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9日，是朱厚泽先生逝世3周年的日子。香港溯源书社即将推出《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朱厚泽文选》以兹纪念。本文即为《朱厚泽文选》而作的导言。
编一部《朱厚泽文选》，首先是为了完成友人的嘱托，同时也了结一份个人心愿。
我和朱厚泽先生直接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三四年，却迅速成为可以交心的朋友和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同道。在我看来，厚泽先生在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群体中，是思想和认知层面走得最远的一位，对现存体制有深刻反思。他的过早离世，是我们这个民族巨大的损失。
记得那是2010年8月，厚泽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和其他友人一起前往贵阳，拜访厚泽青年时代的好友和曾经就读的中学。这些老先生虽已年逾八旬，谈起厚泽、他的早年时代、他经历的坎坷、他在贵州的从政历史，以及他到北京后的风风雨雨……却依然记忆犹新。大家谈到厚泽从党内高官到民间思想者的身份转变，也谈到他所获得的成就和广泛影响，一致认为朱厚泽晚年的思想成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当时在场的几位老人都希望北京能有人出面组织对厚泽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也有老先生提出希望我能担当此任。我对大家的信任深表感谢，也表示愿意尽力而为。然而，回到北京后，我发现有关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由于厚泽先生“定位”上的某种特殊性——身份还是体制内，思想、言论却早已超出体制——体制内的朋友们似乎不方便把厚泽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汇集成册，公开出版，以至于厚泽去世至今快3年了，除北京有一悼念朱厚泽的文章汇编在内部流传外，港台（更遑论中国大陆）竟无一本朱厚泽本人的文集或研究朱厚泽的作品问世。这真是一件憾事！
出于对厚泽先生的敬意、怀念，也须臾未敢忘怀贵阳前辈们的嘱托，虽然现已身处异国，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为厚泽先生做点什么——这就是编纂此书的原初动机。
当然，严格地说，私人情感方面的考虑应该不是最主要的。朱厚泽折射了一个时代：他曾经属于这个时代，又在经历一番痛苦后深刻地反省这个时代，并在最终的思想历程中超越了这个时代。他与这个时代的恩恩怨怨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本身的悖谬。
这是我们编纂《朱厚泽文选》的更深切的理由：通过记录、展示一位思想者的足迹和心路历程，来记录历史，揭示这个时代背后的隐秘。
这是个什么时代？
它就是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缔造的红色专制时代。
红色专制时代的思想叛逆者
朱厚泽曾经属于这个时代。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贵阳，那年朱厚泽18岁，但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领袖。入党宣誓前他的领誓人问他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朱厚泽侃侃而谈，表达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
没有必要怀疑当年这个信仰的真诚性。为了党的事业，朱厚泽中断了大学学业，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从1949年到1964年，朱厚泽在基层企业、贵阳市党团机关担任过多种职务，以年轻、精明、能干在贵州政界享有盛名。没想到一个“四清运动”把他打将下来，朱厚泽成了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异己分子”，时间长达16年！这段人生经历势必在朱厚泽的心灵深处刻下深深的印痕。面对文革乱局，早已“靠边站”的朱厚泽竟能道出“天上神仙打架，下面百姓遭殃”这样的警语，足见怀疑的种子已经在这位当年的革命者脑海中萌动。
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朱厚泽回到贵阳市委机关领导岗位上，担任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8月任贵州省委书记，一年半后的1985年3月又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大体上说，此时的朱厚泽仍然可以用“优秀的共产党干部”一词来形容。他工作努力，勤于思考，有大局观。在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不久，朱厚泽就提出在贵州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的设想，虽未被北京采纳，却足以证明这位省级官员具有的全国战略眼光。
1985年秋，朱厚泽来到北京接掌中共中央宣传部，算是进入了权力中枢。这次上任既成就了“三宽部长”的美名，也埋下了他再逢厄运的伏笔。所谓“三宽”，即“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话出自一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口，在今天——25年后的中国几乎不可想象！其实，朱厚泽是相当谨慎的，在老人政治横行、意识形态斗争正酣的那个背景下，他没敢走得太远；但这看似平缓、却绵里藏针的语言，饱含了这位新任部长对中国现实的思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对紧绷的党国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然而，这可能么？
果然，历史的恶作剧开始显灵。1987年1月，随着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朱厚泽也不得不离开中宣部，被贬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和全国总工会等地方挂闲职。这对朱厚泽的思想转变当然又是个刺激。更大的刺激还在后头，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大事变。这一年，朱厚泽在全总鲜明地提出了“在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但恰恰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当权者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的血的事实，这个事实粉碎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善良愿望！
六四构成无数人认知与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分水岭。我相信朱厚泽也不例外。这致命的一击，应该促成了这位当年的革命青年、80年代被废黜的体制内高官最终走向彻底的思想反叛之路，而且义无反顾。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灵魂人物
六四后20多年间，中共党内逐渐涌现出一批“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和朱厚泽一样，他们曾经真诚地相信这个“主义”并为之奋斗过，却在晚年发生根本的思想转变，转而信奉宪政民主。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老人的名字：毛泽东前秘书、以《庐山会议实录》闻名天下的李锐；前不久故去的《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著名的党史专家何方、辛子陵；80年代担任过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他们构成一个松散的、却又蔚为壮观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群体。如果说，这个群体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如今已97岁高龄的李锐，那么朱厚泽则是这个群体众望所归的中坚或灵魂。
举个例子，2009年香港出版《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这本书名义上的主编是我，实际是朱厚泽、我、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共同策划的。当时正值胡耀邦去世和六四20周年，大家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以兹纪念。厚泽对耀邦怀有很深的感情，当年厚泽到中央党校学习，是耀邦发现了这个人才，并非常欣赏。在厚泽中宣部长任上，耀邦曾鼓励他大胆工作，后来下台后，耀邦还为自己连累了厚泽而心有不安，称朱厚泽“本来是可以做总书记的人选”。为了编辑这本书，厚泽先生亲自出面，邀请各位老人出马。记得在北京先后聚过两次，有数十位老人出席，最后确定了12篇文章收入《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客观上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次集体亮相。这件事，厚泽先生功不可没。
厚泽的影响当然绝不仅限于党内改革派老人群体，他还有数不清的各界朋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过去20年间，他不断参加各地的各种研讨会，广交天下豪杰。我自己就是在胡德平那里举办的研讨会上和厚泽先生相识的。在这些场合，他往往是最后发言（而且通常是在大家的催促下才发言），但却总是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抓住问题的要害。他的幽默、平易近人也使他广受尊敬。他甚至可以唱一口优美的20世纪30年代抒情歌曲，这是我和厚泽先生同去安徽考察时的发现（后来我才知道这应该是他贵阳清华中学时代的遗产）。他还是一个出色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到哪里都爱背着一架照相机。在一般场合，大家都习惯地称他“朱部长”，他也总是微笑着作答。这种人格魅力无任何造作之感，我想这也是各界、各年龄段的朋友都喜欢朱厚泽的原因。
厚泽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和遇到的问题。2003年他应邀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一个民间修宪研讨会，会议期间接受《凤凰周刊》采访，对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了重要补充，即“权为民所授”，并强调“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这个“权为民所授”赢得一片喝彩，却为此受到高层的指责。
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2007年初脱稿后，送给厚泽先生一份请他指正。他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曾跟我讲，已经把它分送一些在位或退下来的体制内人士，希望听听他们的反应，或对他们有所影响——当然，结局并不美妙：一些在位者传回来的信息是，“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可能交集”。但厚泽已经尽力。从2008年起直到他2009年生病住院，我们共同策划、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察、研讨活动，他还支持我和朋友们创办《中国转型智库》网站，为中国转型提供研究平台。与厚泽先生合作的那段岁月，是令人难忘的，它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摆脱恐惧并不容易
朱厚泽既是一位伟大的叛逆者，也是一个常人，具有常人都会有的弱点或局限。而这些东西，没有切近的观察和交往，一般是体会不出来的。
厚泽先生具有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潜质，但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些潜质似乎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举例来说，他沉思了许多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却很少自己动笔把它们写下来、加以系统的阐释。目前保留下来的他的思想，多是在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对谈时、或是在一些研讨会、聚会的场合讲出来，再由别人加以整理的。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文章，他也很少同意把它们公开发表，而总是拖了再拖。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理解为谨慎、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我也相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好像不止于此。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为例：前文谈到的编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本来收入了13篇文章，第一篇就是朱厚泽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这是在我和他对谈的基础上，由一些青年朋友根据录音加以整理，又揉进了厚泽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讲话而形成的文章。文章的基本思想都是厚泽本人的，稿子也请他反复审阅过，但就在这本书即将进入排版印制程序、准备出版上市时，厚泽却提出撤下这篇文章，这让我很感意外。老先生并未给出充足的理由，只是说他还需要再想想，又怕耽误了全书的出版，所以先不要上了云云。我自然不好再勉强。是他对文章观点的表述不满意，需要再推敲？还是对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多少有所顾虑？我当然只能推测。但直觉告诉我，两种因素似乎都有，而且后者占的比例可能更大些。
还有一件事可谓典型：2008年春，厚泽先生主动提议邀请一些学者讨论宪政改革问题，我和他还在他的万寿路家中草拟了一个讨论提纲。这次聚会在北京郊区的旅游度假村蟹岛举行，杨继绳、金雁、刘军宁、李胜平等人出席。大家坐下后，厚泽并未交代这次请各位来主要想议论什么，只是请大家漫谈。后来虽然把提纲发给大家，也未能集中讨论提纲所列内容，聚会结束时厚泽还亲自把提纲一一收回。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厚泽先生思想走得很远，但行动出奇地谨慎。看来毕竟是“老运动员”，对这个体制的残酷有太过深刻的记忆和体会。记得另一次和厚泽议事，地点是京郊一处健身场所，当我们都穿着泳裤下到游泳池里时，厚泽突然说了一句“现在我们是绝对安全的”。此话虽似玩笑，却也表明某种不安全感其实一直伴随着这位老人。这个事实为“朱厚泽与这个时代”增添了一个注脚。专制体制不但具有可怕的逆淘汰效应，它会把朱厚泽这样优秀的官员淘汰掉；它也不但扼杀思想，扼杀创造力，而且它会让人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少人愿意直面这种恐惧，人们甚至本能地回避这个话题，既不愿承认、更不愿当众讨论它。但这不等于恐惧不存在，恐惧作为某种无形的阴影，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理构成的一部分，特别是对朱厚泽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而言。此外，人不大可能脱离自己的现实环境。厚泽先生有家室，子女多在体制内工作，本人也享受着高干和离休干部待遇，这些都注定了他仍然和体制有数不清的纠缠与瓜葛，很难彻底斩断。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在如此背景下，厚泽先生仍能在思想层面走得如此之远，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朱厚泽没有得到机会施展他的政治家才华，是转型中国的遗憾；但他毕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梳理、继承这笔遗产就成了他的同道或后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
朱厚泽的思想成就：本文集内容简介
这部文选收入朱厚泽本人的文章或访谈记录共5篇，数量虽然不多，但反映了晚年朱厚泽思考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第一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堪称厚泽先生的代表作。此文的基本思路应该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世纪以来逐渐在网上披露，并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上来就指出：在三大潮流（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传统农业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当代知识经济）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转型）并存，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能否跨越文明的峡谷，走向一个较为光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近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何以偏离文明主流给出足够深刻的回答。什么是“路径选择”偏离了文明主流？厚泽先生显然指的是20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造就的红色极权体制偏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对党内民主派来说，这个见解是一个了不起的认知成就。但厚泽并未满足于此，而要进一步探究这种“偏离”如何可能？其背后的历史可理解性何在？正是在这个地方，文章体现了朱厚泽的深刻。作者分析了20世纪存在过、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大思潮——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制度、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以及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思潮是一个“下滑的抛物线”，但却曾在20世纪前半叶表现出惊人的生命活力，它所取得的成就恰和当时萧条、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形成对比。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走向左倾化的时期，它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
就朱厚泽而言，他真正想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从追求民主自由的门进来，却从文化革命的窗子跳出去?”在他看来，答案“就在于整个20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这是一种大格局式的历史眼光。它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而开始具有历史哲学的味道。
如果说《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主题词是历史，那么接下来的一篇《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聚焦点就是当下。前文已经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成文经过，从内容看，它一部分取材于厚泽和我的对谈，主要涉及胡耀邦改革思想的总结和再阐发；另一部分节选自2008年厚泽参加胡绩伟夫妇结婚纪念聚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大声疾呼要捍卫普世价值，反对开历史倒车。像“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等等，全部是这个发言的原话，被完整地引入到文章中。
2008年的这个发言还有一个内容很重要，就是系统阐述了厚泽先生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也被引入《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其核心观点是：不管“新民主主义”提法在今天可能含有什么策略价值，作为概念，它已经被历史证明站不住脚，因为它对时代判断的逻辑前提本身是错误的。当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20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现在谁还能相信这样的判断呢？其次，“新民主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革命的前途是引向“社会主义”，这些也都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贻害无穷。因此，重要的是重新界定时代判断的标准。而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考虑到近年来不断有人重弹“新民主主义”的老调（比如刘源、张木生），把它当做“特色论”的同义语，用来抵御“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注1），朱厚泽的上述观点真不乏先见之明，可以起到清醒剂、消毒剂的作用。
第三篇“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也是一篇厚泽生前未能发表的文章，而由《炎黄春秋》杂志在厚泽去世后发表。文章首先从宏观意义上考察了“文明落差”问题，指出“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当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即“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也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总有利益的不同。“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
作者着重分析了当今中国存在的“文化焦虑”现象，比如，有人动不动就喜欢说“不”，这就是一种“文化焦虑”心理。“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但）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这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某些极端主义的反应，这则是应该警惕的。作者特别提醒国人：“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简言之，从文明演进、传播具有的某种悖论性质（注2），引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紧张，进而分析国人面对此种情势应取的正确态度，即一方面应张开双臂欢迎外来文明所包含的人类共相（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理性处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从而放弃简单的排外立场和焦虑心态，是作者通过这篇文章最希望告诉读者的东西，可谓匠心独运，苦口婆心。
第四篇“朱厚泽谈‘党文化’”，是一篇根据访谈整理的稿子，对谈者是程世平先生，访谈时间应该在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后不久。由于这是朋友间的私下谈话，厚泽先生大概也没想把它发表，所以谈话极其坦率。厚泽深入分析了“党文化”这种现象，认为“想从组织控制人，而不是强调人的个性，这是‘党文化’得以成立的基础”。作者特别指出：“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第三国际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思想是有来路的”。“党文化”在对待民众上是愚昧主义，在国家制度上是极权主义，而“独立人格的失落和组织控制的成功，正是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源。”这当然是非常痛切也非常深刻的分析。
厚泽先生还从两个方面思考了“党文化”的起源：“‘党文化’直接的渊源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那套东西。就第三国际而言，我们是它的一个支部，一切都是按它那个东西套过来的。连蒋介石也是这样的。一个师父教出两个徒弟，结果打得要死不活，其实两个都是要搞一党专制，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中国长期专制社会下的农耕文化，宫廷中的帮派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以书院为特征（形成的）各种派别和这些派别的议政传统。党，在汉语中就是讲的这个东西：朋党。我们要弄清这种文化与传统中的朋党的关系，与下层社会中帮会的关系。我们党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基础构造出来的一个综合体，这些成分都加入到了这个‘党文化’中去了。”
作者痛切指出，“‘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但它就能形成四面八方都能渗透的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
“昨天我们聊到现代通讯技术，一方面给老百姓提供了多方面了解资讯的可能性，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多方面控制的可能性。在媒体问题，中央台也在学24小时播出新闻，但是真实的呢？还是造谣的呢？我看不清楚。因此，我对‘党文化’的改造问题，还是认为难度很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似乎又体味到作者某种深度的悲观。
第五篇也是访谈，由姚监复先生整理，不长，却非常重要，记录了厚泽去世前对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作者指出：过去，人们批评当政者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是“跛足改革”，而现在，有人认为中国这种改革不是“跛足”的，而是正确道路，是值得全世界学习的“模式”。过去，为官方辩护的知识分子强调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中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几亿农民怎么可能直选总统呢？现在出现了新的提法：“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走过的道路和现实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值得全世界包括美国应该学习的。这样，不是需要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而是现在的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选择，根本不用改革了！
出现这种论调的背景固然和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有些人大概从中得出一党体制照样可以实现“腾飞”乃至“民族复兴”的结论，而无视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分配环节存在的惊人不平等；更严重的在于，这些“成就”也可能真的使当政者飘飘然起来，不但彻底拒绝民间要求宪政改革的呼声，而且要沿着一党专制的路子走下去，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作者断言，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模式，专制政权与外来资本勾结，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为同国际上一些反动势力结盟的最邪恶势力。20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将是人类实践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有可能贯穿整个21世纪。
以上5篇文章足以证明朱厚泽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厚泽先生很清楚自己的探索只是开始，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做深入的理论研究”。我体会，这位智者最焦虑的、倾全力而呼吁的无外乎两点，一是要回答当下中国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二是要建立新的史观，以重新解读、重新阐释百年中国史。前者比如“中国模式”所凸显的道路之争。在和姚监复的对谈中，朱厚泽明确指出：“这些年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谢韬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章和杜润生、辛子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以及最近两年对‘普世价值’等等的政治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论为基础建立起‘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理论。其根源是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不能改旗易帜’，要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找到理论根据和有个说法。”而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3月刚刚结束的“两会”仍在继续这个调子，且似乎更加“理直气壮”。那么，如何理解过去100年中国的历史？如何判断100年中国人走的这条路的成败得失？当今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位置真的能证明这个党权体制的合理性或者有效性，以至它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复兴梦”么？这就涉及厚泽先生思考的第二个方面，即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需要确立新的历史评判标准，建立新的历史解读框架，一句话，需要新的历史观。
斯人已去，但历史还要前行。我们所能做的，是继续厚泽先生未竟的事业。好在，我们还有时间，尽管我们已经不算年轻。
关于本书附录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厚泽先生的一生及友人对他的评价，我们精选了几篇文章作为本书的附录。
《贵阳老友忆厚泽》是前文提到的、2010年8月我和其他朋友前往贵阳拜访厚泽先生青年时代同学、好友的访谈记录。这篇记录很珍贵，记载了青年朱厚泽的成长历程，也如实反映了这些老同学、老朋友同厚泽的终生友谊，还提供了许多他们和厚泽交往的独特资料，使人们得以了解在一些重大问题、或面临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时厚泽先生的思想脉络。本文从未公开，收入本书应是这个材料的首次面世。
《一面党旗能遮盖朱厚泽的光辉吗？》一文出自厚泽贵阳清华中学同班同学姚礼乾先生之手。姚老离休前任贵州省经济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和厚泽一样，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意识形态到自由宪政民主的认知转变。这篇文章注明的完稿日期是2010年6月14日，距离厚泽去世仅一个来月。此文全面回顾了厚泽先生的一生，又系“悲愤中草就”，情感充沛，语言犀利、冷峻、深情又充满无奈，读来令人感动。我去贵阳前曾和姚礼乾先生通过邮件，到了那里才知他竟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见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姚老显得很高兴，甚至有些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口头交流，还是坚持用写字板表达心迹。姚老非常关心厚泽思想遗产的整理、发扬，提了许多具体建议。知道我第二天就要返回北京，特意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系统阐述他的有关意见，托我转给厚泽亲属和在京好友。两个月后，姚礼乾先生在贵阳去世。本书收入这篇遗作，也是对这位前辈和思想同道的纪念。
另外4篇回忆和评论文章分别是李锐老的《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何方老的《悼念朱厚泽同志》、冯兰瑞老的《怀念厚泽》以及杜光老的《朱厚泽去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这几位都是党内民主派的中坚人物，同厚泽有着密切交往和多年的友情。他们对厚泽先生的思想贡献非常了解，也给以很高评价，比如冯兰瑞先生就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由于近年对社会发展路径的考察研究，使他（朱厚泽）的思维从‘三宽’跃升到‘三个反垄断’：‘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这‘三个反垄断’表明了他立场的转变。他说：‘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即从官方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三个反垄断’无疑较前站得更高，思想境界更宽阔，考虑问题更深更远。即以所谓的反对政治垄断而论，不就是反对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倡民主宪政吗?”
最后，本书收入了郑仲兵先生的《朱厚泽最后的日子——郑仲兵日记摘抄》，这是一篇读来让人心碎的作品。郑仲兵老也是厚泽先生的亲密好友，这部日记详细记载了晚年朱厚泽与病魔抗争的经过，直至最后被可怕的癌细胞击倒。日记同样记录了重病中的朱厚泽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思考，不少内容可以和姚监复先生的《最后的访谈》相互比对。仲兵先生特别在日记的最后加了一个注：“临终前几天，他一直在问：为什么小小的口腔溃疡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仲兵先生的意思是：这仅仅是朱厚泽在对自己的病情发问吗？
厚泽先生是贵州人，贵州以喀斯特地貌和地下溶洞为天下奇观。厚泽先生却从贵州的山水另作奇想，留下过一篇优美、隽永的散文《山之骨》。是抒情？是咏志？还是对未来的祈祷？读者自可品味。我愿把这篇不朽的作品引录于此，作为本导言的结束，也借以表达对朱厚泽先生永远的怀念：
山之骨
——朱厚泽回南国友人信
（原载《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散篇》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钙，世之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日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廓，在晚霞的余晖中朦朦胧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暗之中……
山之骨，它还会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积、蒸腾、散发，摈弃了那污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
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光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是新生的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山之骨，必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
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作于2013年3月13日—18日，新泽西）
注释：
1.这个说法见刘源为张木生著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做的序“读张木生”。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13。
2.关于这种悖论的讨论，当然还有待展开。我在《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一书中提出“征服者逻辑”和“资本逻辑”两个概念，也是想借助这些理论工具理解、把握近代文明发展中的“二律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