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德与法的关系，孰本孰末，孰轻孰重，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因而也不是几句话所能阐明的。为此，作者分别写了四个小文：《道统与法统》、《道德与法律》、《立德与立法》、《德治与法治》，做为抛砖引玉的探讨。因分期发布，所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其他部分，以了解作者的完整观点。
（一）
《易经》 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概意思是说，天理横空，自然法则强大有力，但有才德的人应该自强不息；大地宽广，无边无际，有才德的人应该象大地一样以宽广深厚的品行承载万物，造福万物。当我们理解了这句话后，再回想一下周文王被关在牢笼里达七年之久，居然还能喊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豪言壮语，就能理解孔子为什么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能理解孟子为什么称周文王这样的圣人，500 年才出一个。儒家学说特别推崇周文王，尤其是孔子，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后人虽然把中国文化传统追溯到商、夏、三皇五帝，但那些都是传说，缺少文字和实物的考据，所以世人往往把留世言论所剩无几的周文王当作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道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指的是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密切联系及其历史。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有道统的国家，而且一个特定的道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从孔孟开始，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周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广，于是，周文王在中华文化中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在悠久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中走出，一次又一次从险象环生的民族生存竞争中生还，都与文王道统和孔孟教化有关。以文王道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也确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每当外族入侵的阶段，一开始总是生灵涂炭，血光四起，但外族在占领完成之后大多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以致很多外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发展至今，以其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文明延续，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开创了一大片生存空间，确实与文王道统有关。文王道统，其实就是孔孟道统。文王演周易，孔孟演文王，如此而已。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二）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和“仁政”联系起来并形成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所谓道统。“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那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众所周知，在《论语》和《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仁”和“仁政”的议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孔孟之后，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传人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儒家文化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之说，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提出一些切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并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孟子认为，即使是百里小国，只要行仁政，天下百姓也会归之而王。仁政是德治的实质和目标，德治是仁政的形式和手段。强调仁政，提倡德治，这是儒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仁政”和“德治”学说的核心所在，就是要让道德、法律和政治服务于人，并使一切人的善性和积极性都能被激发出来，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良好的政治，是为一切人的自我完善提供条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观点，这个观点甚至超越了政治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流行说法。它意味着政治不是为了实现一家之利益或某些群体之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持统治现状，或者仅仅维持貌似“盛世”和“稳定”的局面，更不是为了单纯的富国强兵。但是，孔孟学说用人的善性和积极性建立起来的德治系统往往达不到仁政的目标，因为它忽略了人的恶性和消极性，或者说它没有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限制人的恶性和消极性，这就导致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他的学说根本推销不出去。孔孟为了所谓的仁和义，甚至不承认利益的重要性，把仁和义当作利益的对立面，这就脱离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根本所在。
统治者比孔孟更清楚，治理社会就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好了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证自己的一家之利。才能稳定，才能创造盛世。统治者比孔孟更清楚，只有道统没有法统是不行的，人应该如何为我、如何为他、如何为统治者，单独依靠道德说教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有很多社会关系需要强有力的法制来调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开创的中央集权制首先重构了中国的“法统”，当孔孟门人以道统的名义质疑大秦帝国法统的时候，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法统以一言蔽之，可以归纳为法自君出、以吏为师，除了皇帝意外没有别的圣人，然后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周密细致的法律，以法律为主、而非以道德为主去治理社会。这就和周礼重视道德轻视法律的传统有显著不同，所以在孔孟儒家眼中是无法想象的。
（三）
礼是从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道德典范（不成文法）和法律典诰（成文法），由于长时间的积淀，到西周时期，周礼已成为无所不包的、庞大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中主要是君王和圣人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典范。孔孟儒家认为周礼适用于社会几乎一切行为，就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而言，孔孟儒家认为只需要重申周礼的内容即可，至多根据时代变化，在周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西周的封建制有显著不同的是，大秦帝国乃是中央集权制，天下安危寄于皇帝一身，要求天下臣民听命于皇帝一人，而周礼显然不能因应这样剧烈的制度变化，所以秦始皇在新的帝国里建立新的法统也有其历史必然性。秦始皇虽然参考了周礼制定了秦制，但忽略了周礼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忽略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味地严峻刑法，直接导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然后秦帝国覆灭，汉帝国建立。
有学者把周礼当作中国古代权力制衡的萌芽，而把秦制当作中国古代权力专制的起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这里面有截然不同，不能为了论证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就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周礼和秦制的区别在于重视道德还是重视法律，在于重视天子加圣人还是只重视皇帝，其他的方面区别并不大,都是为了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终极目标。周礼是为了维护天子的统治，秦制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天子和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秦始皇虽然自称皇帝，但也是天子，而且此后历代皇帝也都自称天子。汉帝国建立以后，汉随秦制，从法律制度上讲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可是汉朝统治者比秦始皇灵活一些，他们在重视法律的同时，也接纳了儒家的一些治国理论，渐渐重视起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认可了孔孟是圣人典范作用，这就把古代中国的道统和法统统一了起来。这样，周礼的“内圣外王”与汉制的“外儒内法”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儒家也变成了儒教。
（四）
与欧洲的的传统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种古典民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连影子都找不到，周文王也是一个专制统治者。在专制社会中，道德和法律对最高统治者都有一定约束，要求他们循礼而行，这当然有规则之治的味道，但专制社会中的规则之治也是人治，难以做现代法治的想象。比如德治在专制社会中本质上依然是人治，它最终依靠的是统治者和圣人的人格和品格，于是皇帝和圣人的魅力不得不自我吹嘘成神话。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天子，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说皇帝的话乃是老天爷的话，不得忤逆。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还没有从古代社会中走出来，当你拨开灯红酒绿的外表考察制度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至今也是一个专制社会，政治领袖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连夜传达，人们聆听的时候还要摆个顶礼膜拜的丑状，他们听到的只能是马列主义之最高真理。灵魂深处闹革命，除了毛泽东和其他政治领袖传达出来的马列主义真理再不能有别的真理，这和秦始皇时代并无二致。
但神话毕竟不是真实的，自古至今的皇帝和政治领袖都是凡人而已，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要吃喝拉撒，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一点也不比凡人少，他们的德行甚至比凡人更糟糕，所以从他们那里复制出来的社会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丑陋不堪的。关于中华道统和法统，还是谭嗣同看得清楚，他在《仁学》中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谎言外加暴力，道德力量与法律力量合起来巩固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垄断，这就是本质。也正是在这个本质的意义去说，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是有问题的。
（五）
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根子在专制制度本身。秦始皇统一中国前，是封建式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是中央集权式的专制，都是专制。正因为它是专制，正因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它的法律只能是天子的工具，它的主流道德也只能是天子的工具。纵观人类历史，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和最贫困的下层总是热衷于谈论道德这个话题，然而他们自身的操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整个社会中最差的，同时，因为最贫困的下层接触文明和知识的机会更少，他们也更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所影响，变成道德操守很差的阶层。人们知道，专制统治最容易带来贫穷和战乱，最容易造成两极分化，而分化的两端也往往是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一极，最贫困的下层为另一极，这两级一旦发生剧烈的冲突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历史上底层起义历来被革命者歌颂，但真实的底层起义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历史上被底层起义军杀死的人也许比皇朝更迭都要多。远的不说，李自成、张献忠都是杀人如麻，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非常惨无人道的。
毛泽东帝国，貌似把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颠覆了，但从专制传统的角度看其实不是。毛泽东只是为中国的专制传统披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对自己的专制统治比较自信，倒是一个落落大方的人，他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搞成了“礼乐征伐自毛泽东出”。与中国历史上底层出身的帝王相比，毛泽东确实是颠覆性最强的，他不仅抛弃了1949年以前所有的法制而另立门户，而且抛弃了两千多年来稳定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而另立门户。如前所述，专制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从权力中心复制出来的，所以毛泽东等人低劣的个人品德也给整个中国的当代社会带来了灾难。前者充满了伪善；后者又多了一分损人不利己的残忍。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南海内外严酷的夺权斗争，让整个社会都处于互相防范、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状态，兄弟互相防范，夫妻互相揭发，父子互相批斗，基本的人伦被红色狂潮吞没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至今贻害无穷。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现在也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是个诸葛亮三出茅庐难见刘备的时代，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精神病院的时代，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是个喜儿美滋滋嫁给黄世仁的时代，是个颠覆过去一切美好价值观的新时代！
（六）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道统”和“法统”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长久地保持下去的趋势，虽经社会重大变革也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道统”和“法统”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个政府要想获得历史合法性通常也会宣称自己是以往“道统”和“法统”继承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即便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也宣称自己是以往“道统”和“法统”继承者，即便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也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口号，宣称国民政府才是真正传承中国“道统”和“法统”之政权，甚至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以后也是以“正统中国”自居。毛泽东政权习惯以马列主义正搠自居，不屑于传统中国的继承人这一名分，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逐渐开始以传统中国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谁是中华道统和法统的继承者，自己说了不算。谁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接轨成功，与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接轨成功，谁才是合格的中华“道统”和“法统”的继承人。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其中的专制成分，是其中的文化专制传统。用普世价值和人道精神替换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将大放异彩。这就需要全体国人不分朝野、上下同心，一起付出努力，将不良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剔除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的道统和法统。而新的道统和法统也必须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接轨，必须与普世价值接轨，必须与人道精神接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自由、公正、周期性选举程序，使政府获得权威，使法律获得权威，使主流道德获得权威。在当今世界，人民主权的理念深入人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使政府、法律和主流道德符合道（德正）统和法（律正）统。
（一）
《易经》 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概意思是说，天理横空，自然法则强大有力，但有才德的人应该自强不息；大地宽广，无边无际，有才德的人应该象大地一样以宽广深厚的品行承载万物，造福万物。当我们理解了这句话后，再回想一下周文王被关在牢笼里达七年之久，居然还能喊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豪言壮语，就能理解孔子为什么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能理解孟子为什么称周文王这样的圣人，500 年才出一个。儒家学说特别推崇周文王，尤其是孔子，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后人虽然把中国文化传统追溯到商、夏、三皇五帝，但那些都是传说，缺少文字和实物的考据，所以世人往往把留世言论所剩无几的周文王当作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道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指的是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密切联系及其历史。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有道统的国家，而且一个特定的道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从孔孟开始，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周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广，于是，周文王在中华文化中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在悠久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中走出，一次又一次从险象环生的民族生存竞争中生还，都与文王道统和孔孟教化有关。以文王道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也确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每当外族入侵的阶段，一开始总是生灵涂炭，血光四起，但外族在占领完成之后大多被中华文明所同化，以致很多外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发展至今，以其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文明延续，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开创了一大片生存空间，确实与文王道统有关。文王道统，其实就是孔孟道统。文王演周易，孔孟演文王，如此而已。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二）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和“仁政”联系起来并形成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的所谓道统。“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那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众所周知，在《论语》和《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仁”和“仁政”的议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孔孟之后，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传人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儒家文化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之说，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提出一些切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并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孟子认为，即使是百里小国，只要行仁政，天下百姓也会归之而王。仁政是德治的实质和目标，德治是仁政的形式和手段。强调仁政，提倡德治，这是儒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仁政”和“德治”学说的核心所在，就是要让道德、法律和政治服务于人，并使一切人的善性和积极性都能被激发出来，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良好的政治，是为一切人的自我完善提供条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观点，这个观点甚至超越了政治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流行说法。它意味着政治不是为了实现一家之利益或某些群体之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持统治现状，或者仅仅维持貌似“盛世”和“稳定”的局面，更不是为了单纯的富国强兵。但是，孔孟学说用人的善性和积极性建立起来的德治系统往往达不到仁政的目标，因为它忽略了人的恶性和消极性，或者说它没有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限制人的恶性和消极性，这就导致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他的学说根本推销不出去。孔孟为了所谓的仁和义，甚至不承认利益的重要性，把仁和义当作利益的对立面，这就脱离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根本所在。
统治者比孔孟更清楚，治理社会就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好了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证自己的一家之利。才能稳定，才能创造盛世。统治者比孔孟更清楚，只有道统没有法统是不行的，人应该如何为我、如何为他、如何为统治者，单独依靠道德说教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有很多社会关系需要强有力的法制来调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开创的中央集权制首先重构了中国的“法统”，当孔孟门人以道统的名义质疑大秦帝国法统的时候，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法统以一言蔽之，可以归纳为法自君出、以吏为师，除了皇帝意外没有别的圣人，然后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周密细致的法律，以法律为主、而非以道德为主去治理社会。这就和周礼重视道德轻视法律的传统有显著不同，所以在孔孟儒家眼中是无法想象的。
（三）
礼是从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道德典范（不成文法）和法律典诰（成文法），由于长时间的积淀，到西周时期，周礼已成为无所不包的、庞大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中主要是君王和圣人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典范。孔孟儒家认为周礼适用于社会几乎一切行为，就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而言，孔孟儒家认为只需要重申周礼的内容即可，至多根据时代变化，在周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西周的封建制有显著不同的是，大秦帝国乃是中央集权制，天下安危寄于皇帝一身，要求天下臣民听命于皇帝一人，而周礼显然不能因应这样剧烈的制度变化，所以秦始皇在新的帝国里建立新的法统也有其历史必然性。秦始皇虽然参考了周礼制定了秦制，但忽略了周礼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忽略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味地严峻刑法，直接导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然后秦帝国覆灭，汉帝国建立。
有学者把周礼当作中国古代权力制衡的萌芽，而把秦制当作中国古代权力专制的起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这里面有截然不同，不能为了论证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就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周礼和秦制的区别在于重视道德还是重视法律，在于重视天子加圣人还是只重视皇帝，其他的方面区别并不大,都是为了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终极目标。周礼是为了维护天子的统治，秦制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天子和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秦始皇虽然自称皇帝，但也是天子，而且此后历代皇帝也都自称天子。汉帝国建立以后，汉随秦制，从法律制度上讲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可是汉朝统治者比秦始皇灵活一些，他们在重视法律的同时，也接纳了儒家的一些治国理论，渐渐重视起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认可了孔孟是圣人典范作用，这就把古代中国的道统和法统统一了起来。这样，周礼的“内圣外王”与汉制的“外儒内法”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儒家也变成了儒教。
（四）
与欧洲的的传统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种古典民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连影子都找不到，周文王也是一个专制统治者。在专制社会中，道德和法律对最高统治者都有一定约束，要求他们循礼而行，这当然有规则之治的味道，但专制社会中的规则之治也是人治，难以做现代法治的想象。比如德治在专制社会中本质上依然是人治，它最终依靠的是统治者和圣人的人格和品格，于是皇帝和圣人的魅力不得不自我吹嘘成神话。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天子，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说皇帝的话乃是老天爷的话，不得忤逆。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还没有从古代社会中走出来，当你拨开灯红酒绿的外表考察制度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至今也是一个专制社会，政治领袖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连夜传达，人们聆听的时候还要摆个顶礼膜拜的丑状，他们听到的只能是马列主义之最高真理。灵魂深处闹革命，除了毛泽东和其他政治领袖传达出来的马列主义真理再不能有别的真理，这和秦始皇时代并无二致。
但神话毕竟不是真实的，自古至今的皇帝和政治领袖都是凡人而已，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要吃喝拉撒，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一点也不比凡人少，他们的德行甚至比凡人更糟糕，所以从他们那里复制出来的社会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丑陋不堪的。关于中华道统和法统，还是谭嗣同看得清楚，他在《仁学》中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谎言外加暴力，道德力量与法律力量合起来巩固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垄断，这就是本质。也正是在这个本质的意义去说，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是有问题的。
（五）
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根子在专制制度本身。秦始皇统一中国前，是封建式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是中央集权式的专制，都是专制。正因为它是专制，正因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它的法律只能是天子的工具，它的主流道德也只能是天子的工具。纵观人类历史，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和最贫困的下层总是热衷于谈论道德这个话题，然而他们自身的操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整个社会中最差的，同时，因为最贫困的下层接触文明和知识的机会更少，他们也更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所影响，变成道德操守很差的阶层。人们知道，专制统治最容易带来贫穷和战乱，最容易造成两极分化，而分化的两端也往往是专制统治者和特权阶层为一极，最贫困的下层为另一极，这两级一旦发生剧烈的冲突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历史上底层起义历来被革命者歌颂，但真实的底层起义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历史上被底层起义军杀死的人也许比皇朝更迭都要多。远的不说，李自成、张献忠都是杀人如麻，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非常惨无人道的。
毛泽东帝国，貌似把中国历史所背负的道统和法统都颠覆了，但从专制传统的角度看其实不是。毛泽东只是为中国的专制传统披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对自己的专制统治比较自信，倒是一个落落大方的人，他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搞成了“礼乐征伐自毛泽东出”。与中国历史上底层出身的帝王相比，毛泽东确实是颠覆性最强的，他不仅抛弃了1949年以前所有的法制而另立门户，而且抛弃了两千多年来稳定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而另立门户。如前所述，专制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从权力中心复制出来的，所以毛泽东等人低劣的个人品德也给整个中国的当代社会带来了灾难。前者充满了伪善；后者又多了一分损人不利己的残忍。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南海内外严酷的夺权斗争，让整个社会都处于互相防范、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状态，兄弟互相防范，夫妻互相揭发，父子互相批斗，基本的人伦被红色狂潮吞没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至今贻害无穷。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现在也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是个诸葛亮三出茅庐难见刘备的时代，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精神病院的时代，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是个喜儿美滋滋嫁给黄世仁的时代，是个颠覆过去一切美好价值观的新时代！
（六）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道统”和“法统”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长久地保持下去的趋势，虽经社会重大变革也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道统”和“法统”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个政府要想获得历史合法性通常也会宣称自己是以往“道统”和“法统”继承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即便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也宣称自己是以往“道统”和“法统”继承者，即便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也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口号，宣称国民政府才是真正传承中国“道统”和“法统”之政权，甚至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以后也是以“正统中国”自居。毛泽东政权习惯以马列主义正搠自居，不屑于传统中国的继承人这一名分，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逐渐开始以传统中国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谁是中华道统和法统的继承者，自己说了不算。谁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接轨成功，与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接轨成功，谁才是合格的中华“道统”和“法统”的继承人。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其中的专制成分，是其中的文化专制传统。用普世价值和人道精神替换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成分，中国传统文化将大放异彩。这就需要全体国人不分朝野、上下同心，一起付出努力，将不良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剔除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的道统和法统。而新的道统和法统也必须与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接轨，必须与普世价值接轨，必须与人道精神接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自由、公正、周期性选举程序，使政府获得权威，使法律获得权威，使主流道德获得权威。在当今世界，人民主权的理念深入人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使政府、法律和主流道德符合道（德正）统和法（律正）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