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价值观的自我扭曲

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后世，以白莲教为嚆矢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

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複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比方说，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释，底层都无法认同作为村委会前主任的钱云会，不是因维护农民地权而被谋杀的。因为政府不仅在事件处理中隐瞒了许多细节，而且在事发之初总是躲躲闪闪，只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才邀请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而新疆记者孙虹傑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围殴以至殒命，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冲击效果，面对此事的报社与当地警方绝无积极调查的姿态，反而一口咬定：「事件与孙虹傑写文章揭露当地腐败与开发项目之关系无关。」

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它极有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中共红色贵族后代、着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新浪微博上评论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中共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北京当局在努力调控房价，以便让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个人实现「有个窝儿」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没人认同房价会降下来的政府预期，民众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涨就可以了」。中国的军力在急速增长，仅就海军战力来看，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四分之一强的水平。预计二十年后，这一指标将接近四分之三。后一项有足够的理由让民族主义持续地保持狂欢状态。

前一项作为社会不公的最明显指标也将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爆发大危机。更为重要是，中国社会许多看似不相干的社会指标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全部指向了中共统治的适应性问题，即其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的严重冲突。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私下说：「中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是愿不愿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有否这种能力的问题。」

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

二○一○年末，北京当局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旨在缓和民众对「越反越腐」的不满。现实言之，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尽管这一点很少为观察家所注意。且不说党政检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了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的四倍，高达三百余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钜额财政，而且其工作效率低得惊人，以至於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来发现线索。

中共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二○一○年最有闹剧性质的反腐案例非「局长日记」莫属。在这桩案件里，腐败行为人把他与属下女职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都记录在个人日记里。不少关注此案的高层人士对「局长日记」行为表示难以理解，还是心理学专家给前者讲出了道理：行为人凭工作能力在仕途本有很好的预期，但是，由於干部选拔体制高度扭曲，能干的人无实现个人社会名望的途径，长期承受心理高压，其发泄的欲望也就变态了。

据传小道消息说：九名政治局常委对外来文化影响十分重视，指示智囊机构对近年来愈见炽烈的「圣诞消费」进行重点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变了味的「圣诞消费」成为权贵与富豪阶层变态发泄欲的最好突破口，有的不惜以十万元人民币一桌在五星级饭店设下豪宴。相对应，北京低收入的三口之家全年收入不过三万六千元，尚不够半桌圣诞豪宴的开支。

即便是价格较低的圣诞豪宴，人均最低标准也在一千八百至二千四百元人民币之间，与一位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全部收入持平。「吃丧！嚎丧！好像北京城明个儿就天塌地陷似的。」在北京某家五星级饭店当清洁工的何女士，对本文作者表露了她的不满。她每月工资并不低，约在三千五百元左右。此外，社会性末世心态还在两个较为微妙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它们一如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一样，少为观察人士所注意。第一个是，暴力文化正在发酵，前述新疆记者被殴致死案只是冰山一角，非政治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第二个是，中国作为持续数年的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集体自杀现象。

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

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中共第三代与第四代积累给第五代的钜额负资产。第四代名义上成功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他们採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

国家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此种结构性问题亦少为观察家所关注，而最直接的社会表现则是：其一，个人选择低成本的生活空间被进一步逼窄，比如从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转到南京兰州等地工作与生活的白领阶层，很快发现二线城市对一线城市高物价、高房价的追求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迁徙的速度；其二，国控钜额信贷推动物价的持续上涨致使底层社会全面心理紧张，比如民工工资上涨幅度低於物价上涨幅度百分之三十之多。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网上搜不到「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内容），时为二○一一年元旦放假期间。会议专门讨论中央级国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润比例问题，结果遭到严重的抵触。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实现平衡发展，推进分配改革」的决议，即中央政府从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润用於公共事业。但是，国资委高层几乎一致地认为：「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国有企业多缴利润」。这是因为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中共各个利益集团控制的私人企业，比如江泽民家族对电信行业的盘踞，再比如曾庆红家族与周永康家族对石油行业的佔据。据一些新的内幕资料反映：贾庆林家族积十年对房地产行业渗入而「渐成气候」，李长春家族是中国新闻出版纸业生产与经销的「一条龙作业体系」，温家宝与朱鎔基两个关系密切的「金融新势力」对中国资本市场达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胡锦涛家族在电信行业与江家竞争受挫后逐步向新能源方面转移，凡此等等。

新法西斯或全面私有化

中共十八大的高层组织构造现基本完成，他们的共识是如何应对未来十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但是，两种观点难以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以薄熙来为首虽为少数但有底层基础的「新红派」，主张「回归毛泽东」，公开打击私人资本、强化国企作用；以李克强为首虽为多数但缺乏底层支持的「新蜕派」，主张「持续渐进改革」，坚持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的福利分配功能。

这两派姿态一高一低，是北京高层周知之事。目前，习近平正在努力调和，以避免十八大未开局前就出现分裂表面化。某个顶级的北京经济学家论坛（未对外开放，亦不接受媒体採访）在新年聚会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十八大面临中国社会多维度分裂，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全面法西斯化即薄熙来成为真正实权人物；要么，李克强按「党内民主」程序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实控最高权力。十年内结果是实现全面私有化，其中包括农村土地权益的宪法确立，即农地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