意识形态下。农村文化特点是强烈的土地和眼前利益观念，鄙视人格和人的尊严，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盲目敬畏强势强人和神灵。在农村发展的十几年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受到农民文化极大影响。

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共产党夺取政权，进城前共产党首脑召开了重要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议显示，毛泽东等主要领导者对城市文化和意识形态环境在认识上存在根本缺陷和错误，他们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而且从解放战争胜利中引出一条错误观念，认为应该坚持已有的农民文化（当时的工人实际上大部分来自农村，持农民观念），并以此取代和改造城市意识形态这个“大染缸”。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农民将领认为，城里人思想复杂，不如工农听话好“领导”。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工农为中心“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换句话，就是让城市市民－具有文化知识和独立思维的人群接受农民意识形态，从而像农民一样听话。这个会议确定的核心思想和政策决定了共产党进城后必定要“改造”城里人爱思想的习惯，必定会与城里有独立思维的知识群体发生无休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即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村意识形态与城市意识形态，党文化与民主思维，封建意识与启蒙精神的冲突。实质上进城后共产党内的一系列分歧和冲突无不反映着这个根本问题。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三）

毛泽东是一个阶级和民族立场鲜明又深通谋略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缺乏人类新价值观的领袖。在对启蒙精神和人类新观念的理解上，他不如孙中山，更不如华盛顿，也不如陈独秀。毛泽东来自湖南农村，他同情和理解农民，具有社会正义感，从青年到老年这种品质在他身上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他的个人锋芒和机谋也异常突出，这个特点在他成为国家权力首领后变成强烈个人权力欲的根源。

如前所述，在启蒙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农民造反精神影响下组织起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思想构成层次复杂，由这些思想层次和斗争中建立的关系自然地形成了各种派系，如红区和白区，各野战军，留学与国内，文化教育水平圈，政见主张圈等等。这其中除了毛泽东倚重的农民将领们，最主要的两个派系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法派（他们不一定都留过学）和以刘少奇为主的白区知识派（不一定都是白区人员）。

虽然这样的领袖组合不是最佳结构，其中缺少一二个深刻理解世界最新思想的灵魂人物，但它的短期政治取向和政治能力对国家稳定和发展还是有效的。就短期政治稳定说，这样的领袖组合比中国历史上曾有的历代权力都开明，民权面相对比较宽，理解并接近文化水准普遍低的中国穷苦民众，因此具有传统向心力，可以在一个阶段维持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不过，从中期政治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秉持列宁的阶级专政理念与国家权力民主化公民化发展会发生必然冲突。各国共产党都有精英预见到这一点，如中国陈独秀，俄国普列汉诺夫等。然而，1960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弱点提前破坏了这个多层次权力核心稳定。

毛泽东是一个军事战略家、阶级政治家，但不是一个文明时代的思想家，对宏观经济则基本不通。1960年毛的经济路线失败暴露了他的能力弱点，决策层开始对其经济能力产生异议。面对个人最高权威和权力危机，毛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变化，在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关键时刻，他的农民造反意识占了上风，在党和个人之间他选择了个人权威和权力地位高于国家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他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塑造一个绝对正确的神偶毛泽东形象；二利用党内派系矛盾，打倒所有政治上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家和政治势力；三禁止一切异见和独立思想，连原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也在限制之列。国家和共产党内正常的意识形态运行环境被他完全破坏，共产党内的混乱和国家混乱由此而起。

权谋和派系操纵使毛泽东离现代思想越来越远，而与帝王思想越靠越近。他利用线装书中学到的帝王权谋术苦心构造了一个封建式的派系制约型（诸侯）政治架构。这个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人（皇帝）之下凡涉及权力必有二，一权二人掌，一地二派处（或多派），他利用派系矛盾相互钳制机制，达到稳定个人绝对权威的统治目的。至晚年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无力控制这个意识逐渐开化的国家，他身后的党领导核心派别斗争将失衡失控，党内会有一次权力生死搏斗，他甚至想到过国家再次进入全面内战，但此时他的思想根基已经完全帝王化，在他周围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文明思想者和新智慧，因此，至死他也无能改变帝王式的诸侯体制。

正如毛泽东预料，他去世后共产党决策核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封建式王位权力更迭，孤立的新权贵“四人帮”闪电般成为开国老将们的死囚，幸好内战没有发生。接下来，华国锋的毛权威维护派被邓小平元老派取代，毛泽东成为稳定共产党内不同派系的泥菩萨，而毛泽东思想不再权威。

邓小平当政后为了改变毛泽东原来的诸多政治结论、政治做法，以取得领导权，曾一度与维毛派进行过反“两个凡是”理论论战。1978年发生的这次论战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对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非同小可。“臭老九”翻身是一个意义深刻的事件。论战后期实际上出现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空白”现象。一方面，以专政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帝王意识被动摇，另一方面邓小平继续推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理念的党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矛盾现象，“解放思想”是矛，“四项原则”是盾；改革派是矛，保守派是盾。矛和盾的存在既暴露了邓小平本身思想上的空白，也显示出共产党内领袖层的巨大困惑和严重分歧。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组成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少数有文化基础、接受新思想、怀着理想情结的革命者，一是多数为改变个人穷困生活处境、怀有造反情结，但缺乏社会思考、文化水平低的劳苦造反者。建国后这两部分人在共产党决策层的比例变化一直影响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毛去世，文革结束，前者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胡耀邦、赵紫阳代表前者，所谓的元老权贵派基本代表着后者。邓小平是个有前者倾向的后者，一个有理想情结的权贵派。胡赵派与元老权贵派的分歧主要反映了两个现实，其一在共产党内有理想情结的政治家与从造反情结中蜕变出的权力新贵族开始分化，其二在国家宏观层面是有文化的新国民与传统农民意识形态的冲突。胡赵当政期间曾推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脱离封建化，而最终邓小平维护了党文化这个封建意识形态。

在邓的经济市场化加权贵专权思想影响下，中国社会投机钻营之风弥漫，很快就渗入到政治系统中。投机不为耻，反为荣；贪污行贿被认为是“能力”，损国损民肥己是“本事”，乌纱帽买卖、结党营私成为官场“潜规则”，不会投机、不理解投机叫“不合时宜”，不懂“与时俱进”。邓带来国家意识形态全面腐败。

1989年“六四”就是由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导致的一次重大思想危机，是市民要求共产党权贵放弃封建意识的努力。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三次直接撼动传统意识形态的大事件，一为孙中山发动的北伐。北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北伐军所到之处就是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思想传到处，北伐是一场意识形态变革运动。在那个文化封建、信息封闭的时代，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只是通过北伐才传遍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因此而被摇撼。二为共产党发动的解放战争，1949年前的共产党人在反对新独裁者蒋介石政府中推行的民主、独立、平等、解放思想，进一步冲击了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的传统意识。但是由于共产党和中国文化自身基础处于传统旧力量笼罩下，1957年后封建意识披着“党文化”外衣卷土重来，到六四运动它的面具才被撕破。三就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六四运动近似北伐和解放战争，她在根本上再一次大面积地冲击了共产党权贵派坚持的新君臣意识和党文化。六四运动开始时本来是一次带有新君臣观念的“新戊戌变法”，后来，由于共产党权贵派的血腥镇压，使运动转变成一次人们根本怀疑共产党专政意识，反思中国文化和百年历史的思想运动。六四运动重新检验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文化环境和大众意识形态状况。与北伐和解放战争最大的区别是，北伐和解放战争中都有军人加入变革方，革命军人的枪口都是对着压迫者、统治者，而六四运动中军队的枪口直接对着广大民众，对着要求惩罚腐败的市民；北伐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家精英和文化界基本站在民众立场，很多学者不惧危险挺身而出严厉谴责当局；六四运动后期除了香港和台湾一片抗议声，国外的少数大陆人在海外发表文章，在中国大陆学者和军人的正直血气屈指可数了。也就是说，经过40年的思想和国家专制，中国两大主要社会进步推动力量知识分子和军人已失去了与专制意识形态对抗的能力，这说明六四运动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被专制意识俘虏了。六四运动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着默默变化，仔细地分析起来，现在除了党的喉舌，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渗透着另类理念意识，彻头彻尾的党文化其实止于新华门。

辛亥年的新思想造就了中华民国，五四理想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的痛苦应该是又一个新生儿诞生的前奏，是一个新理想之国降临的涅槃。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四）

中国文化中有很深的 “感恩”情结。江湖义气、养育之恩、皇恩浩荡都以感恩为基点。感恩出于人性，最深的源点是血缘恩情，然后是养育恩情，再次是友恩报答。感恩情结的形成十分自然，在情感和理性上都顺应因果报应的自然逻辑，因此，无论在世界何处，从氏族时代到今天她都没有改变过，不过，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感恩，即“皇恩”情结尤其突出。中国历史上，悠悠数千年的皇恩文化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前，秦始皇根本不讲恩典之治，秦始皇以铁血之法统一中国，统一后使用酷律酷吏统治仅十来年秦国便轰然垮塌。刘邦吸取秦始皇的教训，开创了恩罚并重的政治制度，到文景二帝封建恩典统治手法已趋成熟，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更把恩典手段提高到政治水平，汉制由于开创恩典政治得以存在200余年。自汉代起恩典之治受到后朝帝王和权术家的十分重视，被历代权术家奉为上上治国之策。就是说，帝王以施恩进行统治，让百姓以感恩帝王心态接受统治成为历代皇帝必取之道。“皇恩浩荡，皇恩浩荡”，几千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承传，使中国社会上自丞相百官，下到文人黎民无不唯皇恩为天道。

孙中山革命前后，中国文化思想界曾一度传播欧洲启蒙思想，批判皇恩观念，推崇国民是国家主人，工农伟大，开启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意识形态。不过，在一个皇恩传统深厚，国民教育水平落后，信息反应极迟钝的国家，孙中山的北伐推翻了清王朝，却不可能一下扭转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大势和文化。在短暂革命后，孙中山的大总统制和毛泽东的党领导制都转而以国民感恩情结来巩固统治，而不是人权民权意识。孙中山革命后政治上虽然废除了帝制，但在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与恩典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到蒋介石时国民政府内已是言及蒋总统、蒋校长必诚惶诚恐。共产党建国第一天起，从国家领袖们到民间的“万岁”呼喊是什么文化？感恩毛泽东，感恩共产党是什么意识形态？1949年中共开国时，毛泽东在万民呼喊中曾真情激动地喊过“人民万岁”，而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只有领袖和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对人民的畏惧与帝王一样，惧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共产党的功业宣传仅为使人民感恩于己。无数革命者和民众为自己解放而流血奋斗，推翻了蒋介石集权统治，结果呼喊的是“毛主席万岁”，言及领袖必诚惶诚恐。这既谈不上孙中山，也连不上马克思。

在今日中国经济崛起论派的宣传中，“改革开放”经济成果功绩在谁？唐代归于“贞观之治”，归唐太宗李世民；清代经济繁荣发展归乾隆、雍正、康熙；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功绩归了邓小平。人民自己辛苦劳动，供养了皇帝，结果还要感谢帝王给予劳作机会，感激皇恩浩荡。感恩太平盛世的心态就是感恩帝王不折腾、少折腾自己。毛泽东晚年折腾了20年，到邓小平停止阶级斗争，恢复人民的正常劳动条件，经济才有了一些发展可能。就是说，1978年后的经济业绩是人民可以正常劳动的结果，是结束一种畸形政治状态的结果，但在感恩党领导意识形态下，人民奉上巨额税利后，还要再呼唤皇恩浩荡，如此本末倒置的党文化与祈求明君统治源于同一逻辑。没有蒋介石，台湾经济发展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没有英国总督，香港和新加坡经济依然蓬勃；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翻了数十倍。由此推知，没有一个自以为上、思维专制的党文化党统治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停滞。历史会证明，中国人民彻底摆脱皇恩情结，思想解放，并建立稳定且民主的政治环境后，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智慧将得到如何更惊人的释放。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  (五)

宦官意识和宦官文化在中国意识形态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作为直接伺候帝王的内侍世界各国都有，由于他们在宫廷中所处的地位，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宦官意识，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对下狐假虎威，声色俱厉；在宫廷内搬弄是非，巧取私利；而中国的宦官因其被阉割又与他国内侍不同，更多了一些女性的哓舌和巫婆的险毒。在宫廷中表面上宦官居于帝王和大臣之下，实际上他们跟大臣一样仅唯帝王是从，不过宦官没有功业，也就没有大臣的功绩心，心态上比大臣更战战兢兢，意识上更凸显讨好奉承取宠。宦官被阉割后生理上的变化使其多了阴性特点，如细心而小心眼，注意化妆粉饰和表面作秀，重人际关系和搬弄是非，挑剔尖刻，喜小恩惠而轻大局大业，擅长见风使舵，煽动私情。宦官意识和文化得以影响社会受益于帝王体制，封建帝制结构下皇帝身边有三大势力，一是皇亲国戚，内亲外戚；二是忠臣奸臣，三是宦官。前二者是国家权力当然窥视者，但有时在复杂权力争斗中权落宦官也有发生，如东汉党锢之祸；唐朝后期宦官掌权，唐宪宗后十个皇帝，七个为宦官所立；明朝宦官位在内阁之上，宦官竟掌皇帝批红权和监军权。

宦官一旦控权，其思维观念、特点、习惯、方式便自然得以在宫廷风行，不仅影响到国家权力层，并流行于社会，渗入到民间文化中。首先是宦官控权为政的现实为不思功业、无社会抱负的人掘出一条以宦途谋取国家财富的沟渠，功名意识因而不抵哓舌之术，这刺激了无为之徒谋国的野心，更给奉承钻营意识流行天下开了道。此道一通，社会功业抱负之心即成戏谈，巧取权位的投机者视国家权力为口中鱼肉，社会大行通过无功谋官之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风。随之，官场盛行假虚名、实贿赂，会奉承拍马、能占私利者得官，社会抱负越大者越不得志。权力之器不被功业者所用，而成为投机者掠夺窃取社会财富的工具，民间自然也就相对流行无理想意识形态，人人只顾自己发迹。中国宦官意识给社会留下的第三个影响是社会意识形态阴性化，轻义理，重情礼。“枕边风”“台下交易”“走后门”“垂帘听政”之类都与宦官意识余孽相连。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中是否有宦官意识作祟，国人皆心知肚明。对下尖刻蛮横，对上奉承讨好的宦官之风遍布京都红墙外各级衙门府邸和官僚企业中。那些身在官场但还存着一线理想情结的人体会更深，“出淤泥而不染”和“难得糊涂”是他们对整个腐败大环境无可奈何的痛苦心声。在国家体制表面一派光鲜，共和、民主、理想口号朗朗上口，实际上官僚机制下宦官流习盛行，私利钻营原则无处不通的大氛围中，他们因无力回天，只能保全自身了。

宦官意识能够时髦猖獗是因为国家君臣体制实际上依然如故。

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一，自1898年戊戌变法起西方新意识形态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就始终与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潮流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一直在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下，国民党、共产党、各种民主党派的理念均来自西方。今天，国际开放环境比二十世纪更不可逆转，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在世界之林中比较而存在，这种情形发生在欧亚非澳和中东各地。在苏联，斯大林的克格勃和古拉格群岛没有封锁住国际意识形态；在中国，毛泽东式的反右和“文化革命”也没有封锁住；由于背离时事，毛的去世就是他操控群众愚昧的意识形态运动结束。可知，未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再封锁国际意识形态交融发展。二，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变化中，以低文化人群为基础的蒙昧和尊王畏君传统心态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准提高逐步地被具有独立思维特征的意识形态取代，教育和文化普及推动着新的国民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尽管党文化顽固地延缓着整个进化过程，但这个过程没有停止。沿着教育、科学、文化普及的方向继续发展，国民文化水准持续提升，意识形态启蒙面势必将继续扩大。三，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交流限制终将消失。网络是新传播渠道之一，网络因为以匿名保护了言论自由，以公开快速大面积传播推动了意识流通，颠覆了专制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控制。网络在与权势较量中把统治者置于自己的压力下，从而成为历史进步的工具。在上述三个基础上，中国必然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民意识形态历史性反思和觉醒，不管军警恐怖达到何种程度，质疑、批判党文化和反“囚禁思想”都不会停止，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和新文化将沐浴在反思的洗礼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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