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谲波诡之际露出有利契机

中国的传统增长方式，近来遭受到大自然的猛烈报复，增长中的那些人祸也显露得更加清楚，而如此多难之时，突然冒出来一个“反三俗”的运动，却又因为公权力介入过於生硬，颇为不顺。这运动的重点似乎是在北方，而南方，又是一番光景。那里恰逢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温家宝在“调研”时发了一番议论，其中特别讲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很是关注，称其为“深圳讲话”。

这样，看上去就与十几年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联系起来。“南巡讲话”强调“反左”，重点落在正视市场经济上面，而在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之际，“深圳讲话”突出“政治”，似乎也顺理成章。

不过，十几年前那一次，是颇有几分刀光剑影的政治动作。邓小平先前在上海讲话，不仅未能触动北京高层，那边反而露出些横眉冷对的姿态，於是翌年他再次南下，一路走一路讲，甚至讲得惊心动魄，终於迫使保守派收敛，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更多的政治动作后来未能展开，实乃曾庆红施展政治手腕，才帮助江泽民稳住了局面，制约了邓小平的“反左”势头。

当然，那所谓“南巡讲话”，有人不以为然，觉得称之为“南巡”如同皇帝出巡，而邓小平只是普通党员，这样以“老人政治”威胁中共中央，不足为训。然而，现实中有现实的矛盾，中共的党内政治，包括它的“老人政治”，云谲波诡之际，会出现对於社会发展有利的契机，自不必因为其中有矛盾而放弃这样的契机。

气魄的萎缩和空洞的本色

相比之下，温家宝、胡锦涛等辈如今也不时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时也谈论“普世价值”之类，主要还是嘴上功夫，背后的实际政治动作，不可能再现当年邓小平从“反自由化”到“反左”的转变，政治气魄的萎缩很是明显。然而，倘若“反三俗”做得认真，会触及社会中实际的“三俗”，叫喊“反三俗”之人不免要遭遇尴尬，而政治体制改革，若认真谈论起来，应该是一件好事，“深圳谈话”就会显出其空洞的本色。

温家宝“深圳讲话”，背景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庆祝，是在江泽民任内，都是在十一月。十周年庆祝是在审议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大概是因为受到政治运动影响，计划的事情拖到了年底，而二十周年庆祝，则是在审议“十五计划”建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应属正常，毕竟中央全会对於中共比庆祝活动重要得多──忙过了计划之事，再搞庆祝活动，高唱“改革开放”或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底气更足。那么，到了胡锦涛治下，究竟有何特色，人们正拭目以待。

这一次，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即，要提出“十二五规划”建议，习近平能否得到新职务，也备受关注。此时奏出“深圳讲话”的旋律，很是微妙。

从“十一五”改“计划”为“规划”，从这边看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展开，从那边看，则是在市场经济中仍维持计划调节方式，且有逐渐加强之势。而这一次的新“规划”，据说更特别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扩大内需”持续增长，那就还真有了几分特色。

但是，增长方式是否能够真正转变，以及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趋势是否能有积极的变化，实际上都卡在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这一僵局之中。这样，温家宝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他的虚实如何，总算是点到了问题的关键。而新华社宣传“总书记总理同声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表现出它把握中共常态之主旋律的惯性，也就悄悄淡化了温家宝在强调改革开放之际明确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性。

於是，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把温家宝“深圳讲话”的空洞的一面暴露出来。

有几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

倘若温家宝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一般看法相同，意味着权利制约权力、权力之间制衡，意味着放弃中共专政而转向共和宪政，那么，“国进民退”有可能逐渐失去权力的支撑而趋向退潮，民众获取财产性收入以及公民社会成长的障碍有可能逐渐削弱，乃至消失，GDP挂帅的局面就有可能受到实质性制约而被迫改变，被迫更多地兼顾民众利益、兼顾环境生态，这样，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在实践中有真正的进展。

而倘若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一般看法根本不同，它与权利制约权力、权力之间制衡无关，与共和宪政无关，只是为了改善中共的专政，只是要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改变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常言说，听其言，观其行。温家宝之言，点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只是，此乃中共“党天下”之一贯表现，疯狂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以及“文革”十年动乱，即为其突出表现。中共屡次检讨，直到温家宝“深圳讲话”仍在检讨，却从未见他们论及除了实行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消除这一顽症。

几乎与温家宝“深圳讲话”同时，中共喉舌抛出八股文章论述所谓划清“四个重大界限”，而这四个界限的说法，则出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於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么可以肯定，喉舌之言真正体现着中共的态度。中共对於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秉持它自己根深蒂固的基本看法，即党凌驾於国家与社会之上，凌驾於宪法之上，其巧妙之处则表现在宪法中规定中共的特殊地位，在此前提下，它可以接受宪法的有限度的制约。

一九九○年二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再依靠宪法对其领导地位的规定，放弃权力垄断，接受已经形成的多党制的现实，为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进行斗争。若论“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此举似乎堪称典范，却是到了四面楚歌之际才迈出这一步，实在太晚。它的政治竞争能力长期萎缩，已经无法保持住它的执政地位。中共消极“吸取教训”，坚决维持其专政现状，使得“深圳讲话”有了几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实则，中共的确如温家宝所言，“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但它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空间实在有限得很。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