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温家宝高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阔论以其\”科学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体制改革，激起舆论热烈议论。而《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共喉舌，唯恐人们误解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诵念\”紧箍咒\”，要求\”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可怜，这些喉舌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以为把出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这样胡乱地\”中国化\”一通，就可以成就他们所谓\”创新理论\”。
早些年，中共为其\”社会主义\”建立论述体系，曾煞费苦心， 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论述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此将社会制度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性质制约的论述，可以视为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之先声。如今，中共苦心经营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被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难以阻挡，现实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显现出来，它先前的论调不能不有所收敛。然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不时地还是要厚着脸皮吟唱一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是最新的一轮演奏。
那么，如此先进的\”民主\”，其\”先进性\”究竟从何而来？
喉舌\”秋石\”声称，\”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 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俨然以\”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秋石\”，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耍了个手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经济之后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号称消除了资本主义，却还是难以回避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这种\”物的依赖性\”普遍存在着，可以表现为依赖金钱， 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受到权力的制约，而后者，在东方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应在权力异化方面多下功夫，但是，中共喉舌们念念不忘的是批评\”金元民主\”，对于中共一党专政下权力对民主的压迫，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民众相当普遍地拥有资产性财富的社会变化影响下，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有了极大发展。民众权利与（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体现着社会中\”物的依赖性\”本身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名义上\”以人为本\”，实则以权力及资本为本。在这里，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和压迫，民众在社会事务中只能旁观权力部门以及垄断国企的博弈，实为\”物的依赖性\”泛滥之典型。
喉舌们喜欢嘲笑西方社会选民投票率低， 只因它可以较真实地体现那里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而喉舌们不好意思提及的是，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西方社会里兴起，在线\”微支付\”，以及社交网络与微博客，诸如此类的变化，改变着\”金元民主\”的面貌，而中共对这些变化的防范，也的确在全球堪称独领风骚。
喉舌们自己身在\”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自知，自然就不知道那\” 先进性\”来源可疑，于是也就免不了有更多的胡说八道。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喉舌们给出的理由是，\”权力多元行使\”， 致使\”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于是，中共掌中的\”民主\”标新立异，党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言论出版结社等诸项权利的立法，都止步不前，但是，\”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还是无法避免。
在改革开放中，为避免这样的状况，曾设立体改委， 时任总理赵紫阳即为其第一任主任，并聚集了一批视野较为开阔的中青年学者，协力推进改革。\”六四\”后，体改委逐渐消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恢复了以往的风气，\”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愈演愈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报导了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内情，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无独有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 指出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行为者的影响，变得更加费劲和复杂，并且一再导致外界误解。\”德国之声\”对此的报导，用了一个颇为传神的标题：\”半打新厨师参与搅和外交政策的汤\”。
当今社会，多元化乃显著特征，权力是多元的，权利也是多元的。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的民主生活中难以回避，也难以或缺，否则，民主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当年，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消灭了多党制，但他后来发觉， 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影响就会在共产党内表现出来。在中国，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以他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忿忿不平指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结束，中国转入改革开放，而现实的变化，却未能使得顽固的中共转变思维，它仍然坚持它的一党专政。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 致使必要劳动的比例逐渐下降，这一基本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异化为价值，就失去其合理性──用后人的话说，资本主义因为\”创新式毁灭\”而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有意识、有计划地调节经济。至于社会究竟如何调节，马克思当时只是提出他的判断，未具体说明，因为他确信，现实生活本身会显现出它的答案。共产党理论家则顾不得那许多，没有现实根据，他们会生造出根据，论述说，计划经济必然需要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调节。现在，喉舌们要论证中共一党专政，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争辩说，中国实行多党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若指望他们能有所长进，实在难乎其难。
中央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然而它终究在现实的发展中被否定。 至于一党专政，其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类似的信念，甚至自诩\”天子\”，而中国否定帝制已近百年，中共的顽固坚持，不过是延续他们的愚蠢而已。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