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宁稼雨把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分为四类〔９〕：从政者、滥竽充数者、超然者和安分守己者。第一类人生事业的重心在政界、第二类人学术为辅、实利为主。第三类超然者，宁稼雨是这么描写的：“他们不为躁动的社会环境所动，对仕途没有兴趣，对那些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改变的所谓\’成果\’也不热衷。他们甘于寂寞，在锲而不舍的砥砺中去追求一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事业承担责任的永恒的历史价值。他们为此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没有迎合现实需要的所谓\’项目\’，东西写出来没人给发表和出版，没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耀和光环，衣食和收入也远远不及前面两类。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没有重视那些以数充质的所谓\’科研\’，也谈不上轻视教学的问题。这大约也是一种放弃，是以对眼前虚荣利益的放弃换来对历史价值的追求。他们或许不是眼前形势的宠儿，但真正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知识创新作出贡献的应该是这些人。”第四类是安分守己者，他们“没有从政的幸运，不屑于滥竽充数，也没有做超然者的勇气，……相比之下，这些人是高校教师中最为驯服和最为听话的人”。“这类人是高校教师的绝大多数，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如这样以学术为准分类，上文提及的只做“复制”工夫的专家、学者、教授就被排除在“知识精英”之外了。可是他们毕竟也是知识人，如果换个角度，以学术贡献为主，以其人品、境界高下和社会作用大小为辅分类，还可再加上一类“吹喇叭抬轿者”，这样中国知识精英可以被安排在五个品位等级之中：第一等为宁稼雨描述的“超然者”，第二等为“安分守己者”，第三等为“从政者”，第四等为“滥竽充数者”，第五等则是“吹喇叭抬轿者”。因这第五类知识精英的主要功能是对空洞的主旋律做“复制”、“组装”、“放大”、“圆场”工夫，其工作内容基本上是写前面提及的“保先运动十八论”之类，这里不再为他们浪费篇幅。滥竽充数者只为利谋，算是“混混儿”也不须多着笔墨。下面只就中国现在肯用自己脑子的学者状况做一简要归属分派。
当今中国肯用自己脑子的学者，从价值取向上可分为下述几类：
第一，“左派”，这一派又可分为“老左”和“新左”。“老左”的理论根基是与毛泽东理解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新左”的理论武器中除了“毛主义”外还吸收了现今西方“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弊端，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在对中国社会的见解方面，“左派”对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就开始的“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持批判态度。他们对毛泽东最有感情，甚至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持同情或赞赏的态度。他们思想主张中的积极因素，在于对当前政治和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于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忧心忡忡。这一派虽然关注的问题很现实，很重要，但是因其的解决办法是毛泽东的思路，所坚持的东西是昨日黄花，入不了今日的景色，所以对于中国现实的影响很小。由于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原教旨的“毛主义”，与当今执政者坚持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包子相比，装的还是旧馅儿。又因为执政者现在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达到清楚明白的程度，在理论上是务实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这种务实和实用主义并非没有原则，其一是要保持中国的发展繁荣，其二是要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保持中国的发展繁荣，直接有助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官方不但需要吹喇叭抬轿子的，需要敏感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需要干实事的。这使得在经济战略和政策研究领域，不少务实的从政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左派”从来不把吹喇叭抬轿之辈设置为批判，争辩的对象，这一方面有吹喇叭抬轿者无创见他们不屑一理的原因，还因为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直接对准其高唱的主旋律，就是直接对准执政党了，这也会有危险。因此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是与他们所坚持的毛主义相对立的学界的自由主义派，这一派因为主张自由权利和宪政民主而受到官方的压制，他们称之为“小自由派”；一是政府部门的“极右派”。这一派则因一直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做政策研究和出谋划策而受到政府的实际重用。“小自由派”与“极右派”这种名号区分可见于杨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10〕笔者在网上搜集了与西山会议有关的资料12万字，阅读了这个会议的综述和全部发言纪要，也阅读了2006年4月9日《毛泽东旗帜》网站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山会议而在北京主办召开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的“综述”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皇甫平：《如何看待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蔡厉：《关于反思改革运动的几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笔者这里不对左派“反思改革”和其与“极右派”的西山会议之争的内容、是非与胜负作详细讨论，只是从“左派”对“极右派”和“小自由派”的敏感揭露和坚决反击中，得出这样的判断：
◆“左派”与国家权力有距离，他们关注改革开放中中国人民权益受到侵害、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问题。他们提出的“反思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人民大众“对目前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存在普遍的不满，用心是好的。不满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分配不公，而利益分配的不公源于权力的分配不公。一端是资本、政治及知识精英联合起来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控着仅受有限监督和制约的\’公共权力\’，而处于\’权利富裕\’状态，他们可以将这些公共权力服务于自己的私利；而另一端是处于\’权利贫困\’的普通大众，他们正当的追求财富的、甚至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力得不到明确和保护。”〔11〕
◆他们是“四项基本原则”最坚定的坚持者。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政治文明的政治制度。他们把苏东剧变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历史的必然，丝毫不了解那里的人民获得了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解除了政治恐怖而获得了精神解放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社会进步。
◆他们如果是在一种宪政民主社会制度下──比如在美国，成为一种批判政府制约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右倾的力量，起到的作用会是积极的。而在当前的中国，他们所起的作用整体地看是消极的。作用消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所死抱着不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一脉相承的落后于当今时代人类政治文明一般水平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绝对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凌驾于所有其他思想体系之上的绝对主义。近年来，他们十分敏感地充当着毛泽东式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与体现着中国社会进步要求的“和平演变”或社会转型进程背道而驰。在政策层面他们与政府现行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有所忤逆。而在政治理念上，他们又与执政层要保持一党执政万万年的期望不谋而合。这是他们尽管高举反“修”反“资”大旗，与执政层唱着另样的调子，却为官方所容的原因。他们与执政者在坚持“在指导思想上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上完全一致，只是他们更为落伍，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执政者坚持的是实用主义地作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或用旧皮儿包新馅儿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派。这一派对于民主宪政和个人自由权利的意识薄弱，他们多着眼于社会伦理的拯救，道德的教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不但不反对权威主义，而且把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社会风气的好转寄望于政府的强力推动上。他们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因与官方想绕过宪政希求在保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寻求整合传统中有生命力的思想而形成一种政权的凝聚力，因此承诺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种种姿态相合，因此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但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思想──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也许要大于这两种对立的西方思想传统之间的距离。由于后两者有着共同的西方理性主义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都曾是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上个世纪“5．4”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还曾是以“科学”反对“玄学”的战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主导了中国的整个文化教育，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因无法塞入马克思主义的“匪铁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落后东西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这导致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在多数10～50岁中国人中实际上已经断代。因此比起官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比起正在蓬勃兴起的非官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派现在是实力上最弱的一派。这一派既对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近年来与自由主义的悄然壮大相伴而来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迅速增加非常担忧，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争胜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及和谐价值取向的格格不入耿耿于怀，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带有科学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肤浅因此不能包容中华民族的传统大智慧则更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们虽然不跟官方唱反调，但实际上是希望中国能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回归到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上，他们从文化根子里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的。
据说儒学“第四次浪潮”已兴，虽然针对儒学可否为宗教的激辩中，也有人主张“……真正的救世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12〕虽然还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开掘不出现代化因素。然而人们已经意识到，儒家文化可以参与到现代化之中，为现代人的心灵安顿和道德教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不过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有人提出要把儒教设为国教。康晓光曾于2003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提出“复兴儒教”的四项措施：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奉儒教为国教；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活动场所；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13〕蒋庆也在《首届全国儒教研讨会》上论证说：“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国教。国教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即\’道统政统合一\’，国家担负着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14〕康晓光的措施和蒋庆对国教特征的肯定性论证的潜台词显然是：中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国家法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要代之以本民族的国教。就此而言，这一派是瓦解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地位的力量。儒家是不是宗教，或要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心灵安顿与道德教化的宗教肯定其合法性可以讨论，但是从这一派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主张要将儒教设立为“政教合一”之国教的主张就可知他们根本不懂得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现时代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就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的生命那样是何等的重要。从其设儒教为政教合一之国教的背时主张显然可以看到，这一派也不自觉地在充当着反对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念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反动势力的同盟军。中国传统文化派涉及的是深层的民族文化性命问题，是我们民族的人文之根的问题。但是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精神血脉延续的深层问题的真正解决，却不能回避对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文明中优秀营养的吸取和对马克思主义中积极和消极因素的甄别。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深邃博大至美至善的内容，但是它没有能阻挡住中国在19世纪的败落并且成为这种败落的文化原因，说明它并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必须正视自己的不足，必须学习西方文明中自己没有的好东西。这一派提出的少儿读经，提出弘扬中国传统等主张，包括上面所引康晓光的除国教之外的三项措施在内（如果将其所提到“儒教”的地方均代之以“儒学”），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提倡儒教为国教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救世思想”，亦即把马列当国教都是绝对主义和思想专制的思路，都同样会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停滞、腐坏。这一派对这一点缺乏起码的清醒意识。
第三，是自由主义派。“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15〕这一派中许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大酱缸”，并有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上述纲领性诉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有同有异，异在两者的哲学基础和对市场的依重程度上，而在社会变革观、政治制度和伦理原则上则相同。两者都是现时期中国“左派”及官方明确防范和打杀的对象。与笔者同事的一位“左派”教授在2006新学年迎新生大会上曾明确地谆谆告诫莘莘学子们说：当前在政治领域要警惕“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在历史学领域要警惕“告别革命”等等。
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亮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4”运动时期。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在国民党时期就由于其宪政民主的主张与当时的“少数人的专政”不合而受到压制，到了1949年后的共产党时期，则又因与所谓的“多数人的专政”不合更加无法喘息。在1957年，它满怀希望地露出一小头儿，其代表人物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鲜活记述，如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聂绀弩等等。其群众性思想基础则可通过牛汉、邓九平主编，钱理群撰序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收集的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当年的“右派”言论获得一真实经验印象，而1957年整个反右运动的过程，则可结合当年《人民日报》反右文章和通过丁抒的《阳谋》一书得到大致了解。这原上青草尖儿的当时宿命当然就是被反右运动的快刀铲除。20年后，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上，它心有不甘地又冒出一小尖儿，其较知名人物有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徐水良、王希哲等等，这个小尖儿又被反自由化运动掐掉，这些人多数被判刑坐牢，后被美国以政治交易的方式换到美国去，成了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力。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领军的改革开放的滋养，在1989年的“6．4”事件之前，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老中青精英又涌现出来。其中较有名气的有许良英、于浩成、方励之、胡绩伟、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李锐、吴祖光、郭罗基、李慎之、吴江、林牧、苏绍智、王元化、严家其、阮铭、苏晓康、郑义、远志明、胡平、王军涛、陈奎德、刘晓波〔16〕等等。但是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要成景色的嫩芽儿被铲除得更惨：被机枪坦克击斃碾碎。这次的击斃碾碎之残忍、之果断，虽然当下使自由主义思想噤若寒蝉，成了话语的避讳，却长久地更使它成为学界内外体制内外良知不泯的人们的心结，并真正开启了自由主义思想和行动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一样，生命之死永远是他们最不能忘怀的精神刺激，更何况死者中不少还是纯洁花季的年轻生命？更何况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们怎么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正是在“6．4”之后，中国的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才渐有了群体性存在规模。其中，不少人挺身而出以身试法，他们因为去救助“6．4”受害者、因为去注册新的民主党派和发展非政府社团组织、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执政党的文章、因为反腐败和领头维护工农权益，在并没有组织军事武装，也不主张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却被无情地关进了共和国的监狱。笔者的网友曾寄来一份在互联网上通过“谷歌”找到的“政治犯档案”，它收录了242位截止到2003年底曾被“法办”（监禁、判刑）和被施以其他处罚（强令退休、开除公职、开除学籍、驱逐出境、劳动教养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的简介（胡耀邦生前下属林牧和赵紫阳生前秘书鲍彤也名列其中）。其中相当多的人与1989年“6．4”事件有关。他们当中有高校教师──如刘晓波（中国政法大学？）、王天成（北京大学）、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张振生（深圳大学）、樊百华（南京邮电学院）等，也有博士生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江棋生及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杨建利、王策、陆文禾，还有报刊编辑、中小学教师、律师、工人、农民等等。到现在这个名单上的不少人已经刑满释放，当然也又有新的“政治犯”，如许万平、高智晟、郭飞熊等等名字需要加入其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超然”的境界，他们是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生命与青春的奉献者。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牺牲的意义，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向那肯定会砸下来的巨石来消耗它的杀伤力，把脚下满地的荆棘滚到自己身上以开出一条可行之路，把现时国家暴力机器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而让战友得到躲过子弹的可能。他们实际上与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的诞生义无反顾地壮死于黄花岗的辛亥先驱们，与当年牺牲于腐败的军阀或国民党专制下的先烈如李大钊、江姐、闻一多、李公朴们一样，是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化作了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铺路石。没有他们的勇敢，封杀自由的火力会射向更为温和的主张民主、自由的舆论，他们实际上是艰难地为所有认可自由、民主价值的思想者、发言者、自由权利诉求者拓宽着言路，使后者大大地减少了失去自由的危险。这并非笔者夸张，只举一最新资料为证。2006年10月15日林牧去世，其女林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了其父亲1997年留下过“遗书”之事。那是在接受法国媒体记者安琪的采访，并交出了大量文稿而被抄家后一、两天内写下的。当时的林牧感觉到随时可能会有不测，写下遗书交由妻子及所有子女各保管一份，并嘱咐一旦去世便予以发表。遗书的内容让人不禁砰然心惊，潸然泪下。他写的什么？他告知家人：“如果再遇到政治迫害，他选择绝食绝水，用生命警醒世人，为人权民主事业作最后的贡献。”林牧1965年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分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改革，失败后12年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八年被劳改。1978年10月被平反，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国家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6．4”事件时由于明确支持“6．4”学子，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此后经常受到监视、监听、传讯、抄家、绑架、关押和不许在中国大陆讲课、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等种种政治迫害。尽管生活在这样的高压下，他仍以自由撰稿人身分，继续着民主事业。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写信给袁红冰表示对高智晟律师因帮助中国人民维权而受迫害之事的关注。〔17〕笔者为他的去世深深触动，并以诗寄情：铁骨铮铮赤子心，襟怀朗朗明哲人。不屑名利但同道，无愧死生已成仁。
正是由于这些无畏中华大丈夫在前以命相许披荆斩棘，同一条路上的后来者们所遇到的阻力才能停留在《冰点》坚持学术讨论自由只是被停刊、《世纪中国》发表真话文章只是被关闭、蒋彦永上书两会要求平反“6．4”只是被监控、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只是被停教或要他自动辞职这样较轻缓程度的处理上。当我们能做到“超然”时，不要忘记“超然”的前提是“自由地活着”，不要忘记是那些以血肉之躯开路的先锋们的不屈无畏使我们“自由地活着”进而“超然”成为可能。
如果说上面的人是用身体行动开路，那么“超然”的学者则是用学术言论配合。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开悟：自由主义思想原则的生命力在于它体现着人类普遍价值；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明白了：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处在马克思1843年所说的那种“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18〕的制度之中。私下里知识分子现在都说些什么，可去网上找《2005年五四座谈会：发扬五四精神，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一阅。杜光在会上提出：“我认为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继续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从右派言论到改革开放，到西单民主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到86年87年学生运动的高涨，我认为都反映了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在15年前遭到了坦克机枪的镇压，以至于我们15年多来，专制主义全面的复辟，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继续发扬\’5．4\’的精神，我认为就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上我认为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政治任务。在文化上特别是要取消舆论导向。因为舆论导向是反映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文化政治取向。如果不取消舆论导向实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谈不到民主革命，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发展\’5．4\’精神是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就是要求在经济上不断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现政治民主化，在文化上取消舆论导向，实现言论自由。”他的发言得到了李锐等老一代的支持。而这样的看法在知识分子中已经非常普遍，这样的讨论在私下场合或民间学术活动中现在根本不需要任何避讳。从2005年“5．4”座谈会这类民间学术活动上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已经非常明白了。
同时，“超然”的学者们百经砺炼也学会了保存自己。在公开的正式的学术场合，他们“用一般问题涵摄现实关注，用回避敏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敏感问题。”〔19〕现在，知识精英从政者、超然者、以及安分守己者中持自由主义政治和价值理念的都大有人在。他们中的多数人，能把自己正式的言谈文章自觉而娴熟地控制在听众和读者认可的“合法”范围里，即便是中宣部舆论管理人员在场也难抓住其鼓吹“反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小辫子。当然火眼金睛的“左派”还是能嗅出来他们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瞒天过海”的味道的。〔20〕自由派的影响呈上升势头，其皈依者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已经在真正的人文学术领域被他们不知不觉地替换。如果你是一个人文学者，在一种非官方学术场合，提起“三个代表”、“保先性教育”、“三项教育活动”是何内容，你说你不知道，大家不会认为你“笨”、你“土”，反而会猜测你具有“超然”性；你要是不清楚《老子》、《易经》讲什么，大家会认为情有可原，因为毕竟我们民族文化被冷落已久，现为断代状态，不了解的责任不全在你自己；你要是不知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为何物，大家不会以为怪，因为“后现代”这一派除了要解构“现代”外，他们自己也还没想清楚他们建设性的正面主张到底是些什么。可是你如果不知道“现代性”、“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社会转型”等等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在众人心里就被归入前面说过的“滥竽充数者”和“吹喇叭抬轿者”之列了。嘻！你以为自己是博导、教授、专家、学者呢？你在大家眼里只是土豆上描画出小丑脸儿──自愿做实心儿傻瓜呀！
【附注】
９、参见宁稼雨：《知识精英的分类》，《社会科学报》2006年6月8日，改版第220期，第五版。
10、他说：“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因为“西山会议”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6年3月4日在北京西山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所以杨帆在承认其是“多年以来直接设计改革的官方咨询机构”的同时，推测他们“大概应该不属于那些小自由派们鼓吹的那样，可以说什么\’我就是自由主义，我就代表自由主义发言\’，那种私人垄断的观点。”参见杨帆：《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中国面临全局危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www.dajun.com.cn）：2006年5月22日，2006年第4期《经济与社会观察》，《社会动态文章汇编》。
11、蔡厉：《关于反思改革运动的几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见《东亚经济评论》http://www.e-economic.com
12、《儒学“第四次浪潮”：激辩儒教》，《社会科学报》改版第203期，2006年2月23日第六版。
13、见《硬实力是使人怕你，软实力是让人服你》，2006年9月28的《南方周末》《文化版》。
14、蒋庆：《以儒教回应西方挑战》，《社会科学报》改版第203期，2006年2月23日第六版。
15、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见骆玉明等撰写的《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6、此处所列自由主义者人名，参见樊百华作于2003年9月8日的《初溯198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17、《RFA专访林牧女儿：父亲遗书绝笔心系民主》，《博讯网》boxun.com，2006年10月24日。
1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6月版，第4页。
19、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见网页：http://philosophyol.com/pol04/news/summary/zongshu/200407/71.html。
20、《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综述》，见华中科学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1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