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了,有些共产党已经转向了,有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转型了,这是一种情况。从二十世纪末期至今,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学者吴思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马克思在进行历史考量的时候把暴力因素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本身不应该是“等价交换”,而是“暴力均衡” 只有当人与人之间或者团体和团体之间的暴力达到了均衡,“等价交换”的逻辑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若暴力水平间相差悬殊,则整个《资本论》的逻辑都不能达成,因为强者会无条件的吞并弱者。所以暴力是自主而不是被动的成为历史发展的力量,若不好好考量暴力集团的行为方式和生存逻辑,那么唯物史观的定然是有缺陷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绑架了,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又衍生出众多流派。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早就不是马克思的主义,更不是恩格斯的主义,也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义,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主义。恩格斯在晚年公开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他甚至声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有据可查的。现在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为了丑化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把马克思描绘成撒旦教的大主教,据说这种描绘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严密考证出来的,他们似乎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所作所为乃是一个阴谋,是魔鬼撒旦毁灭人类的一个阴谋。每每谈及与此我都在想,极权统治本身已经很丑了,用事实说明真相就足够了,添油加醋地也许会适得其反。

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什么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这是不可置疑的。如果为了丑化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就把马克思描绘成撒旦教大主教,把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批得一无是处,把无神论也批得一无是处,把《资本论》也批得一无是处,把唯物史观也批得一无是处,那就不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也不是理性的态度。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有个天真的姑娘从经济形势开始分析,谈论当前的中国形势,预测现在的统治模式还能维持多少时日,她分析的结果这里暂且不说,我只说她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些类似于唯物史观。听了这个姑娘的发言以后,某著名学者立即断言:“你这是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这么分析和共产党看问题一样,不可取”。既然如此可恶,那倒是应该回过头去看看,什么是唯物史观。

(二)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唯物史观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则不断阐释、充实、完善、整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使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更加完整严谨,内涵也更加丰富。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曾这样评价唯物史观,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科学发现,其一是唯物史观;其二是剩余价值。关于唯物史观,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被后来人称之为“唯物史观公式”的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唯物史观做了极为精炼的概括和描述,但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满足于这样的概括和描述,他们用一百多年的时间不断曲解唯物史观,这些人当然包括苏联和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恩格斯生前就曾不断批评那些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的人。也难怪,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热衷于革命和专政,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诠释唯物史观。他们很容易理解革命、镇压和专政,但难以理解科学。于是,唯物史观就实现了四化:机械化、教条化、粗暴化和简单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也曾这样简练地描述唯物史观: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决定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支配作用,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变革,以求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还规定着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反作用,取决于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巩固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阻碍和生产 力发展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简短的描述和概括,但他们描述的唯物史观都是从人的存在开始说起,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观,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们所描述的唯物史观是冷冰冰的概念碰撞,就像物体按照固有的轨迹相互碰撞一样。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概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那里都成了没有“人”存在的物体。在这些关系里面,“人”简化成了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成了历史的工具,而非历史的主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物”,本来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意思是说人类历史像自然物体一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非随意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们在严酷的内部斗争中为了逃避唯心主义的嫌疑,把“物”纯粹化了,把“物”里的人矮化了,这是问题所在。在他们那里,生产力就像地球在自转,生产关系简直就像月球一样定时盈亏,上层建筑简直就像彗星划过,而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地球生物。人类历史是“人”的历史而非“无人之物”的历史,有人的能动性在主导,它不可能像大自然一样花开花落。如果抛弃了人,或者矮化了人,那么,唯物史观就类似原始人类眼中的自然规律了。这样,唯物史观也就不得不:机械化、教条化、粗暴化和简单化。

(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公式中,我们可以按照原有的表达顺序用现代语言方式重新整理几个要点:第一,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第二,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们有多重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第三,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等属于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第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需要调整;第五,如果经济发展了而财产关系却不做出调整,人们就会用革命的方式改变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第六,总之,经济发展了,社会的财富增加了,思想的、政治的、法律的东西都会应该发生变化。

1890—1894年间,恩格斯在同一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家的通信中极其透彻地阐明了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可见唯物史观并不是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所描绘的那样如同公式一般,根据我的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非现在人们所讲干巴巴的生产力概念,而是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概念,决定历史进程的经济因素并非一定要是一个整体宏观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细分的概念,甚至可以应用到一个具体的社团和企业中去。

1848年欧洲革命在法德等国爆发,马克思热切地关注着这一革命形势,立即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解剖了这场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他又说,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这样的分析只能说角度和方法与以往不同,但这样的分析有什么错误?未必就有。人们当然可以从别的角度和方法分析社会,这些角度和方法未必就不对,马克思也可以采用自己的角度和唯物史观的方法,他的角度和方法也未必就错。唯物史观如果有错,也是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们按照革命和专政的需求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改造,也是错就在共产党的革命家们把唯物史观当成了革命与专政的工具。做为一种分析方法,唯物史观本可观察各种社会现象,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用它来解决革命与专政的问题,那它被统治者绑架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借用以上所列的唯物史观要点分析一个企业。第一,某些人为了发财,成立了某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各项活动的基础;在某公司的经营活动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有董事长,有总经理,有部门经理,有各岗位职员,有司机和看大门的;第三,某公司的宗旨和管理制度是上层建筑;第四,某公司赚钱了,其规模从小公司发展成了大公司,那么各钟职位也要做出调整,该加薪的加薪,该升职的升职;第五,如果某公司赚钱了,规模也发生了变化,而公司内部的分配关系却没有任何调整,职员们就会用怠工、罢工和谈判等各种方式去改变现有的管理制度;第六,总之,某公司发展了,它的管理解构、管理制度和福利政策就要改变。看来,用唯物史观这样去分析一个企业,也没有什么错嘛!

然后,我们再借用以上所列的唯物史观要点分析一下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第一,党国的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邓小平及时把经济发展当做各项工作的重心,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社会解构和分配关系,在邓小平路线上,这个社会解构和分配关系可以简单概括成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三,新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等属于社会解构和分配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路线上的意识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等;第四,邓氏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就要继续调整。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永远穷下去,这也是硬道理;第五,如果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人们就会采用各种方式努力改变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等等。也就是说,要求政治上进行革新;总之,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不改变就不行。

邓氏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不跟上就会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革命,这是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权力受到制约,拒绝保护人们的财产和其他权利,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强力压制民间的各种政治诉求,这就是当前的维稳嘛!可见,当前的所谓维稳,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而相反,民间要求革新的各种政治主张才因应了历史唯物主义。

澄清唯物史观的一些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人”的问题,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唯物史观不是“物”的历史观,而是“人”的历史观。把唯物史观中的“人”予以放大,把“人的需要”贯穿到唯物史观的方法中,唯物史观就成了唯人史观,就成了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可以选择的方法。人们需要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形成恰当的和符合人性的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应该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拒绝革新,人们就需要革命,这就是人的需要在唯物史观中的主导作用。

思想成为教条就不是思想了,主义成为排他的宗教也会贻害无穷。为唯物史观正名,也必须把唯物史观从神坛上请下来,它只不过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而已,但绝不是毫无道理的一支。 自从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这样一种方法论以后,唯物史观就一直得到广泛而自觉的应用。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观察社会时采用的就是唯物史观这样一种分析方法,但他们确实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也有很多时候,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那些人自以为采用了唯物史观的方法,其实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复杂,它就是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观点: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人们相互之间的分配关系应该得到相应的改变,政治和法律也应该改变,如果拒绝对分配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新就会引发社会运动,或者社会革命。

在中国沿着邓小平改革路线推行的三十多年后,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也是成效显著,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找不到出路的分配关系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当前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已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重建。在上层建筑领域,邓小平主张的意识形态不争论,这不行了;邓小平主张的不搞三权分立,这也不行了;邓小平主张的不搞多党制,这也不行了;邓小平主张的不搞言论自由,这也不行了;总之,当前的上层建筑必须改造。中国民间社会在2008年适时推出《零八宪章》,要求政治改革,就是解决上层建筑的一个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何时实行,其主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寻找革新政治的共识。

骂一个人不难,骂共产党也不难。做为政治反对者洞悉当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不简单了。人们必须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它还能再做什么,它不能再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人们还必须搞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人们对当前的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还能容忍多久,人们对当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还有多少支持。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

写于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