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刚去世的二十世纪重要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者贝尔（Daniel Bell），半个世纪前就主张“意识型态的终结”。他认为，十九世纪产生的那些鉅型意识型态将失去改造社会政治的动能，无法再召唤人民的信仰与热情进而采取行动。取而代之是一些微型、狭隘、有地域性的意识型态，例如“现代化”、“发展论”、“民族主义”等。
贝尔也曾在一九七○年代初准确预言“后工业时代”来临。他所描绘的影像正是一九八○年代末那一波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地图：以科学为基础、以服务业为主的全球经济，而且计算机网络串连起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与信息流通。
在二十一世纪初，贝尔的预言在台海两岸都实现了。当鉅型意识型态失去对人民的召唤力、当贝尔甫过世之际，意外地因为“中国首善”陈光标一句“向马克斯主义学习”，引发台湾的争辩。有人说他要用马克斯主义来台统战，有人说台湾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斯主义。
很巧合地，有一位加拿大出身、目前在中国清华大学教书的哲学教授，名字也叫丹尼尔。贝尔。他也写过一篇“意识型态的终结”为名的短文，描述他在中国寻找“共产主义”的故事。这位学者认为，马克斯对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主张，是让工人从枯燥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和中国官方的马克斯主义者讨论，和中国新左派学者交流，却无人关切此议题，更不谈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们顶多关切贫富差距。年轻哲学教授看到了意识型态在中国的终结。
其实毋须这位年轻贝尔教授的证言，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斯主义已被中国扬弃。因此，中国首善那句“向马克斯主义学习”让人觉得格外荒谬。马克斯不相信“利他主义”，对他而言那只是另一种布尔乔亚意识型态。富有的布尔乔亚行善，并不能解放普罗阶级。“中国首善”的善行令许多人佩服，但他绝对不是马克斯的好学生。
共产主义退位之后的中国，是靠什么力量驱动整体社会发展？刚过世的贝尔曾经形容自己是个“三位一体”：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用同样三个范畴检视中国，发现它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威权主义，而文化上也是保守主义。国家垄断政治资源，掌控最多经济资源并与资本家合作，创造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国家失去可以团结人民的意识型态，又不愿见民间社会自主发展治理。当民间出现分配危机，遭遇天灾人祸，国家就动员和他一起分享经济果实的资本家一起承担责任。从希望工程到多次涝旱震灾，都用这种模式。一直到汶川地震，中国民间组织才开始自主救灾动员，所以前年被称“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在中国，讨论马克斯主义是个假议题──它已是个被终结的意识型态。刚过世的贝尔在《意识型态的终结》一书中指出，那些采取各种偏狭意识型态的社会，要关切的不再是共产主义愿景能否达成，而是社会能否建立一个民主机制，并容许人民自由选择？这些社会掌权菁英会不会采取集权手段推动社会的转型？贝尔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也是今天在讨论资本主义、威权主义、保守主义“三位一体”的中国时，所应该提出的真实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