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今天几乎没人怀疑中国必将走向宪政民主！就是权贵集团也用他们移民子女妻小，转移金钱资产于西方来佐证着自己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制度的认同。然而，如此高度的民主共识并非就能逻辑地推演出中国马上会实现民主。事实上，从种种迹象看，中国走向民主的路还相当艰难而遥远。导致中国走向民主艰远的原因显然不是认识问题，不是经济基础问题，不是民主操作的技术问题，更不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是三十几年来畸形改革所形成的权贵集团利益问题。中国权贵集团，或者叫既得利益集团深味畸形改革的优越，他们习惯了予取予夺的快乐，将中华大地变现乃至长久维持于他们可以肆意提取的银行，以供养其在民主世界合法安全的提款享用，这无疑是他们坚定的心愿。这种在不民主不法治社会下的肆意索取，与到民主法治社会中安全保障与享用的悖谬现实，彰显着人性的罪与制度的恶的狼狈为奸。于是出现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所说的转型陷阱，或者说摸着石头不过河现象。这就是中国走向民主需要艰苦逾越的路障。
对民主缺乏认识是个知识问题，对民主认识充分而坚决阻止就既是个利益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当然更根本的是个社会力量对比问题。
在人类告别冷兵器时代，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机器掌控高端武器甚至核武，使社会力量对比出现巨大不对等性，因此暴力革命发生的几率急剧降低，相应的强权的骄横与日俱增。于是可以放言“我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样？”，或者八九之后某公所言：只要常委不出问题，中国就不会有问题。可见，技术的进步与武器的换代，似乎使社会统治日益简单化。
然而历史总有其难于为人所测算的偶然，就在看似简单，认为“告别革命”的时候，东欧剧变了。就在有人认为世界格局已定，大势不会轻易变动时，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漫延了。世界发生这一系列的变换，对于沉湎于暴力夺权与武器保权的专制思维者，真是应接不暇，除了产生深深的恐惧，更紧地握牢武器，他们似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出现这种状况，归根到底是没有认清权力的来源，没有认识到权力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是仍然停留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没有走到“权为民赋”上。这就是中东、北非至今战火不熄的根由。
中国今日的状况当然好过北非与中东，至少暂时没有战火的炙烤，但中国隐性的战火并没有熄灭，那些接连不断的自焚，那些针对政府机关的点爆，那些冲入警局或法院的刀客，那些每年二十几万起的群体抗争，那些几千万奔走于上访之途的民众，无不力证着这个社会已是干柴炉火，燎原已至。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全局性的动荡时代，似乎也日益成为共识。
如何避免中国社会的玉石俱焚？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回避不了的课题。权贵凭枪来长久维系掠夺的意愿在北非与中东的“茉莉花”薰染下已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中国民间在多年来的社会改革中也有所获利，加之文化自身隐忍顺从“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的特点，使中国暂时还没有举起中东的“茉莉花”，但中国不断的自焚、屠童、群体性事件，又无不彰显着中国社会的绝望，注解着这个社会难以为继，以致急切求变的状况。这样，权贵对社会不变且延续的期待，碰触到民间绝望求变的急切，这种变与不变的角力，正是中国社会当下矛盾的困境。
中国走向民主，是求变者的心愿；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也是不变者的认识。这样，变能求得多快的变与如何的变，而不变又能保持多久的不变，就成为角力双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中国社会变的力量之源在民间，而变的早晚取决于民间求变力量的强弱。民间如何尽快将绝望转化成社会变革的希望与动力，这不仅需要价值装备，还需要实际演练。民间一批批先觉醒的人士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做人尊严与权利时，会给沉迷于绝望的民众展示希望，会告诉大多数民间“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活的”。当绝望的情绪漫延，又找不到适当表达途径时，中国社会个体、局部性的暴力血腥事件就会接连不断。虽然在核武的威胁下，社会整体性的暴力几率在锐减，但毕竟武器也是需要人来操控，镇压也是需要兵的介入，而当大多数来自民众的士兵也质疑于统治的合法时，再强大的武器也会显得无用武之地。所以民众尊严的生活是一种胜过任何武器的力量。当尊严的生活取代夺权翻身的历史循环时，这个社会的变量就生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就深入到了社会的骨髓中。所以面对极权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标，民间抗争力量的凝聚就是恢复人的尊严，活出人的新气象，就是回到哈维尔所言的“真实生活上”，用日常尊严生活的点滴来消蚀极权“恐惧与谎言”的铁链。
不变显然是统治集团中的主流诉求，但面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不变无以为继同样是统治集团的共知。那么如何应对必然到来的变，那种“我就是不变，你们能怎么样？”的追问，事实是在思考如何应变。面对新的世界历史，握紧手中的枪的时代越来越显得笨拙与无力，那么不变原则上的应变就是统治集团的必然选项。
就目前而言，统治集团应对中国民间及世界潮流求变的方式大际可分为两方面：
其一、当然是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仍然秉持着传统抢权、护权，你死我活的敌我二分立场，相应针对民间求变采取的就是本能的“两千万人头说”，即夺得政权付出了两千万生命，那么别人要来抢夺政权，就得至少拧对等的两千万人头来。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枪杆子来护政权的思维，本质上就是将政权视同个体或团伙的私产，将公权私化，是封建专制思维的现代表现。应该承认，至今在中国统治集团中是有着相当人员依然持守暴力护权这种观点的。他们对于民间的任何诉求，上来就是“敌对势力”，他们将民间的一切权利要求视为意在对政权的抢夺，所以他们广泛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敌视人类普世价值，坚决认为人类没有共同的价值，而事实上他们骨子里想要将他们信守的价值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这种立场决定着他们八九当年会用坦克、重型机枪，也决定着他们年复一年将大批异议人士投入监牢，直到今天，他们在阉割南方周末特刊新年献词时，也绝对不允许提出异议，并且再次将异议根源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应该说这一派目前是中国权贵集团的中坚力量。
其二、从历史来看，应该承认统治集团中还有一些具有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认识，能够深切感知世界潮流的发展演化，持守着人类固有的良知，对社会与历史有着一份责任的良心人士。事实上，不管极权统治多么严酷，天良不灭的坚守人士一直存在。半个多世纪来，从胡耀邦到习仲勋，从赵紫阳到朱厚泽、到鲍彤、到张祖桦等等，这种坚守良心、守护正义的人士一直在这片土地延绵不息，虽然这些人士一再被体制性汰优机制所排挤、打压，但是从来没有折断过这根支撑民族的脊梁，从来没有割断掉民族赖以延续的这些根脉。让人欣慰的是，这种延续的民族根脉，在八九及其随后遭到体制性重创中，经过二十几年来的艰难隐忍，今天终于在体制内日渐凝聚。中国体制内改革势力由早前的温家宝独唱，到今天的习李王汪及其地方一些官员的表态上，已经显现出一种呼应民间的端倪。然而，由于体制性痼疾，八九之后畸形经济改革下权贵集团的坐大，使中国今天体制内改革力量仍然处于弱势，实力上远远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
在这种体制内顽固势力居主导而改革势力处弱势下，中国统治集团就表现出整体性的保守与对民间被动性的应对。当这种应对为顽固势力主导时，就表现出对民间的强硬，采取的手段就是镇压，导致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将官民矛盾激化，如2010年二月后的应对网传“茉莉花”事件；而当体制内改革势力处于主导时，对民间抗争就会表现出疏导、顺应，在一定程度解决民间的诉求，从而缓和官民矛盾，求得一定的社会和解，如2011年广东的“乌坎事件”的处理，就是一种积极化解的方式。
从官僚统治集团不同势力主导不同应对民间求变方式来看，那种强硬镇压模式，或者近年来的所谓“维稳”模式，已经日益制造蓄积社会更大的矛盾，虽然在某时某地这种强硬方式会取得快速控制事态的目的，但它总是留下更大的后患，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与更激烈抗争埋下伏笔。从长远社会良性发展来看，这种强硬必将导致社会最终的毁灭性结局。因为强硬方式从来也没有从社会建设性角度来化解过问题。所以，体制性对民间求变的封堵式镇压应对模式，是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暴力，毁坏共和根基的途径。只有体制内改革势力主导，能部分顺应民间诉求，敢于从体制自身来检讨产生问题根源，从而通过协商方式，来化解民间求变下所产生的冲突。这种部分顺应民意的解决方式，是逐步稀释民间积怨，部分化解社会矛盾，缓和官民冲突的方式。
中国民间求变如果能很好与中共体制内应变性的改革力量互动，虽然在每次民间求变的抗争中，不能全部获得求变的诉求结果，但只要能保持在理性、和平、协商的途径下，本着平等、尊重的原则，不将民间抗争视同敌对势力，这样任何一次的矛盾冲突就会变成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将每一次民间求变冲突化解，就会架设起社会改良进步的阶梯。
中国民间社会的迫切求变与统治集团的保守应变，能否避免社会整体性失控与暴力全局性漫延，就取决于统治集团应变是选择强硬的封堵式镇压维稳还是部分顺应的疏导式协商，显然前者必将走向暴力血腥，这有叙利亚局面作参照，后者则会走向和平转型，这有台湾为示范。所以，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如何成长，而变的途径是血腥还是和平，却取决于官府的如何应对。只有民间求变与官府顺变结合，和平转型才会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