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召开的2011年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指出：“当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周教授的讲话掷地有声、震耳发聩。众所周知，腐败对社会的伤害最大，既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更损害公平正义。那么，腐败是指什么呢？我认为，腐败是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一般说来，在专制制度之下，公权无法受到有效监督，腐败十分严重，几乎到无官不贪的程度；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公权能得到有效监督腐败较少，所以要真想清除腐败就要有正确的路子，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眼光来看问题，我们就必须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腐败的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国常见的腐败现象有如下四种：（一）掌握公权力的人直接贪污受贿，比如，深圳市的许宗衡就直接受贿四千多万，在贪污受贿中有通过工程发包收受他人钱财的，有买官卖官的，等等；（二）掌握公权力的人跟别人联系起来，利用公权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在任上时别人帮存着，退休后才要过来享用；（三）自己不贪污受贿也不给别人利益，但纵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利用他的影响力做生意赚钱发家致富；（四）公款吃喝，公钱出游，公车私用。第一种类型是最典型的贪官，从古到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法律确认这类行为为犯罪的。这类贪官，智商较底，但胆子较大。第二种人较聪明，但有被人私吞钱财的危险。第三种人最聪明，既发大财又没人能抓他。第四种是专制制度允许的腐败，法律不追究。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时代在中央基本上是他个人独裁，在地方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支部集体领导，毛泽东时代腐败案特少，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有：（1）当时搞计划经济，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转帐；（2）由于地方是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还没有形成个人说了算的局面，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制约;（3）当时的各级领导还有革命的理想色彩,功利主义心理还没那么强;(4)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虽为独裁者但生活还算简朴并不腐败。到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腐败越来越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原来毛泽东的那一套已有所改变：（1）已经逐渐实行市场经济，资金主要通过现钞流通；（2）当时的体制也略加改变，虽然经过多次权力斗争在中央邓小平总揽了大权，邓的权力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基本一样，但地方体制却改变了，原来的集体领导改变为首长负责制，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单位都基本上由“一把手”说了算，已无法对他们实行有效监督；（3）各级领导的革命理想色彩也没有了，功利主义占据了领导们的心理；（4）由于是专制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各级领导的子女亲属能过通过其影响力经商发财。
毛泽东时代的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由于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效率，已经不可持续，全球的公有经济都在改变，我国肯定要改，计划经济不可持续就只有朝着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改变虽不得已但不能不改，改了很多问题就来了，领导们更多的是关心物质利益，革命理想也就没有了，原来的地方各级政府和各单位集体讨论问题集体决策的体制由于缺乏效率而市场经济需要效率就不得不让位于首长个人说了算的首长负责制，这种首长负责制虽有效率但权力在总的专制和人治的制度框架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腐败实所难免。西方国家实行首长负责制那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监督机制能进行有效监督所以不容易腐败。现时代要回去毛泽东时期那是不可能了，毛主义人士想回去那是一厢情愿了，要消除腐败只能往前走了。走往何处？走往民主和法治的坦途上去，从世界历史潮流看，惟有此一途了。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大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愿意深入进行思考，所以现在是束手无策，万般无奈，只能总是高谈“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老调，比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在重庆9月15至16日召开区县工作座谈会上说：“做清官是大智慧”，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有同志讲，当干部很苦很累，正因为这样，就更要廉洁。你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党的事业，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干成点事，结果失足当了贪官，最后一切归零，多蠢啊！于自己和家人是灾难，对党和人民是犯罪，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自律，做好表率，带好班子。”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所说的“当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确实是我们中国当下社会的真实写照。但实际上腐败是邓式改革令其加速的，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制度虽然已隐含了腐败的基因，但那时一方面搞计划经济地方又是集体领导同时领导还有革命理想，那时的领导叫杀反革命他们很快就会行动但叫贪污受贿他们一般不会干，现在的官员却可以反过来了。为什么说毛泽东所建立的一党专政制度已隐含了腐败的基因呢？通观世界历史,一党制国家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从毛泽东到现在我国政治体制,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决定的，在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共产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
中国一党专制靠的是一架庞大的官僚体系所组成的统治机器来运行的，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毛泽东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网络;其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在中国,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这个政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没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竞选，没有三权分立，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长此以往，焉有不腐败的？在毛泽东时代，那时一方面搞计划经济、地方又是集体领导同时领导还有革命理想所以腐败虽有制度基因但没有大规模表现出来。邓小平的改革没有首先从政治上着手，没有实行民主和法治，当然，他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经济一松动理想因素一丧失，腐败就如山洪暴发一样表现出来了，其势令中华民族为之发抖也令世界为之发颤。因为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已隐含腐败的基因，邓式改革又呼唤出腐败的魔影，所以周教授预言的“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不久就要成为现实，除非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否则，如果仍然按邓小平的思路走，仍然停留在邓小平的不搞三权鼎立的政治水平上的话腐败只会越演越烈。
也许有人说，腐败是人为的事，只要领导廉洁自律道德提高了，就没有腐败了。这种想法表面上看好像有些道理，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学说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我国的儒家说学就是如此，从孔子开始到孟子到董仲书到朱熹都不断强调明德修身。《大学》说，“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明德修身。应该说，道德好的人干坏事要少一些，反之，道德不好的人干坏事要多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其人民和官吏的道德修养要高一些做坏事相对要少一些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社会复杂诱惑力太大难于永久保持良好的心态。加上人类固有的本性复杂，有多种人性因素集于一身，凡是人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利他主义也有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又是人性的主流，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告诉我们了，并且在不同的制度下人性发挥的角度、方面和能量是不同的。强调道德建设是重要的，但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儒家的政治学水平上，更不要停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的阶级和政党优秀论上，必须深入了解人性，在建设民主和法治的大框架下促进官德建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腐败。
其实，腐败首先是跟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公权力这是最主要的。我国从秦朝开始就有了监察制度，监察官直接受皇帝领导。我国监察官从汉以后通用的名称是御史。中华民国初期搞三权分立体制，到蒋介石时代根据孙文学说搞五权分立，但由于是一党专政再多分权也没有用，最后大权还是归国民党，党国体制根本不行。在西方，古希腊时就有人考虑这一问题，到法国的孟德斯鸠时这种考虑就很成熟了，比如，三权分立就是他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美国是首先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学说，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两百三十多年。经过三次科技革命，很多国家已经工业化了，到现在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在这些国家里腐败已受到了有效的遏制。公平正义的清廉之气不久就能充满全球，人类即将全部生活在政治的阳光下。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是反对腐败的最有效形式,脱离这四种形式的反腐其结果都是不理想的,甚至会越反越厉害。所以，我要告诫中共的高官：如果你真的要关注这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这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
腐败现象的产生既与制度有关也与人性有关，反对腐败应该是两手抓，一方面必须进行反腐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应进行反腐的官德建设。但这里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在民主法治建设的前提下进行官德建设才对路，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必须寻找准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确立反腐新路子，因为只有找对路子，反腐才会有实际成效。
从世界范围来看，腐败的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国常见的腐败现象有如下四种：（一）掌握公权力的人直接贪污受贿，比如，深圳市的许宗衡就直接受贿四千多万，在贪污受贿中有通过工程发包收受他人钱财的，有买官卖官的，等等；（二）掌握公权力的人跟别人联系起来，利用公权帮助别人发财，自己在任上时别人帮存着，退休后才要过来享用；（三）自己不贪污受贿也不给别人利益，但纵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利用他的影响力做生意赚钱发家致富；（四）公款吃喝，公钱出游，公车私用。第一种类型是最典型的贪官，从古到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法律确认这类行为为犯罪的。这类贪官，智商较底，但胆子较大。第二种人较聪明，但有被人私吞钱财的危险。第三种人最聪明，既发大财又没人能抓他。第四种是专制制度允许的腐败，法律不追究。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时代在中央基本上是他个人独裁，在地方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支部集体领导，毛泽东时代腐败案特少，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有：（1）当时搞计划经济，资金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转帐；（2）由于地方是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还没有形成个人说了算的局面，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相互制约;（3）当时的各级领导还有革命的理想色彩,功利主义心理还没那么强;(4)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虽为独裁者但生活还算简朴并不腐败。到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腐败越来越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原来毛泽东的那一套已有所改变：（1）已经逐渐实行市场经济，资金主要通过现钞流通；（2）当时的体制也略加改变，虽然经过多次权力斗争在中央邓小平总揽了大权，邓的权力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基本一样，但地方体制却改变了，原来的集体领导改变为首长负责制，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单位都基本上由“一把手”说了算，已无法对他们实行有效监督；（3）各级领导的革命理想色彩也没有了，功利主义占据了领导们的心理；（4）由于是专制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各级领导的子女亲属能过通过其影响力经商发财。
毛泽东时代的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由于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效率，已经不可持续，全球的公有经济都在改变，我国肯定要改，计划经济不可持续就只有朝着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改变虽不得已但不能不改，改了很多问题就来了，领导们更多的是关心物质利益，革命理想也就没有了，原来的地方各级政府和各单位集体讨论问题集体决策的体制由于缺乏效率而市场经济需要效率就不得不让位于首长个人说了算的首长负责制，这种首长负责制虽有效率但权力在总的专制和人治的制度框架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腐败实所难免。西方国家实行首长负责制那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监督机制能进行有效监督所以不容易腐败。现时代要回去毛泽东时期那是不可能了，毛主义人士想回去那是一厢情愿了，要消除腐败只能往前走了。走往何处？走往民主和法治的坦途上去，从世界历史潮流看，惟有此一途了。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大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愿意深入进行思考，所以现在是束手无策，万般无奈，只能总是高谈“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老调，比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在重庆9月15至16日召开区县工作座谈会上说：“做清官是大智慧”，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有同志讲，当干部很苦很累，正因为这样，就更要廉洁。你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党的事业，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干成点事，结果失足当了贪官，最后一切归零，多蠢啊！于自己和家人是灾难，对党和人民是犯罪，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自律，做好表率，带好班子。”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所说的“当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确实是我们中国当下社会的真实写照。但实际上腐败是邓式改革令其加速的，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制度虽然已隐含了腐败的基因，但那时一方面搞计划经济地方又是集体领导同时领导还有革命理想，那时的领导叫杀反革命他们很快就会行动但叫贪污受贿他们一般不会干，现在的官员却可以反过来了。为什么说毛泽东所建立的一党专政制度已隐含了腐败的基因呢？通观世界历史,一党制国家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从毛泽东到现在我国政治体制,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决定的，在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共产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
中国一党专制靠的是一架庞大的官僚体系所组成的统治机器来运行的，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毛泽东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网络;其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在中国,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这个政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没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竞选，没有三权分立，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长此以往，焉有不腐败的？在毛泽东时代，那时一方面搞计划经济、地方又是集体领导同时领导还有革命理想所以腐败虽有制度基因但没有大规模表现出来。邓小平的改革没有首先从政治上着手，没有实行民主和法治，当然，他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经济一松动理想因素一丧失，腐败就如山洪暴发一样表现出来了，其势令中华民族为之发抖也令世界为之发颤。因为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已隐含腐败的基因，邓式改革又呼唤出腐败的魔影，所以周教授预言的“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不久就要成为现实，除非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否则，如果仍然按邓小平的思路走，仍然停留在邓小平的不搞三权鼎立的政治水平上的话腐败只会越演越烈。
也许有人说，腐败是人为的事，只要领导廉洁自律道德提高了，就没有腐败了。这种想法表面上看好像有些道理，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学说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我国的儒家说学就是如此，从孔子开始到孟子到董仲书到朱熹都不断强调明德修身。《大学》说，“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明德修身。应该说，道德好的人干坏事要少一些，反之，道德不好的人干坏事要多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其人民和官吏的道德修养要高一些做坏事相对要少一些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社会复杂诱惑力太大难于永久保持良好的心态。加上人类固有的本性复杂，有多种人性因素集于一身，凡是人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利他主义也有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又是人性的主流，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告诉我们了，并且在不同的制度下人性发挥的角度、方面和能量是不同的。强调道德建设是重要的，但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儒家的政治学水平上，更不要停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的阶级和政党优秀论上，必须深入了解人性，在建设民主和法治的大框架下促进官德建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腐败。
其实，腐败首先是跟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公权力这是最主要的。我国从秦朝开始就有了监察制度，监察官直接受皇帝领导。我国监察官从汉以后通用的名称是御史。中华民国初期搞三权分立体制，到蒋介石时代根据孙文学说搞五权分立，但由于是一党专政再多分权也没有用，最后大权还是归国民党，党国体制根本不行。在西方，古希腊时就有人考虑这一问题，到法国的孟德斯鸠时这种考虑就很成熟了，比如，三权分立就是他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美国是首先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学说，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两百三十多年。经过三次科技革命，很多国家已经工业化了，到现在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在这些国家里腐败已受到了有效的遏制。公平正义的清廉之气不久就能充满全球，人类即将全部生活在政治的阳光下。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已经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是反对腐败的最有效形式,脱离这四种形式的反腐其结果都是不理想的,甚至会越反越厉害。所以，我要告诫中共的高官：如果你真的要关注这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这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
腐败现象的产生既与制度有关也与人性有关，反对腐败应该是两手抓，一方面必须进行反腐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应进行反腐的官德建设。但这里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在民主法治建设的前提下进行官德建设才对路，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必须寻找准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确立反腐新路子，因为只有找对路子，反腐才会有实际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