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说白了就是未经授权，你凭什么统治我？凭什么是你统治我而不是我统治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数千年来，由于思想资源的制约，中国一直没有解决权力来源（普遍而公正的民主选举）的问题，政权合法性、宪政民主根本无从谈起。皇权维持统治主要依靠严刑峻法和愚民术，老子断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使民无知无欲”方为圣人之治；商鞅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孔子则完全把人当成了工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纵观”圣人学说”，无一为自由、人权呐喊，都在围绕弱民、愚民、维护专制做文章。鲁迅沉痛地总结了国人的命运：”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暴政之下，除了助纣为虐、苟且偷生，几乎无路可走。
愚民看似对统治者有利，实则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本就缺乏有效制约的皇权，因民愚、民弱更加肆无忌惮，民众一旦到了”反亦死，不反亦死”的地步，势必拼个鱼死网破。暴政、反抗、暴政，周而复始。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民国成立后，合法性危机依旧挥之不去。1913年宋教仁遇刺，孙文发动武装叛乱（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国会、悍然称帝，两个乱臣贼子将民国搞得乌烟瘴气；1917年，孙文在广州武装割据，抗拒”再造共和”的段祺瑞政权，”秉承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原则”的《宪法草案》胎死腹中；1923年，政治、军事一败涂地的孙文，利令智昏勾结苏俄图谋东山再起，铸下”联俄容共”的大错。
1927年4月，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开始”清党”，建立南京政权，对抗正统的武汉国民党政权；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宣布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一个师法苏俄，党在国上、军在党上的政权，何德何能”训练国民”行使民主权利？
胡适说得好：”绝少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陈炯明认为：”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依靠暴力夺得政权，不以宪政民主赋予政权合法性，摆明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大的说了算。国民党三大409名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仅76人，其余代表均由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指定和圈定。陈公博为此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清党之后，共产党奄奄一息，对蒋氏政权威胁最大的是其党内同志。取消党内民主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蒋介石和汪精卫，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派、政学系和黄埔系、桂系、粤系、湘系、西北军、东北军、晋军以及川、滇、黔等众多政治、军事派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见面喊哥子、背后捅刀子，上演了一幕幕拉帮结派、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剧、闹剧和惨剧，对后来的剿共、抗战、内战的进程均有重大影响，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不能用选票决定权柄的归属和利益的分配，就只能用拳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5月，刘郁忿、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西北军将领通电讨蒋，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9月，张发奎在湖北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发表《拥汪讨蒋宣言》；12月1日，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蒋唐战争爆发。战争结果都是蒋校长获胜，但更大的反蒋风暴即将来临。
1930 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发动反蒋战争，双方共动员140万的兵力，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内战；8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晋系、桂系召开国民党二届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反蒋的国民政府；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软禁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立法院长胡汉民，舆论为之哗然，汪精卫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认为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汪精卫、孙科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南京”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决定另建国民政府。6月，南京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行政、立法、司法均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明确宣示以党代政、一党专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政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九一八事变”后，反蒋浪潮益发凶猛，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向其赔礼道歉。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热闹非常，同时开了三个：蒋介石在南京开、汪精卫在上海开、胡汉民在广州开，三个”四大”都自视”正统”。
“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这句古话送给国民党再合适不过了。
夹缝中求生的共产党
1927年建政之后，蒋介石除了要在党内削平胡汉民、汪精卫的山头，跟各地大小军阀明争暗斗，还要对付中共的武装暴动和日本侵华，经常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围绕权力、军队编遣、地盘等政治经济权益的分配，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战争，时间、规模、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16年统治期间的内战。中共利用国民党自相残杀和中日战争的空隙，发动上百次暴动，到处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4月26日，中共东江特委举行暴动，在海丰、陆丰、紫金三县建立政权，这是中共建立的最早的地方政权。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农民暴动，开辟以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为中心的根据地。全国各地先后产生了10多个”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包括20余县，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
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利用蒋桂战争、国民党防区空虚的时机，率领红4军先后占领兴国、宁都、广昌等县；5月，红4军挺进闽西，占领长汀以南龙岩以西的上杭，初步形成”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得意地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930年7月27日，”湖南军队均在汨罗、新墙、平江、浏阳各处参加对反蒋派的战争”，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轰动中外。
10月，中原大战胜利在望，蒋介石赶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会剿”会议。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共进行了5次围剿红军的战争。在连续两次围剿失利后，1931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不料，”九一八事变”、软禁胡汉民和宁粤对峙，迫使蒋介石下野，第3次围剿无疾而终。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调集第87、88师等部队参战，之后又令正在江西剿共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战事迅速扩大，一直打到5月双方签定《塘沽协定》才停下来。内忧外患之下，国民党难以顾及江西苏区，红军乘机迅猛发展，“中央苏区拥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
1932年3月，国民党第4次围剿再次失败，蒋介石非常难过：”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全国抗日声浪日益高涨，国军内部也出现厌恶剿共、要求抗日的声音。
1937年1月1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强调”安内为攘外之先着”：”对外是以胜负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必须本身有对外的能力，方才有对外的把握，断没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有对外的。我们总还记得，淞沪之役，政府调江西军队赴援，而共匪即攻赣州；古北口之役，政府调长江军队赴援，而共匪即破抚州，攻南昌；经此两次创痛，武装同志以及明了内容的人们，铭心刻骨，知道不安内不能攘外，所以才有这几年间的血战。这血战并不是看得安内较攘外为重，而是深知安内为攘外之先着。”
指责中共是容易的，国民党理应痛定思痛的是：谁造成了今日之局面？谁把苏俄引入中国？谁利用中共完成北伐，又过河拆桥，对中共举起了屠刀？
国共两党是文明世界的耻辱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政学系巨擘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1933年9月，蒋介石依计而行，发起第5次围剿，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术，成效显著。
苏区自身固有的毛病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日益突出。毛泽东1930年提出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1934年1月，由于伤亡增大、苏区财力枯竭，兵源严重不足的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苏区百姓开始成百上千地逃亡，甚至自残、自杀，”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强制招兵屡屡激发民变，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刘少奇发现，”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
邱会作回忆，反围剿失败与中央苏区的政策有关，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让红色政权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红10师政治部主任舒同认为：”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拉贝莱（Rabelais）有句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1934年10月，不出杨永泰所料，”政治剿共”迫使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虽为”政治剿共”，但残酷的程度依旧令人不寒而栗。15军44师师长王赞斌在倍丰、定甫、安远3县挨户搜查红军，在一个名叫”尊三围”的围子，王核定14岁以上、65岁以下，不分男女，一律格杀，令一三四团执行，杀害了70多个群众。在他的部队里，流传着”杀人王”的绰号。（凌压西《王赞斌在江西围剿红军》）
瑞金在80天内被杀1800多人，宁都县被杀绝的有38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4万多户。蒋介石在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刘良《红军长征之后》，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第5期）
据蒋介石侍从秘书邓文仪（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主编的《剿匪战史》记载，金家寨县城”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居然杀了上万人！国民党75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二千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部卖掉。
国共战争堪称有史以来人类社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伤亡最多、最残酷、最无底限的战争。据《近现代女烈小资料》，民国政府不但恢复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中共东江特委发布的20条名为起义纲领的必杀令，今天的官方网站不得不隐去”盲目者杀、麻疯者杀、残废者杀”等骇人听闻的内容；李宗仁回忆，广州暴动，”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急令黄琪祥回师平乱，张黄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可怜的老百姓分不出孰是红军，孰为第四军，系红巾死，不系也死”。
曾与朱毛齐名、人称”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在回忆录里沉痛地写道：”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
国民党内部战争和国共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如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在《野马传》借女主角之口作出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
可以说，国民党在1991年废除刑法100条（”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土地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体、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完成民主转型之前，与中共一样，都是师法苏俄的独裁政党和文明世界的耻辱，只是”坏”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以前受中共愚弄，大陆人痛骂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如果了解到历史真相，骂得会更厉害，不仅骂孙文联俄容共（一片叶子跟毛毛虫交朋友，整棵树都要遭殃），还要骂蒋介石丢掉大陆。
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剿匪不力是因为日本侵华和西安事变。日本侵华和西安事变的确给中共崛起提供了契机，但在此之前，又是谁，为了什么，让”长征”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中共得以卷土重来？蒋介石的”安内”，仅仅是为了剿灭红军吗？
（未完待续）
所谓合法性，说白了就是未经授权，你凭什么统治我？凭什么是你统治我而不是我统治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数千年来，由于思想资源的制约，中国一直没有解决权力来源（普遍而公正的民主选举）的问题，政权合法性、宪政民主根本无从谈起。皇权维持统治主要依靠严刑峻法和愚民术，老子断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使民无知无欲”方为圣人之治；商鞅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孔子则完全把人当成了工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纵观”圣人学说”，无一为自由、人权呐喊，都在围绕弱民、愚民、维护专制做文章。鲁迅沉痛地总结了国人的命运：”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暴政之下，除了助纣为虐、苟且偷生，几乎无路可走。
愚民看似对统治者有利，实则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本就缺乏有效制约的皇权，因民愚、民弱更加肆无忌惮，民众一旦到了”反亦死，不反亦死”的地步，势必拼个鱼死网破。暴政、反抗、暴政，周而复始。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民国成立后，合法性危机依旧挥之不去。1913年宋教仁遇刺，孙文发动武装叛乱（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国会、悍然称帝，两个乱臣贼子将民国搞得乌烟瘴气；1917年，孙文在广州武装割据，抗拒”再造共和”的段祺瑞政权，”秉承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原则”的《宪法草案》胎死腹中；1923年，政治、军事一败涂地的孙文，利令智昏勾结苏俄图谋东山再起，铸下”联俄容共”的大错。
1927年4月，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开始”清党”，建立南京政权，对抗正统的武汉国民党政权；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宣布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一个师法苏俄，党在国上、军在党上的政权，何德何能”训练国民”行使民主权利？
胡适说得好：”绝少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陈炯明认为：”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依靠暴力夺得政权，不以宪政民主赋予政权合法性，摆明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大的说了算。国民党三大409名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仅76人，其余代表均由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指定和圈定。陈公博为此发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清党之后，共产党奄奄一息，对蒋氏政权威胁最大的是其党内同志。取消党内民主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蒋介石和汪精卫，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派、政学系和黄埔系、桂系、粤系、湘系、西北军、东北军、晋军以及川、滇、黔等众多政治、军事派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见面喊哥子、背后捅刀子，上演了一幕幕拉帮结派、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剧、闹剧和惨剧，对后来的剿共、抗战、内战的进程均有重大影响，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不能用选票决定权柄的归属和利益的分配，就只能用拳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5月，刘郁忿、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西北军将领通电讨蒋，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9月，张发奎在湖北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发表《拥汪讨蒋宣言》；12月1日，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蒋唐战争爆发。战争结果都是蒋校长获胜，但更大的反蒋风暴即将来临。
1930 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发动反蒋战争，双方共动员140万的兵力，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内战；8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晋系、桂系召开国民党二届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反蒋的国民政府；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软禁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立法院长胡汉民，舆论为之哗然，汪精卫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认为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汪精卫、孙科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南京”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决定另建国民政府。6月，南京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行政、立法、司法均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明确宣示以党代政、一党专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政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九一八事变”后，反蒋浪潮益发凶猛，蒋介石被迫释放胡汉民，向其赔礼道歉。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热闹非常，同时开了三个：蒋介石在南京开、汪精卫在上海开、胡汉民在广州开，三个”四大”都自视”正统”。
“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这句古话送给国民党再合适不过了。
夹缝中求生的共产党
1927年建政之后，蒋介石除了要在党内削平胡汉民、汪精卫的山头，跟各地大小军阀明争暗斗，还要对付中共的武装暴动和日本侵华，经常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围绕权力、军队编遣、地盘等政治经济权益的分配，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战争，时间、规模、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16年统治期间的内战。中共利用国民党自相残杀和中日战争的空隙，发动上百次暴动，到处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4月26日，中共东江特委举行暴动，在海丰、陆丰、紫金三县建立政权，这是中共建立的最早的地方政权。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农民暴动，开辟以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为中心的根据地。全国各地先后产生了10多个”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包括20余县，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
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利用蒋桂战争、国民党防区空虚的时机，率领红4军先后占领兴国、宁都、广昌等县；5月，红4军挺进闽西，占领长汀以南龙岩以西的上杭，初步形成”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得意地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930年7月27日，”湖南军队均在汨罗、新墙、平江、浏阳各处参加对反蒋派的战争”，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轰动中外。
10月，中原大战胜利在望，蒋介石赶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会剿”会议。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共进行了5次围剿红军的战争。在连续两次围剿失利后，1931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不料，”九一八事变”、软禁胡汉民和宁粤对峙，迫使蒋介石下野，第3次围剿无疾而终。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调集第87、88师等部队参战，之后又令正在江西剿共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战事迅速扩大，一直打到5月双方签定《塘沽协定》才停下来。内忧外患之下，国民党难以顾及江西苏区，红军乘机迅猛发展，“中央苏区拥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
1932年3月，国民党第4次围剿再次失败，蒋介石非常难过：”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全国抗日声浪日益高涨，国军内部也出现厌恶剿共、要求抗日的声音。
1937年1月1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强调”安内为攘外之先着”：”对外是以胜负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必须本身有对外的能力，方才有对外的把握，断没有本身不健全而可以有对外的。我们总还记得，淞沪之役，政府调江西军队赴援，而共匪即攻赣州；古北口之役，政府调长江军队赴援，而共匪即破抚州，攻南昌；经此两次创痛，武装同志以及明了内容的人们，铭心刻骨，知道不安内不能攘外，所以才有这几年间的血战。这血战并不是看得安内较攘外为重，而是深知安内为攘外之先着。”
指责中共是容易的，国民党理应痛定思痛的是：谁造成了今日之局面？谁把苏俄引入中国？谁利用中共完成北伐，又过河拆桥，对中共举起了屠刀？
国共两党是文明世界的耻辱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政学系巨擘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1933年9月，蒋介石依计而行，发起第5次围剿，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术，成效显著。
苏区自身固有的毛病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日益突出。毛泽东1930年提出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1934年1月，由于伤亡增大、苏区财力枯竭，兵源严重不足的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苏区百姓开始成百上千地逃亡，甚至自残、自杀，”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强制招兵屡屡激发民变，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刘少奇发现，”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
邱会作回忆，反围剿失败与中央苏区的政策有关，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让红色政权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红10师政治部主任舒同认为：”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拉贝莱（Rabelais）有句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1934年10月，不出杨永泰所料，”政治剿共”迫使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虽为”政治剿共”，但残酷的程度依旧令人不寒而栗。15军44师师长王赞斌在倍丰、定甫、安远3县挨户搜查红军，在一个名叫”尊三围”的围子，王核定14岁以上、65岁以下，不分男女，一律格杀，令一三四团执行，杀害了70多个群众。在他的部队里，流传着”杀人王”的绰号。（凌压西《王赞斌在江西围剿红军》）
瑞金在80天内被杀1800多人，宁都县被杀绝的有38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4万多户。蒋介石在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刘良《红军长征之后》，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第5期）
据蒋介石侍从秘书邓文仪（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主编的《剿匪战史》记载，金家寨县城”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居然杀了上万人！国民党75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二千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部卖掉。
国共战争堪称有史以来人类社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伤亡最多、最残酷、最无底限的战争。据《近现代女烈小资料》，民国政府不但恢复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中共东江特委发布的20条名为起义纲领的必杀令，今天的官方网站不得不隐去”盲目者杀、麻疯者杀、残废者杀”等骇人听闻的内容；李宗仁回忆，广州暴动，”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急令黄琪祥回师平乱，张黄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可怜的老百姓分不出孰是红军，孰为第四军，系红巾死，不系也死”。
曾与朱毛齐名、人称”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在回忆录里沉痛地写道：”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
国民党内部战争和国共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如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在《野马传》借女主角之口作出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
可以说，国民党在1991年废除刑法100条（”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土地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体、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完成民主转型之前，与中共一样，都是师法苏俄的独裁政党和文明世界的耻辱，只是”坏”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以前受中共愚弄，大陆人痛骂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如果了解到历史真相，骂得会更厉害，不仅骂孙文联俄容共（一片叶子跟毛毛虫交朋友，整棵树都要遭殃），还要骂蒋介石丢掉大陆。
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剿匪不力是因为日本侵华和西安事变。日本侵华和西安事变的确给中共崛起提供了契机，但在此之前，又是谁，为了什么，让”长征”的神话变成了现实、中共得以卷土重来？蒋介石的”安内”，仅仅是为了剿灭红军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