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教授与两位记者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情况，返回途中听说某村艾滋病患严重，临时拐弯去了该村。
村庄横陈在山野，杳无人迹，一片安谧。一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
高耀洁教授循声走去，走进一个门半掩的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肉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高教授跟着那狗走进屋。
屋里，垂挂着一根草绳，一头拴在梁上，一头拴在一个年轻妇人的脖子上。
年轻的妇人已经悬梁自尽，尸体僵硬地吊在空中。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涕泗满脸。一边哭喊，一边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啃咬。
不用说，梁上僵直的是他的妈妈。这两岁的孩子不能明白，妈妈为什么如此长久地不肯下来，不理睬他的哭喊。
如果你能经受住抽象文字的叙述，你可以把无量的死亡当成一堆数字。可是有谁能经受住这样的具体生命的悲惨结局？有谁能够忘记那个孩子不断重复的那两个字“下来”？有谁能够无视他稚气地缠绵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他想在温暖的怀抱中吃奶，却长久地勉力支持着，只能够到妈妈的脚后跟。有谁能够闭着眼睛、关住心扉，走过这样的场景而无动于衷？也许有，但超出我的想像和理解。
我查了一下，2001年9月30日那一天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天，次日就是亲人团聚的中秋节，也是民族受难的国殇日。
关于这个艾滋家庭的故事接下来要交代的是（根据高耀洁教授的记录）：自尽的年轻母亲曾经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卖血，那时他们才16岁。结果双双染上了艾滋病毒，丈夫病死于半年前，留下寡母与儿子。惧怕传染的邻居和亲戚疏离了这位年轻的母亲，连她的亲弟弟都躲避她。显然是因为孤绝超出承受能力，她选择弃世解脱。两岁的遗孤无人敢收养，高教授写道：不到一个月，这个孩子也死了。
在高耀洁教授前不久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禁书《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中，这类悲惨的故事比比皆是。她用自己的眼睛和记忆，还原了艾滋病患的人间惨剧：“对我这个医生来说很清楚，艾滋病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数字，而是一串串真实的姓名和面孔，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一声声绝望的哭声，和一片片连绵不断出现的新坟……”确实如此。阅读这些遭遇和经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因为职业原因，我常在中国的深渊中行走，如同但丁的地狱之旅。尽管对中国的灾难已近乎习以为常，读高教授在艾滋病区域的见闻，无论坐在地铁上，还是走在街道上，我发现我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痛苦免疫系统不断失灵，长期以来密布心中的乌云突然间沉沉如盖，心情止不住大雨滂沱，周身一片苍茫。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权者们已经构成了众多被压迫的利益群体：地下家庭教会群体、法轮功群体、中功群体、退休教师群体、退伍军人群体、下岗工人群体、煤矿工人群体、退休人员群体、拆迁户群体、土地被占用群体、出租车司机群体、律师群体、新疆、内蒙、西藏民族群体、保钓群体、日据时代受害群体、农民工群体、上访告状群体、水污染受害群体、三峡迁徙受害群体、医疗事故受害群体、奶制品受害群体、食品污染受害群体、狂犬疫苗受害群体，还有各地的突发性事件构成的特别群体，如东北等地的集资受骗大案群体、六四难属群体、历次政治运动受害群体……可是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不是外在利益受损，而是身体血液感染。这个群体的人们，生命到终点时才明白他们被绑架了：他们本来要登上赚钱致富的特快列车，却登上了一趟死亡列车，一路过站不停,直奔坟茔。除了在家徒四壁中望着破旧的房梁，流下绝望的泪水，盖着破败的棉絮，一分一秒地挨过最后的日子，他们已经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了。读这本书，人们必须重新理解那两个中文字：凄惨。
高教授所陈述的中国艾滋病的情况不仅悲惨，而且恐怖。现代世界恐怖盛行，除了911和中东地区不断传出的骇人的消息，有不少在电影中。备受欢迎的“美国大片”中不少动作片情节紧凑、悬念深埋、高潮迭起，剧本故事大都来自虚构，这是因为虚构的恐怖级别可以超过现实生活的恐怖水平。而虚构的恐怖故事一旦有生活原型，哪怕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也要竭力营造成“真的”，这是因为恐怖一旦有现实因素的支撑，就如狂犬出笼，能把人吓死。可是，中国医生高耀洁老太太描述的大陆艾滋病产生、发展、结局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虚构，比好莱坞一流的虚构更恐怖。那是远胜于好莱坞导演和编剧所制作的故事的人间恐怖奇观：
中原大地贫瘠，为了那个“小康”和那个“和谐社会”，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一间间采血站、一个个血库建立起来，一座座医院、一群群白衣天使以此为后盾，接纳着无数前来卖血的穷人，拯救了很多缺血的患者。卖血的人得到了补贴，甚至摆脱了贫困，盖起了房子，生活得有个人样了；医院里输血的患者治愈了疾病，回到故里，心怀着说不出来的感激庆幸之情。于是，更多的穷人涌向采血中心，把他们的血送进血库。无人确然清楚的是，从什么时候起，艾滋病人的血液悄然进入了血库，死亡就在中国的脉管中播撒下了它的第一颗种子。
这种子其实一颗就够了。贫穷之域如此广大，前来卖血的人源源不断，而中国的采血方式特别经济实惠：抽出血来之后，把其中的血浆留下，白血球则加点盐水输还卖血者。艾滋病毒的悄然传播就此拉开帷幕：卖血者走出采血站、医院患者出院时，他们已经成为另一种人，脉管里流的是带有艾滋病毒的血，从此再也不能复原为健康人。而那些被采集的血浆，是用来制造白蛋白和球蛋白的主要原料。这两种价格不菲的蛋白制品也将把它的使用者带向死亡。中国的血浆还出口，数量可观，每年可赚18个亿！（参见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月号金钟的文章：《王淑平医生揭露爱滋病被迫远走他乡》）焉知不会祸及异族？
这是一趟单行道的死亡列车。但是无人知晓那些采血站、血库、医院、白衣天使已经变成撒旦的选民，是死刑宣判官。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心情更好，千载难逢。血在血管里不值钱，抽出来还会再生，天赐的致富良机！人们来到血站，排起队来，挽着袖子，争先恐后，登上那趟标着“特别致富方式”的死亡列车。一两年之后，三五年之后，或者更长——十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发烧、呕吐、腹泻，就是皮肤溃烂，呼吸困难，器官衰竭。于是他们又去医院了。这次是去看病，吃些头疼脑热的、绝无疗效的药。他们仍然不知道，从那个与血有关系的针头刺入自己的血管那一刹那，死亡就注定了。身体的免疫系统无可救药地走向崩溃。他们终于发现这趟列车的终点是“卡桑德拉大桥”，那座年久失修、必然桥毁车翻的死亡之桥。太迟了！中原大地上，从十几年前开始，一群一群的人发病，一个一个的家庭解体，一院一院的屋舍凋零，一个一个的村庄地败落，一片一片的坟茔隆起，留下了一堆一堆的孤儿、寡母、鳏夫，孤老……空气中飘荡着死亡的气息，村野间散布着坟头的纸烟和哭声，道路上开始传播一个恐怖的名字：“艾滋病”。
尽管如此，艾滋病特别感染的死亡法庭从不开庭宣判。消息捅出去后，高耀洁教授说：“官方虽然关闭了一批采血站，但由于暴利的诱惑，地下采血和非法血库依然存在……”那就是说，致命的血液仍在传播。
这实在是过于幽默了：后来的“新华语”称救助贫困地区起死回生的行为是“输血”。曾几何时，输血不再，拆房子征地号称“城市化”，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发现了自救于贫困的新方法：不是获得政府救助贫困的“输血”，而是到政府的采血站去卖自己的血。但是，这一自救行为，竟由于医药管理的商业化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玩忽职守，演为致命的血祸，造成对贫困地区渴望自救的人们的最后一击。
“输血”两个字，是一道符咒吗？为什么它悄然转换了含义？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政权把罪不可赦的杀富济贫变成了罪加一等的杀贫济富？孔子言邦论耻，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便天下无道，人心无耻，财也不能这么发！
顺便一提，据我的经验，在美国，医疗机构血库里储存的血不是买的，是通过红十字会这类医疗慈善机构的协助，由普通大众捐献的。志愿者在捐血前要经过病史检查和血液检测，以便核准捐血资格。我的家人曾经志愿为911惨案受难者和一般的手术需要捐血，但因为曾是肝炎患者，血不合格，永远没有献血的资格。而此前为做手术，家人采纳了医生的建议，抽出自己的血储存了起来，以备手术不测之用。我的另一家人则捐血前检测合格。红十字会定期发信，提醒下次捐血的时间和地点。
河南全省117个县区已经全部被艾滋病覆盖。虽然如此，高耀洁教授在书中说：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一省，这场“血祸”最初从山西传入，已经传播开去。书中的陈述表明，官方最近公布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是74万。中国官方自己都知道，他们的统计数字，常常是政治数字而与统计关系不大。高教授认为，74万这数字虽然令人震惊，仍然是缩了水的数字。发现艾滋病传染的中国河南第一人，对传播情况深有研究的当年河南周口防疫站“单采血浆站”副站长王淑平医生，根据自己掌握的一手资料计算过一次：河南“有四百个血站，（后来）关掉了二百七十八个。全国血站可能有一万个，一个血站的献血人也以一万人计，全国献血者应达一亿人。保守估计减半来算，献血人就有五千万，以百分之十的感染率算，透过血站感染爱滋病毒者即有五百万人！此外，输血感染、血制品感染还无法估计，常用白蛋白的空军部队已有发现HIV感染，但没有人报导。”（参阅金钟《王淑平医生揭露爱滋病被迫远走他乡》，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月号）而在最近的（2010年9月26日）一次电话里，13年来不间断地走访调查各地艾滋病区情况的高耀洁教授告诉我，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实际应该在1000万左右。就像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的中国水污染事故已经进入密集爆发阶段那样，这就等于说，通过20年的中原地区医学界、商业界联合创立的“血浆经济”，血之祸已经开始兑现，艾滋病已经进入爆发期。
1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并将死去，不是一场小灾难，其严峻程度和悲惨前景，可以与欧洲14世纪上半叶的黑死病（Black Death，学名Bubonic Plague）相比了。那场从中亚传入欧洲的鼠疫，经过了在亚欧大陆20年人不知鬼不觉的缓慢传播，于1348年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两年内导致欧洲人口死亡30%到60%。由于人口急剧减少，导致了欧洲宗教、社会、经济等一系列的巨变。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地位被动摇，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生命意义遭到诘问，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整整过了150年，欧洲人口才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此后，黑死病阴影笼罩欧洲，反复发作，一直到19世纪才销声匿迹。
黑死病爆发于人类现代医学发生之前，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天灾。中国的艾滋病爆发是人为的灾难。不可思议的是，这场人为灾难竟能持续20年至今，太魔幻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写的血，可以由外徂内，流过村庄，流过街道，流上台阶，流进家门。中国大陆肌体上这致命的毒血，在2003年已经流遍全中国大陆所有31个省份，没有留下一个空白点（据2010年10月14日笔者与高教授面谈）。它逢墙越墙，遇河绕河，见山翻山，流入了无数的贫苦人家，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哀鸿满路。在受追踪查询的时候，它带上了打手、带上了蒙眼罩、带着调查和揭露的禁令。
在中国大陆欲破不能的铁幕后面，这是一条向全国羸弱肌体输送致命毒液的黑色脉管。诚如高教授所言，如果权力集团仍然无所作为，甚至压制消息、掩盖原罪、助纣为虐，中国这股毒血将继续登堂入室，延祸无辜；艾滋村野乡间那一座座坟茔，将继续扩展，成为中国的另一国族景观。
身在其外，尚且不忍，身在其中，于心何忍？
2010年10月21日
秋雨将歇、秋叶飘零之际
于华盛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