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在《民主中国》看到秦永敏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官民对话是和平转型的唯一选择——漫议和平转型之一。”对这篇文章尤其是这个标题，本人颇有异议，“唯一”是个绝对性和排他性的概念，在使用绝对性、排他性概念时，需慎之又慎。很遗憾，从秦先生全文所给出的理由完全不足以支撑这个绝对性、排他性的概念——唯一。
秦先生在文章中第一句话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对话就必然敌对，敌对的结果就是内战内乱。”这个结论表面上看，问题不大，是一种习惯性的用语，有这种习惯的人其思维方式也是惯性的，对概念的解释或运用也只有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标准。比如“进步”，这些人总在褒奖某一事物时使用，又如，“战争”这些人从来不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表现为善。惯性思维最大的问题是，不考虑相对性。
先来看一下秦先生的这句话：“没有对话就必然敌对”，秦先生将“没有对话”与“敌对”用“必然”连接了，而根本不怀疑还有其他可能。比如，秦先生是否与全世界的人都有过对话？没有对话的人是否都必然是秦先生的敌对方？显然不是，因此，不对话并不意味着必然敌对，同理，对话了也并不意味着不是敌对方：六四中的学生对话团是否把李鹏当成“非敌对分子”或友方？如您所想象：您与刘晓波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与中共对话是否意味着必然把中共一方理解为“友方”而非敌对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估计你的“代表”身份很难得到普遍性认可。
“没有对话就必然敌对”尚有疑问，下面的“敌对的结果就是内乱内战”也就自然不能成立。敌对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内乱内战，也可能不是，而非绝对是“敌对的结果就是内乱内战”。比如，和平民主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宣称与专制制度为敌，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敌对双方的斗争可以通过“非内乱内战”的方式加以解决。您实际上也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从您这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上看，我不太确定您是否把专制统治者当成是敌对方。我以为：在“对话”，“敌对”，“内乱内战”几个概念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不确定的。更何况内乱与内战也不是您理解的必然的恶，比如利比亚与叙利亚就很可能通过内战或内乱产生一个民主国家，在多数民主派人士看来，这不是恶。同理，希特勒式的和平也不必然是善。比如中国大陆表面的和平掩盖不住“阳光下的罪恶”——除非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六十多年的中共统治者从来没有抢劫，杀人，放火……。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便他们犯了那么多罪行，“公正”的法律也可以不予追究——即为了和平可以宽恕他们的所有罪行，以保证和平的纯洁性。
由于秦先生没有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结论，于是，为支撑这个结论给出的理由也就十分牵强，甚至有些自相矛盾。您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共清楚对话的价值”，但是，您又同时指出他们的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外不对内，即对国内的反对派他们从来没有对话的诚意。于是，您的“中共清楚对话的价值”在您看来也只能用国外来体现，换句话，在国内中共并不清楚“对话的价值”，至少没有证据来证明。可由于您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国内的问题，从国内角度中共又并不知道“对话的价值”，那么，你说的“中共清楚对话的价值”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秦先生实际上已经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中共既“清楚对话的价值”也不“清楚对话的价值”，摆脱两难的办法需要的是，分清内外而不能笼统的说这样的话——“中共清楚对话的价值”——尤其不能拿这样一个理由来支撑“对话是唯一的选择”这个论点。
当然，细心的人能够从秦先生这段表述中清楚的知道秦先生所要说的中心意思：中共“对如何解决利比亚的问题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英明无比，对解决中国本身一模一样的问题却一叶障目、胡行妄为、暗昧至极。”看到这段话，对秦先生的“狡诈”格外敬佩：能够将“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英明无比”与“一叶障目、胡行妄为、暗昧至极”这几句完全相反的词汇一股脑的扣在一个人的头上且还是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上，这也真够难为秦先生了，也就您想的出来，做的出来。不过，倒给本人弄糊涂了，问一句：中共到底在“一模一样的问题”上，表现的是“英明无比”还是“暗昧至极”？在我看来，如果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要对中共的建议照单全收，现在反对派的小命早已魂飞天外了。难道您真的不知道，人类智慧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扯谎，扯谎常常能换取人最需要的东西。至于中共扯谎想换取什么，似乎不言而喻。
通过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例子秦先生无非想证明两点：一，不对话中共很难善终；二，不对话就会内战，百姓遭殃。第一点您是在提醒中共，其实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如您所说，他们清楚的很，只是您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作恶太多，想收手也没法收呀，您说饶了他们，他们就信？更何况，别人也能像您一样饶的了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也想“善终”，您以为法律是摆设？如果杀人、放火、抢劫没有法律可以追究，这事我也能干，高兴了大街上来个“拉郎配”，您可千万耐着性子看，只管看，只能看，别老想着伸张什么正义。
所以，“中共清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什么时候接受审判——中共比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者，印度殖民统治者，台湾国民党时期的统治者都更加凶残，干的坏事更多，不要以这些国家或地区为例，这样的比较没有任何意义。第二点，您倒想的周全，既提醒中共避免内战也提醒百姓避免内战，殊不知：中共从来没有在乎过百姓是否遭殃，为了权力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内战。百姓也大都认为，通过内战将罪犯绳之于法也是个不错的选项——而不会将自己局限于“唯一”的选项中作茧自缚。
秦先生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政治反对派更懂得对话的意义”，他为此补充道：“至于中国稳健的政治反对派，则早已一再提出了要求当局进行对话的问题，89民运中成立了”对话团”不说了，在那之后，一批批政治反对派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这一诉求。”这个补充很重要，因为秦先生对反对派做出了一个明确区分“稳健的政治反对派”用以来区分“非稳健派”或者“激进派”。这个区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不管秦先生的观点有多少问题，都可以用“稳健”加以解释。你来质疑，秦先生只需给质疑者贴上一个标签——“激进”的标签就万事大吉。稳健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囊括和平派，渐进派，合作派甚至“体制”内的右派或左派，只要他执着于对话，不战，不乱都可以成为稳健的政治反对派——薄熙来也可以称之为政治反对派，只是他属于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他要不那么激进他就是稳健的政治反对派。
“稳健的政治反对派”的提法实在很蹩脚，请秦先生解释一下，“稳健”是否如我理解的那样只有对话，不战，不乱？您如果认为我的理解有问题，那么，您如何以此为理由支撑“唯一”？如果我对“稳健政治反对派”的理解没有问题，那我几乎可以这样说：稳健政治反对派很少能成为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英国的贵族是稳健派吗？六君子是稳健派吗？台湾的民进党是稳健派吗？非暴力不合作（请记住这个关键词：不合作）是否可以与“对话”，“不战”，“不乱”划等号？，以至于也可以被称之为稳健派？反对派的“稳健”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思维与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归入其中，在未明确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前不要一厢情愿的给这个概念戴上一个眩耀的光环——须知，对“稳健派”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它是变革（包括政治变革或革命）的阻力。
对秦先生第二个理由，本人给出的回答依旧是：反对派是否知道“对话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制政权的反对派——民主派有没有能力结束专制——这个能力绝不能仅仅以是否已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来衡量——恕我直言，那不过等同于“自慰”。
秦先生是否认为本人在东拉西扯，偷换概念？将官民对话偷换为个人之见的对话，将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话偷换为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这样回答您：我与您使用的逻辑形式是相同的，您的“唯一”成立，本人的“偷换”就成立，只要您坚持您的唯一，无数个“偷换”就在恭候您。原因很简单，您的“对话”的选择可以是诸多选项中的一项，且任何选项都受一定条件制约，不可能有绝对性、排他性的“唯一”！
巧合的是：本人也有幸结识了不少中国民主党人，他们的确大多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是他们也大多不排除“文攻武卫”地使用暴力。他们渴望对话，但是并不将希望全部的寄托于此。也就是说，他们大多不像秦先生那样高举“唯一”的大旗。至于秦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主党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守法尊法的政治团体…….。”这些话，本人感到十分困惑，您说的“尊法守法”是指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吗？如果那样，您及您的政党连政治反对派的资格都会在“中共的法律”面前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容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无意冒犯秦先生，只是希望秦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民间政治活动家出言要谨慎——前车之鉴：很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就因为有致命的“硬伤”（小灾小病无伤大雅，受了硬伤就很难痊愈），说了一些让很多人无法理解，无法原谅的话，错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当中国的民主制度确立后，真不知他们将如何面对众多媒体及公众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