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文化，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文化不是儒家文化，当然更不是其他文化，而是帝王文化。
在本世纪之前，在中国并没有人提出和讨论帝王文化，史学界也没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儒、释、道与法家诸子之外，还有其他系统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文化。2006年，《炎黄春秋》第十一期发表了刘济先生的“中国四大文化传统说”，开创了中国研究“帝王文化”的先河，2009年8月，又有汪廷奎先生的专著《中国帝王文化》出版，他在书中确认了在中国帝王文化的存在，并且加以系统地研究，惜乎，这本足以影响中国对文化历史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不是指篇幅），是在香港由银河出版社出版的。在中国大陆没有得到传播。
帝王文化的历史要比中国任何其他文化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儒家和道家（以老子以代表）产生于春秋时代，距今大约2500年，而帝王文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殷时代，距今4100年。（在儒家之前，说中国没有文化也是说不过去的。）
在早期，帝王文化的代表思想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句出现在成于西周时期的《诗经》上，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现实形成于何时，是夏代就有，还是出现于商代，已不可考。但是，夏王（？）与殷王可以对自己管辖的地域裂土封侯，说明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事实，也说明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存在。
尽管帝王文化在中国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如空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它却不像儒家或其他文化体系形成文献经典，它只表现于帝王的只言片语之间和统治实践之中，因而受到不应有的忽视。
帝王文化就是帝王统治思想体系，就是贯彻帝王的统治意志的文化，其根本理念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君权神授，代天牧民。他们还自称天子，它是十分专制的。
帝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夏到秦之前是它的初始阶段；暂短的秦是“焚书坑儒”阶段；从汉武帝到辛亥革命是“罢黜百家，独尊孔孟”阶段；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是民国阶段；1949年之后是“后帝王”阶段或党文化阶段。
随着帝王文化的发展，帝王专制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至党文化阶段，专制的程度就到了极致。
在帝王文化的初始阶段，除了强调帝王是受命于天之外，已经有了对被统治阶级的人文文化，其代表就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还有就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水亦载舟，水亦复舟”的思想，开始有了一定的治国理论，并且开始有了对被统治者的敬畏，不仅仅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的一面。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秦以前的帝王对国家的统治力度相当薄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是“一次性”的，什么是“一次性”的呢？就是，一旦帝王把土地和爵位封给了诸侯，他就再收不回来了。周王把齐国的地方封给了姜子牙，这块土地和这个爵位就永远姓姜了，这些诸侯，甚至可以同“王”分庭抗礼，“分”到了最后，周赧王就只剩下了债台高筑的孤城一座，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到了秦时代，情形就变了，从春秋开始，已经开始了土地私有的进程，秦始皇适应这种潮流，在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度，令出：“令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占有者，只要如实向官府申报自己所占的土地，并且纳税，这块土地就是这个人的了，国家，也就是朝廷不再拥有这块土地。土地私有的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了中国2000余年的发展，历史学家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
这种土地的私有制，一直待续到1958年，共产党通过“合作社”、“人民公社”，把经过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先是收归集体所有，后来又收归国家所有为止，土地私有，培育了中国2000年的灿烂文明。
在秦始皇放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同时，却极大地强化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说：“天下乃朕一人之天下”，中央集权下的官隶，任免之权全在朝廷，帝王的统治权力反而加强。他还想凭此力量，“家天下”传至万代。
秦文化同刚刚成型的儒家文化当时最大的冲突是：腐儒们主张继承“封建制”的传统，分封诸侯，秦始皇则要大权独揽，因此“坑儒”。
秦代虽然短命，但是秦制，这个中国帝王文化的核心，一直影响中国2000年，隋承秦制，唐承隋制，一直到今天共产党政权的“干部制”，都同秦文化一脉相承。
秦时代虽然暂短，影响却异常深远，除了统一全国、统一度量衡这些人们熟知的措施，这两件事的意义更为重大：土地私有和中央集权，人们只注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虚耗民力，而不注意这两个措施，是极不全面和极不公平的，秦始皇的符号，决不仅仅是专制而已，他的这两个举措，决不是后来那个又加上马克思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西汉之初，有过暂短的对秦的“反动”：刘邦又恢复了分封诸侯，直到引起“七国之反”。同其后西晋的“八王之乱”一起都成为一个证明：分封的政治文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只能保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今天要搞个联邦制，我看也不一定行。
帝王虽高高在上，不耕不织，却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必要有一套统治之术，并且有一套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是要施行“德政”，所谓“神鬼无亲，唯德是辅”，对民众取之有度，“宁蓄盗臣，不蓄聚敛之臣”（孔子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伦理道德出现，最早的大约是春秋早期管仲的“礼义廉耻，国这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后，又有“仁义礼智信”对人们行为的约束的理论。这是帝王文化的另一方面。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主张，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就是前面提到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约束“民”的，他当然也没忘记约束皇帝：“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于是，中国的帝王文化就进入了“罢黜百家，独尊孔孟”阶段，这个阶段，在中国待续了2000多年。
这个阶段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文化包容性增大：不仅皇帝自己是“儒表法里”，并没有禁绝法家，而且整个社会的其他文化也有相当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不唯法家没有断绝，就是阴阳家也有相当的发展，建立在阴阳学说上的占卜术也日益丰富，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比如道教的正式建立就是在这一时期（东汉），而且还有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极大地普及在中国的土地上，实际上并没有“独尊”儒家。
这些非儒家文化的存在，不仅是因为这些文化的灿烂光辉，还是因为这些文化同时也还可以帮助帝王的统治，比如佛教，它的生死轮回说教，是可以消弥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追求来世的。
在清兵入关之前，中国好像还没有过大规模的文字狱，只是在满人统治整个中国之后，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以言治罪。
在这个时期，中国有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歌（非常遗憾，我们现代人完全忽略了丰富多彩而又哙灸人口的口语诗歌，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明歌选辑）、清小说，它们滋养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成长。
在这一时期，我最没弄清楚的是：见皇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的大礼，百姓见了七品芝麻也要下跪的规矩是谁制定的，是秦就有，还刘邦制定的，还最终形成于哪个朝代？
还有就是“跪”、“拜”、“磕头”三者的区别。
在上面提到的文化观念，却缺少了一个“孝”的文化，“孝”文化也是帝王文化的一个方面，“忠孝节义”、“忠臣孝子”，汉文帝就“以孝治天下”。汉初皇帝的谥号也是“孝”字当头：汉孝文皇帝、汉孝景皇帝、汉孝武皇帝等等。
“三纲五常”是以上驭下的，“忠”“孝”是以下事上的。
作为臣民，最高的信条就作一个“忠臣孝子”。社会普遍认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以此来维护帝王的统治与尊严。
中国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奴性，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西风东渐，终于打断了中国4000年家天下的更迭传统，打破了帝王对中国的统治，也打破了帝王文化的传统，于是就有暂短“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也就是进入了民国时代。如果没有“西风”，中国社会还要继续这种帝王朝代更迭下去，以至万代。结果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帝王专制，终止于满清一代。
这个“西风”就是民主，就是今日所说的“普世价值”，就是人权至上，就是反对专制，就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自由民主普及人心。
然而不幸的是，在民主政治还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时候，又从苏联，——也是西方——传来了党国至上、以党治国的新的专制形式，与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观念并行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新专制主张，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各种观念冲击、搏杀的动荡时代。这个时代极其暂短，只持续了38年，就被另一个党国时代，也就是“后帝王”阶段或党文化阶段所代替。
这个时期由于各种观念相互冲击，还没有形成任何一党一派完全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杂于其间，这个时期真可谓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形成了2000年前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文化繁荣的局面。
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人大兴侵入中国，给共产党创造了扩大发展的机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1949年“解放”了全中国，从一个不完全的国民党的“党天下”，过渡到共产党的完全的“党天下”，于是在中国就进入了后帝王文化、也就是“党文化”阶段。
共产党的党文化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谎言和欺骗，第二个是“我就是天”。
尽管共产党之所以称作共产党，是因为他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可是在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中，却绝不强调自己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相反，却时时刻刻把民主与自由掛在嘴上，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1940年1月在《论民主主义》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940年2月20日，他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专政。”
在1945年，毛泽东先生又在他的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针对国民党一党对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就是“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所有反对一党专政的政党和民众欢迎和支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地说“一党专政，遍地是灾”，痛骂国民党之一党专政。可是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却是建立一个更加专制的党天下。
他们还用各种手段掩盖不利于他们的事实真相，建国六十一年，，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整个世界隐瞒了太多的东西，由于害怕真相为人所知，直到今天，“新中国”还没有一部“新闻法”，尽管他们掌权伊始，就在自己设立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也是一个告密和毁灭良知的时代，也是一个没有一句真话和实话的时代。
“天”与“日”经常同义，在帝王阶段，帝王自称“天子”，不敢自拟于天，而党文化则是自比于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其专制程度程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帝王。
党文化就是没有文化、没有文学、没有学者，唯一的要求就是无尽无休的对党和“红太阳”的歌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选，通过“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的打击与压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知识分子无不噤若寒蝉，在“民国时期”过来的大、小学者无不噤声，结果是自中共立国61年来，无一部像样的文学与学术著作问世，现在的文化的代表符号，大约就是“小品”与“二人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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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一篇网文，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统治阶级，而只有统治集团，对此汪廷奎先生含蓄认为它有些偏颇，他认为，在历史断面上先秦时代就是统治阶级在进行统治，在中国是殷商与西周，在西方则是希腊，都是整个奴隶主阶级和领主阶级在进行统治，只是到了秦以后，中国的统治阶级消失，只有统治集团在统治我们的国家，我认为他纠正得很对。
我的历史知识十分有限，帝王文化的提出对我实在是振聋发聩，我愿作一只“赫胥利咬狗”，为帝王文化现象的提出与批判传播摇旗呐喊，帝王文化浩瀚无边，难以尽述，这一篇就是我的学习心得，以此就教于汪廷奎先生与各位识者。
201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