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上旬，曾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选举日报》主编，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也就是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梁晓燕、陈冠中、张大军、郭玉闪、徐志永等中国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据报道，米奇尼克在上述三次对话中，曾主动提到在中国国内极其敏感的《08宪章》话题。他说，“向对（中国）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署了《08宪章》而入狱的人”。他还说，“《08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的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对《08宪章》的问世及相关的行为感到非常欣慰”。
由于这次讨论的主要是波兰转型经验，也就是非暴力和和平转型能否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自然受到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论。
首先，米奇尼克这次访华是否是官方邀请。朱学渊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像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仲维光也说，”王万星打电话告诉他，米氏的访问是受到官方邀请“。刘自立、还学文从米奇尼克来华之后的言论质疑他变调子是”应邀请被和谐所致“，”中共当然不会让真正威胁其存在的达赖或者热比娅出现在北京和国内任何地方。“戴晴报道说，”怪事在此刻出现：当局低调放行米奇尼克，难道“米氏理念”快成为宦民两造的共识？“
其次米奇尼克在座谈会中说：“在循序渐进中建构民主的反对派，应该是当权者的合作者”，实际上专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联合，形成面对政权的独立力量。“”必须创造条件让转型后旧的共产党人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有这样一股势力反民主。“”只要民间社会采取暴力，就会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结果是内战，和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权和民主派都很薄弱“。
当被问道波兰与中国现状的比较时，米奇尼克谦虚的表示自己并不了解中国情况，而波兰当年经济危机不断，并且失去了红军做依靠，执政党和反对党互相都没有压倒性，不得不妥协回到圆桌会议上。中国的情形则不同。徐友渔认为这一点对他很有启发：“当米奇尼克谈到和解的时候，我最大的启发式中国现实条件和当时波兰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一方不能绝对压倒另一方的时候，才能提出和解，但是如果现在的统治者自认为可以使用绝对压制的对方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对方当一回事的时候，谈和解是不行的，纯粹是一厢情愿”。
闵良臣在《米奇尼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一文中说他完全赞同徐友渔这样的认识，他还补充说，几年前《随笔》杂志发表过这样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米奇尼克的启示》，该文作者举过一个例子：“米奇尼克组织公民团体，被判监禁每一次不过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也不过三年，而要是在野蛮专制国家，恐怕犯了一次，就再无第二次的机会了——不是脑袋搬家落地就是被摧残得无地出声”，所以在波兰可以实行“天鹅绒革命”，在其他国家就是上上策。
何清涟在《他人的经验与我们的现实》一文具体分析了波兰与亚洲的不同：“波兰本无共产主义基础，早就与苏联离心离德，东欧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有许多可以向相互妥协、谈判的因素，东欧共产党人权力之路未经暴力革命，大权不是靠流血革命牺牲，那人头来换的。
亚洲国家不具备波兰、东欧条件，更重要的是其掌权者是最自私，最非人的，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此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他们从青年时代起都是小爬虫，现在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对米奇尼克“只有依靠党内改革派才能够实现非暴力转型”的说法，何清涟认为：自1989年以后至今，从江朱到胡温，其经济与社会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团倾斜，意识形态上更是明显地一步步向左回归。尽管知识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渐式微，但异议人士中的温和派倒是从未放弃“借助于党内改革派力量”的想法，问题是他们自己可能也无法确定哪些人才是党内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党内高层找出主张政治转型的“改革派”，确实得发挥非凡的想象力。
有趣的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在7月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较量，希望所有朋友能做出明智选择”。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最近在《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以及《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引起的波澜》两文中也始终未能明确那一些人属于“在朝改革派”。他们自己都不敢站出来公开亮相，怎么能够才出来，并加以轻率拥戴、支持呢，过去受骗上当的例子够多了。
此外对米奇尼克主张表示异议的还是有吴庸的《米奇尼克的幻想与波兰社会转型的实际》等文。而张鹤慈、江棋生、刘荻则支持米奇尼克“非暴力地终结专制”的主张，并批评了何清涟等人的见解，是主张“中国国情特殊论”。
其实革命还是改良，使用暴力还是和平转型，我认为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非交由官民一方单独能决定。罗马尼亚不是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吗。
崔卫平在8月1日在《把老虎赶进笼子》一文中说，“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亚当·米奇尼克来北京，由网上所释放的信息，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值得关注。这同时也说明了米奇尼克的思想面貌比较复杂，拥有多重维度而具有相当的张力，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目前的争论本身，提供了接近这个人思想的又一个机会。
争论的焦点在米奇尼克所说的有关“和解”、“妥协”“自我限制”以及提及“党内改革力量”方面。无疑这些是米奇尼克思想（及波兰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米奇尼克的思想（及波兰经验）却远远不止于此。在推特上王天成先生说得十分中肯：“他这次访华，建议民间力量依靠党内改革派，这话容易引起误解。这是波兰的经验，但不是波兰经验的全部。由于团结工会的力量，波兰才分裂出党内改革派，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反对派的强大是前提，这是要记住的。”
最后，此次米奇尼克来华，我们从一开始就心气浮躁的争辩起来，而没有虚心慎重地听取这位著名思想家的高明见解和经验之谈，例如他在座谈会中提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是一个很有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愿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实际上《08宪章》正是力促以修宪方式实现中国政治转型的运动，再有联系到最近广东一些人保卫粤语并提出政治特区的推荐，争取召开一次联邦制的大型座谈会，也许是个好主意。
2010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