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来十分强大，但又显得十分脆弱。国家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已经跻身于强国之列，不过整套体制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愈来愈空洞虚渺。民间的剥夺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涨，冷漠、讥诮、虚无的气氛弥漫在官员、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统治者则围绕着家世与权力凝聚成利益集团，在风声鹤唳中以高强度的维稳换取苟安。
———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
美国作家、记者伊恩•强森（Ian Johnson），中文名字为张彦，曾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与一般热衷于报道官方和高层内幕的记者不同，他将目光瞄准底层中国，用鲁迅的说法，那是一个“活的、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那里有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有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密码。张彦以报道中国的公民社会、文化、司法和宗教等领域见长，曾以关于法轮功的系列报道而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二零一二年，在我逃离中国之后，张彦对我作过一次采访，我对他提出的深刻而敏锐的问题感到惊讶——他对中国的了解，早已超越了许多西方大学里坐而论道的中国问题专家。
阅读张彦的《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一书，感觉作者好像一名大胆机警的私家侦探，巧妙避开中国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保安，探寻出底层中国社会三个因维权而遭遇关押、死亡等不同命运的故事，犹如三部以中国式法律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张彦指出：“我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信心，他们都被收买了。社会高层的超级富豪、企业家等等，我不觉得他们能带来改变。过去几十年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相反，他认为，就如同那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动力来自草根阶层，中国的改变也将从底层社会发生，“改变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我们鲜少耳闻的人物：决定控告政府的小镇律师、支持住家遭到政府强制拆除的人并挺身而出的律师、尝试揭露警察暴行的妇女。有些人为了家庭或村子的地方利益而战，有些人则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感召。无论他们是否成功，都在中国布下了改变的种子，协助煽动一场缓慢的革命。”他进而指出，这些平凡的百姓代表着那股正在撼动中国的力量——“如果现今的中国政府垮台或变得更为民主，那将是这类人物努力的结果。不管他们是有心或无意，但都努力转变了中国原已僵化的政治局势，亦代表着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更象征着中国农村、都市、灵魂的危机。”
谁动了农民的粮食和土地？
这本书涉及到三类底层中国人和三个关键词：农民反抗政府的苛税，城市人起诉政府强拆自己的老宅，法轮功修炼者抗议政府对他们的暴力镇压。作者冷静、克制，不动声色，呈现出当下中国法律和制度的荒谬，令人瞠目结舌的维稳体系以及执法者的不公不义。
中共依靠农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中共建政之后，农民却沦为地狱最下层的被践踏和被剥夺者。毛泽东时代，通过巧妙的“剪刀差”和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变成现代奴隶劳工。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占被饿死的人口的绝大多数。邓小平时代至今，农民被奴役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获得了外出打工的部分的迁徙自由，却受制于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永远无法成为城市的合法“居民”。另一方面，农民背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其土地在“被城市化”的过程中遭到已经“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肆意剥夺。于是，以“运动农民”起家的共产党，终于遇到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反抗。
本书的第一部名为《农民英雄》，讲述了陕北榆林地区一位为农民请命的律师如何被送进监狱的故事，这是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不得不面临的风险。榆林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敏感的“革命老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红军攻打榆林城时的口号是“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可见，“长征”至此的红军，不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为了抢地、抢钱、抢女人。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北奠定一生功业的第一步，而习近平本人的知青时代也在陕北度过。他们深知大西北的贫瘠与苦难，上位之后却对这个“革命摇篮”弃之如敝屣。
马律师原来是一名颇受尊敬的中学老师，在西北的小县城里，放弃铁饭碗的教师职业而成为自谋生路的律师，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使命感。本来，他不准备接这个农民集体上诉的案件；后来，农民的苦难和赤诚打动了他。加上他天真地持守着一种中国人数百年来的传统信念：“只要让政府高官知道民间实情，凡事必然迎刃而解。一切责任就会回到这些令人厌恶的本地官员那里。”但是，当他越卷越深时，才发现，省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穿同一条裤子。法院拒绝受理该案，无奈之下，他带领农民到北京上访，却遭到毒打，最后被捕，被判处劳改五年。
表面上看，马律师的事业完全失败了，他有“案底”在身，即便出狱，也永远地失去执业律师的资格。但是，政府绝非赢家。农民的怒火已被点燃，官民之间不信任的鸿沟继续扩大。每一次政府将黑手伸向农民的粮食、金钱和土地的时候，农民不再沉默，而是奋起抗争。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直到有一天像当年冲垮中华民国政权那样冲垮中共政权。中共并不懂得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对此，张彦总结说：“北京的确有办法镇压农民暴动或学生抗议，但却不见得有能力实施一套公平合理的税制。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派遣军队或开枪，而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才会让人民觉得自己有义务纳税。权力威胁可以逼迫人缴税，但唯有人民相信政府的正当性时，税务机制才能够真正有效的运作。”
那片被怪手摧毁的胡同
本书的第二部名为《消失的北京之梦》，围绕一个名叫赵景新的老人捍卫其居住的四合院——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的故事，抽丝剥茧地揭露北京当局如何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劫掠城市居民的私有住宅，毁灭北京老城区一片又一片的胡同。
八十二岁的赵景新并非普通人，他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父是在宗教界地位崇高的学者赵紫宸。在民国时代，赵紫宸曾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在共产党占领北京之际，赵紫宸回到中国为新政权服务，出任全国政协常委。赵紫宸与周恩来关系亲密，参与发起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不过，如此忠心耿耿地为新政权服务，也未能让其在“文革”中避免遭到迫害。
赵景新在父亲当年自己买下的四合院中居住了五十多年，却万万没有想到房地产开发的狂潮会铲除他早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和美好记忆。这是一场绝望的保卫战，他动用所有的关系保护自己的家，包括征集到数百位文化名人的签名，并将签名信送到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手上。但是，这一切的努力未能挽救老房子的厄运。
不久，法庭作出冷酷的宣判：老人必须在五天后离开家，如果他留下来，建筑公司有权强迫他离开。有一位面临相同问题的听众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野蛮，我们被抢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胃口愈来愈大的强盗集团。张彦亲眼目睹了本该保护下来的四合院如何在怪手的挤压中轰然倒下——台湾将挖土机称之为“怪手”，这是一个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过，最可恶的不是钢铁制造的怪手，也不是那个在驾驶室中操作怪手的司机，而是躲藏在幕后数点钞票的大腹便便的官与商。
张彦写的胡同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几年。当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北京的胡同又遭到更大的摧残，奥运会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打造“新北京”的绝佳借口。怪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四处挥舞，数十万内城居民被驱逐到遥远的郊外，获得的补偿微不足道。共产党政府从不尊重房契等私有产权的标志，宪法和法律体系形同虚设，张彦转述了致力于保护北京胡同的建筑专家方可的一句名言：“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高层领导人都住在传统的四合院。他们不想住在高楼大厦，但却试着让人民相信四合院很糟、过时。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产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当年，京味作家老舍动情地写道，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老舍想念的那个北平，十之八九已荡然无存。张彦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并没有停止于为消失的北京发出天鹅的哀歌，他以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睿智洞穿了这种“建设性的破坏”的本质——“中国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不只想要控制太多政治领域，也想控制太多经济领域。中国政府控制大部分的经济要素，更是经济市场的管理者，在这样的国家，腐败和管理不善确实无可避免。”
法轮功：中共一手制造出来的敌人
这本书的第三部名为《转法轮》，讲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法轮功修炼者、退休的老太太陈子秀被警察凌虐致死的经过，进而并描述了法轮功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法轮功与中共的矛盾是如何愈演愈烈的。张彦冒着巨大的风险，采访了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在中国当局镇压法轮功时替政府充当辩护士的知名人物——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和身份难以定位的司马南。遗憾的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并未接受张彦的访问。
“六四”屠杀之后，官方意识形态破产，气功热在中国传统文化热中异军突起。一九九二年，当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的时候，法轮功与其他诸多气功相比并没有显露出其独特之处。李洪志与其他气功大师一样，与政府尤其是国家体委关系密切，法轮功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登记备案，被许多退休官员和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受到国家体委的嘉奖。
后来，由于何祚庥、司马南等反对“伪科学”的人物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否定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气功，引发法轮功成员围堵报社和电视台。然后，上万名法轮功成员包围中南海，江泽民为之震怒并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与政府和平相处的法轮功，是被逼上梁山的，是当局一手制造出来的“敌人”。
此后十多年里，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逐渐制度化，当局专门设置编制庞大的“六一零办公室”负责打击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残酷程度超过对普通访民、民运人士等群体的迫害。尽管法轮功在海外创办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上公布的信息并非完全可靠，但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让人不禁联想起纳粹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来。张彦多次赴山东潍坊采访冤死的陈子秀的家人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据他有限的调查得出结论：至少有十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死于潍坊监狱的警察的滥权。这只是冰山一角。
同时，张彦遗憾地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对法轮功受到的大规模迫害袖手旁观，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锲而不舍地捍卫自己的信仰——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当局虽然即便将法轮功从公共生活中剔除了出去，但无法将其斩草除根。法轮功是否可以算作一种宗教信仰暂且不论，但它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新精神运动”，世俗政权与之并不处于同一层面，本该各司其职，而不是针锋相对。中共当局在数算自己战绩的时候，却未曾评估这场践踏法治原则的政治运动给自身带来的伤害，正如张彦所说：“政府无论对付法轮功还是其他无数真实或假想的对手，这样的‘君臣一日百战’正在危害社会。”
在这本书中，张彦曝光了中国社会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角落，也彰显了若干平凡而勇敢的中国人螳臂挡车般的抗争。他笔下那些并不完美的、卑微的、甚至是失败的反抗者，却正在成长为貌似高山仰止、无比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克星。张彦在这本书的扉页引用了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的句子：“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或者，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形容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经，春风吹又生。”由此，张彦的这本书改写了人们对中国的想象：小人物如野草般顽强不屈，充满韧性的故事，是改变中国最大的动力。
伊恩•强森《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台湾八旗文化，2012年。
———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
美国作家、记者伊恩•强森（Ian Johnson），中文名字为张彦，曾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与一般热衷于报道官方和高层内幕的记者不同，他将目光瞄准底层中国，用鲁迅的说法，那是一个“活的、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那里有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有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密码。张彦以报道中国的公民社会、文化、司法和宗教等领域见长，曾以关于法轮功的系列报道而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二零一二年，在我逃离中国之后，张彦对我作过一次采访，我对他提出的深刻而敏锐的问题感到惊讶——他对中国的了解，早已超越了许多西方大学里坐而论道的中国问题专家。
阅读张彦的《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一书，感觉作者好像一名大胆机警的私家侦探，巧妙避开中国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保安，探寻出底层中国社会三个因维权而遭遇关押、死亡等不同命运的故事，犹如三部以中国式法律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张彦指出：“我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信心，他们都被收买了。社会高层的超级富豪、企业家等等，我不觉得他们能带来改变。过去几十年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相反，他认为，就如同那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动力来自草根阶层，中国的改变也将从底层社会发生，“改变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我们鲜少耳闻的人物：决定控告政府的小镇律师、支持住家遭到政府强制拆除的人并挺身而出的律师、尝试揭露警察暴行的妇女。有些人为了家庭或村子的地方利益而战，有些人则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感召。无论他们是否成功，都在中国布下了改变的种子，协助煽动一场缓慢的革命。”他进而指出，这些平凡的百姓代表着那股正在撼动中国的力量——“如果现今的中国政府垮台或变得更为民主，那将是这类人物努力的结果。不管他们是有心或无意，但都努力转变了中国原已僵化的政治局势，亦代表着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更象征着中国农村、都市、灵魂的危机。”
谁动了农民的粮食和土地？
这本书涉及到三类底层中国人和三个关键词：农民反抗政府的苛税，城市人起诉政府强拆自己的老宅，法轮功修炼者抗议政府对他们的暴力镇压。作者冷静、克制，不动声色，呈现出当下中国法律和制度的荒谬，令人瞠目结舌的维稳体系以及执法者的不公不义。
中共依靠农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中共建政之后，农民却沦为地狱最下层的被践踏和被剥夺者。毛泽东时代，通过巧妙的“剪刀差”和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变成现代奴隶劳工。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有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占被饿死的人口的绝大多数。邓小平时代至今，农民被奴役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获得了外出打工的部分的迁徙自由，却受制于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永远无法成为城市的合法“居民”。另一方面，农民背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其土地在“被城市化”的过程中遭到已经“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肆意剥夺。于是，以“运动农民”起家的共产党，终于遇到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反抗。
本书的第一部名为《农民英雄》，讲述了陕北榆林地区一位为农民请命的律师如何被送进监狱的故事，这是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不得不面临的风险。榆林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敏感的“革命老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红军攻打榆林城时的口号是“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可见，“长征”至此的红军，不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为了抢地、抢钱、抢女人。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北奠定一生功业的第一步，而习近平本人的知青时代也在陕北度过。他们深知大西北的贫瘠与苦难，上位之后却对这个“革命摇篮”弃之如敝屣。
马律师原来是一名颇受尊敬的中学老师，在西北的小县城里，放弃铁饭碗的教师职业而成为自谋生路的律师，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使命感。本来，他不准备接这个农民集体上诉的案件；后来，农民的苦难和赤诚打动了他。加上他天真地持守着一种中国人数百年来的传统信念：“只要让政府高官知道民间实情，凡事必然迎刃而解。一切责任就会回到这些令人厌恶的本地官员那里。”但是，当他越卷越深时，才发现，省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穿同一条裤子。法院拒绝受理该案，无奈之下，他带领农民到北京上访，却遭到毒打，最后被捕，被判处劳改五年。
表面上看，马律师的事业完全失败了，他有“案底”在身，即便出狱，也永远地失去执业律师的资格。但是，政府绝非赢家。农民的怒火已被点燃，官民之间不信任的鸿沟继续扩大。每一次政府将黑手伸向农民的粮食、金钱和土地的时候，农民不再沉默，而是奋起抗争。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直到有一天像当年冲垮中华民国政权那样冲垮中共政权。中共并不懂得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对此，张彦总结说：“北京的确有办法镇压农民暴动或学生抗议，但却不见得有能力实施一套公平合理的税制。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派遣军队或开枪，而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才会让人民觉得自己有义务纳税。权力威胁可以逼迫人缴税，但唯有人民相信政府的正当性时，税务机制才能够真正有效的运作。”
那片被怪手摧毁的胡同
本书的第二部名为《消失的北京之梦》，围绕一个名叫赵景新的老人捍卫其居住的四合院——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的故事，抽丝剥茧地揭露北京当局如何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劫掠城市居民的私有住宅，毁灭北京老城区一片又一片的胡同。
八十二岁的赵景新并非普通人，他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父是在宗教界地位崇高的学者赵紫宸。在民国时代，赵紫宸曾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在共产党占领北京之际，赵紫宸回到中国为新政权服务，出任全国政协常委。赵紫宸与周恩来关系亲密，参与发起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不过，如此忠心耿耿地为新政权服务，也未能让其在“文革”中避免遭到迫害。
赵景新在父亲当年自己买下的四合院中居住了五十多年，却万万没有想到房地产开发的狂潮会铲除他早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和美好记忆。这是一场绝望的保卫战，他动用所有的关系保护自己的家，包括征集到数百位文化名人的签名，并将签名信送到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手上。但是，这一切的努力未能挽救老房子的厄运。
不久，法庭作出冷酷的宣判：老人必须在五天后离开家，如果他留下来，建筑公司有权强迫他离开。有一位面临相同问题的听众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野蛮，我们被抢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胃口愈来愈大的强盗集团。张彦亲眼目睹了本该保护下来的四合院如何在怪手的挤压中轰然倒下——台湾将挖土机称之为“怪手”，这是一个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过，最可恶的不是钢铁制造的怪手，也不是那个在驾驶室中操作怪手的司机，而是躲藏在幕后数点钞票的大腹便便的官与商。
张彦写的胡同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几年。当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北京的胡同又遭到更大的摧残，奥运会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打造“新北京”的绝佳借口。怪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四处挥舞，数十万内城居民被驱逐到遥远的郊外，获得的补偿微不足道。共产党政府从不尊重房契等私有产权的标志，宪法和法律体系形同虚设，张彦转述了致力于保护北京胡同的建筑专家方可的一句名言：“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高层领导人都住在传统的四合院。他们不想住在高楼大厦，但却试着让人民相信四合院很糟、过时。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产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当年，京味作家老舍动情地写道，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老舍想念的那个北平，十之八九已荡然无存。张彦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并没有停止于为消失的北京发出天鹅的哀歌，他以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睿智洞穿了这种“建设性的破坏”的本质——“中国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不只想要控制太多政治领域，也想控制太多经济领域。中国政府控制大部分的经济要素，更是经济市场的管理者，在这样的国家，腐败和管理不善确实无可避免。”
法轮功：中共一手制造出来的敌人
这本书的第三部名为《转法轮》，讲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法轮功修炼者、退休的老太太陈子秀被警察凌虐致死的经过，进而并描述了法轮功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法轮功与中共的矛盾是如何愈演愈烈的。张彦冒着巨大的风险，采访了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在中国当局镇压法轮功时替政府充当辩护士的知名人物——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和身份难以定位的司马南。遗憾的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并未接受张彦的访问。
“六四”屠杀之后，官方意识形态破产，气功热在中国传统文化热中异军突起。一九九二年，当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的时候，法轮功与其他诸多气功相比并没有显露出其独特之处。李洪志与其他气功大师一样，与政府尤其是国家体委关系密切，法轮功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登记备案，被许多退休官员和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受到国家体委的嘉奖。
后来，由于何祚庥、司马南等反对“伪科学”的人物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否定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气功，引发法轮功成员围堵报社和电视台。然后，上万名法轮功成员包围中南海，江泽民为之震怒并下令镇压法轮功。本来与政府和平相处的法轮功，是被逼上梁山的，是当局一手制造出来的“敌人”。
此后十多年里，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逐渐制度化，当局专门设置编制庞大的“六一零办公室”负责打击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残酷程度超过对普通访民、民运人士等群体的迫害。尽管法轮功在海外创办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上公布的信息并非完全可靠，但若干骇人听闻的事件让人不禁联想起纳粹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来。张彦多次赴山东潍坊采访冤死的陈子秀的家人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据他有限的调查得出结论：至少有十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死于潍坊监狱的警察的滥权。这只是冰山一角。
同时，张彦遗憾地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对法轮功受到的大规模迫害袖手旁观，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锲而不舍地捍卫自己的信仰——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当局虽然即便将法轮功从公共生活中剔除了出去，但无法将其斩草除根。法轮功是否可以算作一种宗教信仰暂且不论，但它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新精神运动”，世俗政权与之并不处于同一层面，本该各司其职，而不是针锋相对。中共当局在数算自己战绩的时候，却未曾评估这场践踏法治原则的政治运动给自身带来的伤害，正如张彦所说：“政府无论对付法轮功还是其他无数真实或假想的对手，这样的‘君臣一日百战’正在危害社会。”
在这本书中，张彦曝光了中国社会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角落，也彰显了若干平凡而勇敢的中国人螳臂挡车般的抗争。他笔下那些并不完美的、卑微的、甚至是失败的反抗者，却正在成长为貌似高山仰止、无比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克星。张彦在这本书的扉页引用了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中的句子：“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或者，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形容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经，春风吹又生。”由此，张彦的这本书改写了人们对中国的想象：小人物如野草般顽强不屈，充满韧性的故事，是改变中国最大的动力。
伊恩•强森《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台湾八旗文化，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