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反三俗”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并不少见，政府往往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对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高尚的，并且教导我们必须要追求高尚。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权威。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是由道德高尚的人来统治，把政治的过程和道德教化的过程合二为一。实际上这也是为了获得政治的统治，保证人民的服从。但是权力的运行很难用一种道德化的力量来保障，因为权力本身经常是反道德的，是伪善的，所谓的“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中国古代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们，得到民众良好道德评价的是极少数。像范仲淹、文天祥等在历史上不断地被颂扬，反而衬托出的是官场道德的一种腐败，和民众这边的普遍不满。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今天可能仍然没有办法改变。
问题的根源也许不在于教化少，而是把一种不应承担的责任强加到政府的肩膀上了。因为我们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权威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道德的解说，进行道德的教化，于是只能“以吏为师”，经常把道德寄托于官方，而官方也经常以这样的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自诩。所以这不仅不是一种“新道德运动”，而是一个两千多年经久不息的主旋律，也是两千多年束手无策的老问题。儒家学说就是一套政治和权力的修辞术，它没有办法独立于权力之外去发展出一个宗教式的学理系统来，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华丽的修辞看上去很美，但根本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言。
对于社会的道德重建，公权力和私人生活之间要画一条明确的界限，政府应该在道德方面保持中立。应该把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到实处，让社会中间道德的力量能够逐渐建立起来。另外，这个社会完全以权力为中心，而追逐权力是最庸俗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在追逐权力依附权力，这个社会肯定建立不起来一个良好的道德，所以要破除权力迷信。除此之外，要尊重不同职业的独立性，让不同的职业通过自治来发展出自己的职业伦理，比如说医生，大学教师，律师。他们应该遵循一些非常特殊但是在各自行业里又特别重要的职业伦理，这是社会道德重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