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我参加了香港“六四”二十一祭年一系列纪念活动。这是我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一次参加“六四”祭祀以及政治抗议活动，对我心灵的震撼不亚于当年。
雕塑家陈维明在香港机场被扣留并被遣返
我去香港是五月三十日临时决定的。五月三十日，著名的雕塑家陈维明先生的两件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雕塑作品，“新民主女神像”和“‘六四’屠杀浮雕”，在运抵香港并在香港时代广场展出几个小时后，被香港警方没收。“香港支联会”的几位领导和义工为保卫这两件艺术作品被警方逮捕。这变成了香港乃至全球华人媒体（除了中国被封锁新闻外）的一大政治新闻。当时我和维明的太太二幼还有其他几位朋友正在纽约法拉盛庆祝二幼和付蓉的生日，凌晨他们知道事件后，原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赵岩立即在博讯发稿。
五月三十日一大早，王军涛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陈维明决定亲自去香港讨个说法，问我能不能陪同。根据以前的经验，他说维明很可能不让入境，如果他不能入境香港，我进去的话可以作为维明个人的代表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一起去香港呼吁一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入境。二〇〇九年十月我为周勇军事件“突袭”香港，成功入境并以律师的身份为周勇军被香港当局不当送入中国大陆秘密关押而向香港市民呼吁。这件事后，我不知道香港当局是否也会将我列入不得入境的黑名单。我也知道，就法律方面而言，我也帮不了维明的忙，而且我还得自己掏腰包。
下午我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碰见陈维明的妻子二幼。二幼在那里等待观看一个纪念“六四”的纪录片。二幼问我能否去香港。她说维明需要帮助。他已经买好了机票，现在就在去往洛杉矶的路上。她的心境是平淡的，但眼神还是有种期待。她平静地调侃维明，说他为制作那浮雕和新民主女神像而疯狂，做模子的时候，每抹一块泥，嘴巴就咕嘟一句：“杀人犯”，“法西斯”，等等。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去！而且我还想参加香港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晚上在网上订好机票，第二天早上出发，我和维明约好，香港机场见，不见不散。
我和维明的飞机都是经日本到香港。我的飞机先到日本和香港。我一到日本成田机场，二幼就通知我，香港警方答应有条件“返回”维明的“六四”浮雕和女神像。但是香港支联会坚持无条件，并且号召市民晚上包围香港北角警局。
在从日本到香港的飞机上，我在琢磨我进去香港后如何表态。我在想，在美国如果遇到这个情况，警方可能不会“没收”这样大型艺术品。警方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可能要求当事人将艺术品撤离之，如果不撤离，会逮捕那些抵抗的人，对于那么大的艺术品警察可能只会如同拖违规的汽车一样，让一个拖车公司拖到一个存车场，当事人得花点钱领走。显然，美国警方遇到这种事情，对艺术品本身和其表达的内容不感兴趣，那是言论自由的范围。香港警方，这个曾经是英国殖民统治下训练出来的警事当局，怎么会没收那个艺术品（后来据说是拿去做证据。一个六点四米高的女神像如何拿到法庭去作证，显然也很荒唐）？很明显，他们对艺术品所展示的内容感兴趣，他们意图不让香港人民在纪念“六四”时候来欣赏着两件艺术品，也防止着两件纪念“六四”的艺术品激励更多的人参加“六四”纪念。
我到达香港后便得知，民主女神像和浮雕已经被无条件返回给支联会，并已经放到维多利亚公园旁边。警方允许支联会“六四”那天下午放到维园去。香港当局犯了个傻，扣押“六四”屠杀浮雕和新民主女神像本身就制造了一个事件，更加刺激了香港人民出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在香港机场等待维明的时候，我同香港的蔡淑芳联络上了，她不停地问我，我能否进来，我们是一起申请入关还是分开。她建议分开入关。
维明的飞机晚点半个小时，我大约在六月一日晚上十一点钟在入关口前面见到他。有一个明报记者和摄影师已经在机场等候他有五个多小时并在飞机的闸口见到了他。我问了问维明的身份和国籍，告诉他进入香港后的地址。他具有新西兰国籍，以前去过香港，按说当局没有道理拒绝其入境。我和维明简短交流一下，决定分别入关，如果他进不去，我代表他进香港呼吁。当时已近半夜，旅客很少，入关处的海关人员都在盯着我们。我赶紧和维明照了几张相片并用skype 传回纽约。担心我也被入境处拦截，我们迅速分开，从两个入关通道分别申请入境。明报记者和摄影师不让近距离跟随维明，他们被拦截在十米开外的地方。我感觉不妙。当海关人员在电脑上查看我的资料时，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还算顺利，让进关了。
我于是观察离我有十米远的维明那边。我看他也走出了关口，可是有几个人跟随他，让他进去谈谈。维明在争辩，对方说只是问几个问题而已。维明不想按他们要求做。有一个官员从后面推他一下，让他在进入海关里面去。维明极不情愿又回到海关里面。我立即离开关口，打电话通知二幼，告诉她维明还是被扣留了。我在候机室碰见了香港支联会的冯爱玲和蔡耀昌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香港的委员刘泰和杨晓炎等。他们立刻通知香港民主党议员同时又是律师的涂馑申。
涂律师过了约一个小时才到，他进去和入境处的官员谈了一会并且会见了维明。大约两个小时后，涂律师出来，告诉我们说，入境处的官员对他说，他们等待“上面”的决定。显然维明入关与否与其身份和履行证件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上面”的政治决定。维明书写了一个声明，授权涂馑申律师在他被拒入境后发表。涂馑申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告诉入境处如果维明被拒绝入境，他将代表维明上诉，法律规定在上诉阶段不得遣返维明。我问了涂馑申律师，如果当局最后决定遣返维明，维明又不愿意走怎么办？他介绍说，当局通常在其他旅客上机后，强制性的将当事人送上飞机。如果当事人在飞机上抗争，那么航空当局将会依据航空管制条例来处置之，打镇静剂或绑起来都可以。以前，香港当局曾经将法轮功学员用毯子裹住后送到飞机上。
我们只有离开机场，等待当局的最后决定，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可是我刚到住处，冯爱玲就告知她接到维明电话，说香港当局决定遣返他，并且没有给出什么理由。港方的这个决定离我们离开机场的十五分钟内做出的。早上，涂馑申要求入境处传真其不准入境的决定，以便上诉。可是传真太黑，看不清楚。当决定再传真出来后，涂律师要求上述的时候，维明已经在十分钟前被遣送到为去日本的飞机上。涂律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港方入境处的做法“是肮脏，下三流，越来越似内地。”维明无可奈何被送到了日本。在日本，他想再度入境香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还是回到了洛杉矶。
上午涂馑申律师发表了维明的声明。声明说“如果香港当局不能让我入境，那就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骗人的。香港当局是听命于中共一党专政。”香港保安局局长出来解释说，他们是“为了香港的利益”而拒绝维明入境。可是，什么是香港的利益？我也在六月二日下午在香港立法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和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香港委员们进行抗议活动。第二天维明被拒入境一事成了香港媒体报道的重大新闻。香港当局又制造了一个事件，激励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来表达什么是他们的利益。
观摩香港立法院的辩论
我和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商量好，六月二日下午四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港方拒绝陈维明入境。我下午两点就赶到立法院。立法院正在讨论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平反六四”议案。我坐到了观众席观摩他们的讨论。事前我已经知道，这个议案年年都提出来，因为泛民的票数不够，年年都被否决。“建制派”的议员只会派一个代表坐在那里，表示有人到场，但不会发言。道理很简单，他们不敢说邓小平当时的开枪决定英明。我坐到观众席后，泛民和建制派如同英国的议会一样，分坐两边。可是建制派只有一名代表坐在那里。泛民派几乎都到场了。他们的桌前都放了一个小的“民主女神像”。他们分别发言，发言简短，清晰。我不懂广东话，用耳机听英文翻译。英文翻译非常到位，比在美国法庭里的翻译好多了。议员们有时出入会场。但是我注意到，他们出入之时都要向议长鞠躬，表示尊敬。我确实感觉到中国今天即便实行民主的话，也要来香港学习如何议事。
事后我非常感慨的对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先生讨论，我们应当设法让更多的大陆的人大代表来香港立法院观摩学习。另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应当设法组织大陆的异议分子来香港观摩立法会的讨论。我对何俊仁说，他可以设法多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可是，他却无奈的说，他被禁止进入大陆。
在中联办前抗议的一对大学生情侣和一个清洁女工
六月三日傍晚，当年到北京采访并最后一个目睹了天安门屠杀的香港记者蔡淑芳带我到“中央人民政府香港联络办事处”前。中联办的前身是港英时代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称为中共中央港澳办事处，简称“港澳办”，里面都是中央各个部门派来的官员，如统战部教育部都设有机构在那里。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年的社长比一般的省长地位还高。一九八九年的社长许家屯也因与“六四”受牵连后逃到美国。一九八九年元月我在香港做研究的时候去过港澳办多次，那里吃饭便宜，两块钱一份份饭。那时，港澳办完全是大陆的方式管理，在大楼里面放电影。这都与当年的穷有关系。
现在港澳办变成了“中联办”，地点也变了。但港澳办门前没有什么空地，一个人行道被警察的“铁马”占去了一大部分。我和蔡淑芳去那里的时候，只有两个娃娃模样的一对大学生情侣和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那个窄小的通道上抗议。当时只有他们三个抗议者，可是警察却又几十个。
那对大学生情侣正在用餐，两个人吃一个盒饭，有时还互相喂一口。蔡淑芳给我介绍，他们俩个是去年在一个抗议的场合认识，后来成为情侣。我采访了他们。他们都是21岁，是大三的学生。我问男生，他的父母知道他的抗议行为吗，他说，不知道。他的父母不愿意他干这种有危险的事情。那位女大学生则说，她的父母则不干预她，认为她有权决定自己做什么。我问他们的父母做什么的，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母都是一般的工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活动，他们说北京当局当年的杀人和今天关押刘晓波都是罪恶的。他们被激励起来的直接原因是香港警方粗暴地对待游行抗议者。
我因为没有吃晚饭饭，于是请蔡淑芳和那位抗议的大姐去吃饭。蔡淑芳在“六四”期间禁食，和基督教的禁食祷告一样，所以只喝了杯饮料。我和那位大姐一人吃碗面。那位大姐在一家公司里做清洁工，很直率地告诉我，月收入七千五百港币。她儿子大了，自己生活还过得去。我问她为什么来这里抗议，她说，很简单，政府杀人不对。我问她的公司对她来抗议是什么态度，她说没有和公司说，目前公司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对她怎麽样。蔡淑芳还告诉我，每次在中联办的抗议活动她都来，而且自己准备抗议的横幅或标语。当我们回到中联办的通道时，那位清洁工大姐就将自己准备的几十米长的白布拉开并绑在警察搭设的铁马上，用来祭祀21年前的死难者。然后又安静地坐下。她的眼神善良，善良中略有一丝的愤怒，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在她的眼神里，你看不到畏惧。她在布置祭祀用的白布时无视警察的存在。好在香港的警察还算客气，没有干扰她。这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个朴实的香港市民。她是香港最可爱的人。
“六四”募捐集市
每年“六四”晚上的烛光纪念活动是香港反对派政治组织和和其他非盈利组织的政治大集会，也是他们用来筹款的最好时机。香港支联会租用了维多利亚广场，然后有关的各个组织都在那里“摆摊设点”。支联会组织筹款队伍最大，他们不但有好几个点，而且配备有湊款推车。各个摊点从下午就开始准备，烛光晚会开始前的两个小时是筹款的高峰。许多组织都动员义工在通道上卖书或卖纪念汗衫。他们如同集市上的人们一样，向每一个过路的人“拉客”。他们还用录音设备或高音喇叭播放他们组织的情况。
我在下午三点多就赶到维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次也设立一个点。我还将周勇军的照片也放到那个点，希望为周勇军筹款。中国民主党对面的摊位是“中国笔会”的摊位。他们用了一个扩音器播放廖亦武的录制的《大屠杀》诗歌。因为是中国笔会，所以他们摊位展示的图书最多。潘嘉伟、蔡咏梅和孟浪等都在那里。
朱耀明牧师主持的“我要回家”活动也摆了一个摊点。我是去年他们为纪念“六四”屠杀20周年编辑《再回家》一书的采访对象之一，所以我也去他们那个摊点站台。《再回家》一书的主要撰稿人麦燕庭老早就在那里，不停的宣讲“再回家”等等。朱耀明晚上也情绪激昂的宣讲了很长时间。到底是牧师出身，讲起话来铿锵有力。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就只能根据他们讲话的气势来判断他们讲的好不好。显然普通话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我在那里站了一会，为捐款人签了几本书，帮助筹款。
那天晚上香港人捐了多少钱，我无法知道。但是，他们捐了，就是对就是对香港未来的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持。
司徒华—香港自由之魂
司徒华，大家都称他为“华叔”，是香港教育界的元老，过去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六四”枪响后，他愤然辞去“委员”的职务，和李柱铭等人一道组织“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并一直担任主席至今。去年他来美国为“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巡回演讲的时候，我们见过面聊过天。我去年十月为周勇军的案子去香港时，他还特地宴请我。年底他还寄来贺年卡，以“青山不老生妩媚，绿水长流自缠绵”诗句自勉和勉励我们大家。后来得知他得晚期肺癌，甚为大家关心。
华叔公开的一言一行几乎都在香港见报。你可以说他是“名人”或“明星”。但是这些称号都不能说明他在香港的影响。华叔是香港的精神领袖，是香港自由之魂。从中英两国政府八十年代开始谈论香港的回归以来。除了一些大商人外，多数香港人在政治上处于两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有爱国的情怀，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害怕丢失了港英殖民统治留下来的法治和自由。中国大陆独裁的政治制度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八九民运一开始，学生一到天安门广场绝食，香港的市民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当年“五二八”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几乎倾城而出。“六四”的枪响，使得香港人更加知道香港的命运和中国大陆的命运连在一起。华叔勇敢的站出来，组织了“香港支联会”，提出来了“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和任务。每年香港人都到维多利亚公园来，悼念死者，也为了保住自己的自由和争取更大的民主而呼喊。华叔就是他们的领头人。
因为华叔年高和有病，这次我无法和他单独见面，于是朋友安排我和他在维园烛光纪念活动上见面。六四晚上他一到，几乎所有的记者和荧光灯都聚集在他身边，都希望得到他的一两句什么评语。等记者忙完，他坐下来休息一会。我上前和他打个招呼，祝愿他早日康复。
这时，维园的主席台已经成为焦点。约晚上七点半的时候，整个维园六个足球场已经坐满。警察不让再进人。支联会和警方商量，允许民众进入维园旁边的公园。
华叔稍事休息后，就走上主席台，绕主席台走一圈，给大家打个招呼。此时，维园的上万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人们不停或鼓掌或呼叫。他然后又下去休息。约十分钟后，他又走上主席台，然后再走向献花圈的纪念碑那里。沿路的人们不断上来和他握手，呼喊：“华叔撑住，华叔支持你，华叔长命百岁”。此时的华叔所受到的人们的爱戴不亚于梵蒂冈教宗出访的情况。在香港，自由和民主就是他们的宗教。
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的华叔，在维园的烛光纪念会上发表了第二十一次演讲。这次他说：“只要活着一天，就要与大家肩并肩走到目的地”。这目的地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香港自由的根本保障。华叔正在带领香港人朝这个方向艰难的行进，他就是这行进队伍中的的灵魂。
纪念八九民运，香港薪火相传
2010年的维园烛光会最大的特点是很多年青人参加了活动。《信报》报道：“今年特別多八十後及九十後的年輕人湧向維園出席晚會，二十二歲的黎小姐與朋友張小姐直言，政府及中大近日打壓新民主女神像是催化劑，因為擔心六四的歷史真 相會被人遺忘，所以更加挺身參與集會認識歷史。一九九九年出生就讀五年班的蔣晉賢，自製寫着「九十後也來了」的標語出現在維園，他說，很想了解六四的真相，支持民主。”
在组织上，支联会有李耀基这样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任常委委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叶楚茵代表香港大学生在纪念会上讲话。她的背后站着一排青年学生，头戴白巾，俨如赴汤蹈火之势。更有与一九八九年民运相似的，是那位看似文弱的专上学生联合会主席叶楚茵，其身材和讲话的神情和当年的柴玲一样。柴玲后继有人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今年不顾校方打压将民主女神像和六四屠杀浮雕立于港大校园的行为，也是争自由和民主的薪火代代相传的表现。
中大学生突破禁令，竖立“民主女神像”
陈维明的两幅雕塑是香港“六四”21周年纪念活动催化剂。如前所述，警方先前扣押了它们并逮捕了若干支联会的工作人员。六月一日雕像退还后，中大的学生决定在维园烛光纪念活动后将其放置在中大校园。六月二日，中大校方为保持学校的政治中立，拒绝雕像置放在校园。身兼全国政协主席的中大校长刘遵义是做出该决定的主要推手。中大的学生在其学生会的领导下对此开展了抗争。他们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将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竖立在校园。他们号召香港民众参与和支持他们。
“六四”维园活动的时候，中大学生号召市民声援他们。作为维明的代表，我也随同中大学生会主席黎恩灏一起去了中大校园。支联会的负责人动用了一辆大吊车将女神像和浮雕运抵香港。我问同行的人，香港警方是否会在某处拦截。他们都预期不会。警方只有在校方的邀请下行事。校方在这个关节眼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干那种蠢事情。如果发生了警方拦截，然后香港市民再来冲击警方，那事情就闹大了。谁也负不起那个责。
果不其然，我们去中大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在两幅艺术品还没有抵达之前，中大火车站前的那块空地上已经为有数千人，有中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以及相关市民。中大学生会此时组织演讲，放歌曲，大家兴奋昂然。我也发表了简单演讲。我说，在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时刻，正好是中国军人的坦克压碎了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民主女神像”。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港大又竖立了一个新民主女神像。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幸运。我们悲哀的是，“六四”屠杀后二十一年，大陆还是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庆幸的是尚能在香港的中文大学进行这种抗争。我希望，不久将民主女神像再次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我的讲话得到了长久的掌声。
大约六月五日凌晨一点钟，“新民主女神像”和“‘六四’屠杀浮雕”运抵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附近的校园空地上，一路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阻拦。当它们抵达的时候，几千学生和民众起立欢呼。在目睹了新民主女神像竖立起来后，人们渐渐离去。下一步，中大的学生将和校方商谈永久竖立这两个艺术品的问题。前几天，作为陈维明的律师，我已经去信中大学生会主席黎恩灏，授予中文大学学生会可全权处理这两尊艺术品在中大校园永久竖立之事，同时表示维明会在适当的时候乐意将它们赠送给中文大学学生会。
晚上，中大的陈建民教授开车送我回到九龙的住处。中文大学的校友，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也在车上。我们一路上讨论了“学校政治中立”的问题。我们共同认为，中大校长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学校坚持不灌输或提倡某种学说或主张的原则。学生们追求自由和民主，在校园竖立女神像，校方本不应当干预。校方只能以安全或地点来考量学生的要求。现在校方以政治中立为由予以拒绝，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干预，恰恰违反了学校政治中立的原则。我们大家都知道，中文大学校方的答复也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独裁政权压力下所为。他们也是做给大陆的领导人看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自由和民主，在大陆的专制岩石前面，显得多么的脆弱。可是，这次我的香港之行让我看到了几百万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保住香港，那是中国大陆民主自由的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