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是“中国爱眼日”（两个数字的象征双眼），这是1996年确定的。眼睛是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感官，是连接主客观世界的直接途径之一，眼睛接收的信息占所有感官接受信息的80%。回望中国历史的6月，正义与邪恶争取人心的征战，往往也是从争夺眼球开始的。了解历史也是穿越真真假假、练就慧眼的过程。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不曾想，百日后维新遭遇危机，维新派密谋兵变，却看错了人。谭嗣同连夜去见袁世凯，欲借其兵力，杀荣禄、围颐和园、救光绪、劫持慈禧，一直倾向维新派且受光绪提拔的袁世凯，此时却自觉力不从心而胆怯，不敢动作。第二天得知慈禧先下手政变，幽禁光绪，袁世凯以为密谋事泄，为了自保，遂跪在荣禄面前告密，致使事态扩大，更多的维新派人士被抓被杀。事后，为了平息传言，撇清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以示效忠慈禧，袁世凯补写《戊戌日记》，迷惑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不过还是被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些透露真相的蛛丝马迹……
变法失败两年后，慈禧还不辨世界潮流，并煽动排外仇外。1900年6月21日，庚子事变，清廷向西方列强宣战，公然违背国际外交法则，唆使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区……落后的制度必然导致愚蠢的决策，加速其自身的衰亡。
老辣的奸雄袁世凯像个不倒翁，又踩着辛亥革命的成果攀上“共和”的权力顶峰。一时被称作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本可以青史留名，可由于利令智昏，他在复辟帝制这件事上却错看了形势，只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1916年6月6日，两个多月前被迫脱去黄袍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死，他终未改变袁家男丁活不过60岁的宿命。当初，其跛脚长子袁克定就是蒙骗他的人之一。为了当太子继承皇位，袁克定力促其父登基。袁世凯上台后大搞维稳，“和谐”舆论，“癸丑报灾”中三百多家报馆被封，《顺天时报》却因是日本政府在华创办的，享受治外法权，从而坐收渔利，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报。袁克定发现父亲往往通过《顺天时报》了解日本等国对中国的态度。于是，为了左右父亲耳目，袁克定花了三万大洋购置设备，指使亲信编印了一份山寨版《顺天时报》，专送总统府，仅供其父一人阅读，此报专门刊登有利于袁世凯称帝的内容，而各国劝阻袁世凯等不利消息却被“和谐”掉了。反对帝制的次子袁克文早知此事，却一直不敢说。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筹备登基时，女儿袁静雪偶然中发现一份真版《顺天时报》，与同一天其父读的《顺天时报》不同，遂与二哥袁克文相商，一同向袁世凯告发，袁世凯闻之大怒，一顿皮鞭教训袁克定，骂他“欺父误国”，但对外已是骑虎难下，只好继续下去……袁克定从此跻身著名坑爹之子的行列。但后来的事许多人不知，抗战时，袁克定经济困窘也不当汉奸，称病拒绝日寇拉拢其加入华北伪政权，登报声明不问世事，有人将该报装裱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袁世凯死后第三天，1916年6月8日，孙中山发表恢复《临时约法》宣言，并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共和的道路曲折艰难，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急于北伐，武力统一天下，“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1936年6月14日去世），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以人划线的“政治正确”历史观，使陈炯明长期被国共两党视为“叛徒”、“反动军阀”。1990年代以来，学界才看到他的价值，认为他是分省自治、宪政联邦的实践者。
烽烟四起，内外交困。1927年6月2日，三年前欲同前清遗老一起投水殉清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终于自沉昆明湖。怀揣遗书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等字样，后人视之，众说纷纭。
第二年，1928年6月4日，沈阳皇姑屯铁路一声巨响，东北王张作霖等被炸身亡。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眼里，日本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真相浮出水面：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遭到张作霖的抵制。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暗杀张作霖失败，苏共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张作霖1927年4月查抄苏联大使馆、处死李大钊等人后，苏联自然与张作霖成了死对头。于是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倒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了国民党。抗战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
抗战即将胜利，中共需要为自己夺天下树立形象，于是费尽周折，策划了抗战时期唯一的大型新闻公关。1944年6月8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在众多的记者中，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林放），超越了此前来过延安的埃德加•斯诺、范长江、俞颂华等中外记者，他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思考，在表面光鲜中获得独特的发现。赵超构在连载的《延安一月》中，他在客观报道延安的同时，也表达了尖锐的质疑和批评。他记录了延安整风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迷信现象，“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毛先生所提出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他还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书店里，“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见到了因言被批后来遭砍头的王实味，文革中，他还想起被整垮的王实味诉说自己罪行的夸张表情，王实味“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赵超构当时就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狭义的政治民主方面，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毛泽东看了赵超构的报道，一方面说能在重庆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胆识的是可贵的。”另一方面又当面含蓄地批评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反右中拉拢赵超构，请他到中南海吃饭，称之为“我的右派朋友”。但文革中，他没能幸免，被以“漏网右派”的罪名关进牛棚5年……
中共建政后，将延安模式推向全国，“民主”旗号的革命以专制告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开始，511万多人遭到枪毙、判刑、劳改等迫害。红色恐怖造就盲目顺从的愚民。如果眼中只有权力，科学家也无法坚守科学精神。1958年6月8日，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6日，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助长了举国狂热。第二天，薄一波（薄熙来之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22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数字的泡沫不能当饭吃，大跃进带来大饥荒。在此之前广西就发生了饿死人事件，1957年6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为此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着更大饥荒的蔓延，在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被官方掩盖的同时，领袖还在腐败。“1959年6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分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此时正值大饥荒，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1960下半年动工，直到1962年年底方完成（那‘修房子’的钱可换一千万斤小麦）。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当时一些地方反抗的记录后来才被外人看到。“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中共不顾人民死活，在大饥荒中穷兵黩武研制核弹，文革动乱中也不停止，当作政治成果。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3年后的同一天，1980年6月17日，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引起轰动和猜疑。6月17日这一天也是“世界防治荒漠化日和干旱日”（联合国大会1975年确定）。罗布泊因灾难性的核试验不仅成为永久荒漠，还给周边地区带来核污染、引发当地民众不满，这一情况也长期被官方隐瞒。
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浩劫中，超过二百万人被杀、自杀，那些亡魂死不瞑目。例如：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教授、清史专家傅洛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1968年6月6日，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会郑晓丹因支持遇罗克、攻击林彪、江青和康生等，死于刑讯逼供。20日，30岁的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容国团含冤上吊自尽。1969年6月2日，当年从香港归国、曾主演《南征北战》的电影明星冯喆自缢身亡。1969年6月8日，73岁的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1970年6月18日，55岁的电影艺术家顾而已受迫害逝世。1972年6月1日，基督教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是在1952年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被以反革命罪入狱的。
任何狂妄一时的独裁者也逃不过死亡。“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想不到他9月9日刚死，一个月后，夫人江青等亲信就成了阶下囚。不到4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革。29日全会闭幕，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垂帘亲政，开始了邓小平的新独裁时代。
鉴于毛时代的教训和贻害，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持拟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可是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方案，只在党内外高层人士讨论过，却瞒着公民大众，在中国一直是秘密。该方案中的设想有的已经付诸实施，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已超越原设想方案。然而让人扼腕的是，这个今天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和局限的改革设想中所提到的众多政治弊端，不仅当前仍然存在，甚至无以复加。这一切皆因政改滞后导致1989年由学潮引发的民主运动，导致中共的六四屠杀。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等政治老人推为中共总书记，开始了中共政治上保守倒退的时代。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当代中国的分水岭，中共事后企图掩盖事件真相，严控人们的了解和反思，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民众的耳目越来越难以控制。人们可以突破网络柏林墙，看到诸如《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六四”真相》、《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国民运反思》等许多书籍，还包括当事人赵紫阳的《改革的历程》、《李鹏六四日记》等。可以登陆“六四档案”、“天安门母亲”等网站，从当年的图片、影像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历史的发展在关键时刻总会激起浪花，在历史大事件中，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在后人的视野中，一个人历史形象的鲜活体现在其具体言行中。
1978年6月12日逝世的郭沫若虽然博学多才，但他生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人品，却遭后人诟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后1988年6月23日逝世的教育家梁漱溟。早在国共内战时，他就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中共建政后，与毛同龄的梁漱溟，并没有利用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谊而谋取仕途，反而拂了毛的盛情相邀，为了保持独立建言的地位，选择留在政府外，只当个政协委员。他多次直言，对暴力土改等提出批评。特别著名的是1953年9月18日，在会议上当众顶撞毛泽东，触犯龙颜，尽管事后他写了检讨，反省自己意气用事，但他直至晚年也认为自己“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尽管官方竭力掩盖六四屠杀，那些在恐怖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依然光耀史册。1989年6月5日，北京戒严部队十几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时，王维林独自一人挡在坦克前阻止坦克离开。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成为这一历史的象征。6月4日晨，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在六部口附近为救女同学，被坦克轧掉双腿（事后，目击者北京钢铁学院吴培老师和曹姓职工主动找到体院校方为方政作证，可是被救女生却找借口不承认被方政所救。1992年，方政被赶离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生活艰难。1994年被取消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的参赛资格。一直被当局监控。2009年3月，方政偕妻子来到美国，才被资助安装了假肢）。6月4日凌晨3时10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城楼东侧南向广场上的学生一阵扫射，几个人被打倒，这时，一个身着白连衣裙、长发飘飘的姑娘，在卧倒的人群中站了起来，向军人大步跑去，身后还跟着5、6位男青年。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军人又开枪了，5、6位男青年先被击倒，白衣少女跑到军人十几米处，子弹射中了她的大腿。她象折翼天使一样倒下……6月3日晚，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发生了值得新闻界同人骄傲的事情。这家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冒着生命危险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这里是北京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6月4日，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薛飞、杜宪，身着黑衣，臂带黑纱，在新闻联播中神情哀伤。王震看了电视大为震怒：“我再不愿看到这个女人！”最终，他们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女生韦武民，参加过天安门绝食，六四后在清查中遭整肃，某日，她迎着驶来的火车头走去，撞车自杀，身殉国殇。6月4日凌晨，诗人、作家廖亦武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制作了针对六四惨案的《大屠杀》配乐诗朗诵录音带。后来，由于《大屠杀》的传播、戴迈河的被监控、以及组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终致酿成一起从犯众多的“涉外反革命宣传煽动案”。浙江教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毛国良，从6 月2 日到12 日，先后撰写张贴、印发有关北京屠城的宣传材料和抗议诗歌。6 月6 日，在浙江教育学院公开张贴《退党声明》。6 月18 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开庭那天，在杭州大会堂的法庭上，面对人头济济的听众，法官煞有介事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毛国良大义凛然：“我姓爱，名叫‘爱国罪’！” 杭州法院以“罪恶重大，应依法严惩”为由，判处毛国良有期徒刑7 年。原浙江兰溪市农业银行会计叶文相在六四惨案后，与他人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之音》宣读了一份抗议北京屠杀的文章。随后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 年半。时任陕西华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贵仁，因组织悬挂大幅标语、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及给赵紫阳总书记发三封电报要求赵见学生，要求罢免李鹏、杨尚昆等，被开除公职，并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8 年。中国人民大学87 级学生刘贤斌、四川广元农业银行副行长佘万宝等也因组织抗议活动和张贴大字报被判刑……笔者的大学同系77级学兄、时任河北劳改警察学校团委书记并兼律师的宋振江，6月18日，毅然违背上级事先对辩护词的安排，在公审大会上为一位宣传六四屠杀的被告做无罪辩护，慷慨陈词，赢得全场群众阵阵掌声。事后受到撤销团委书记职务、停课、没收律师证等处理。……各地的反抗事件不计其数。
六四仁人志士中还包括一些军人：1989年北京实行戒严后，原成都军区驻滇部队文职官员汪卫军与14军的一名师级高官交流反对意见，汪卫军到天安门广场视察后，见民心几乎一边倒，就给这位师长发电：“大局已定，立刻发兵，讨邓拥宪”。驻滇部队坦克团的播音员齐金贵，当时才20出头，六四后处于义愤，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原27军64戒严部队军官陈北是部队画家。在执行戒严任务时哗变，鼓动士兵自动撤离，他将戒严车私自开到河北某地扔弃后自动脱离部队……
六四后，在全国各地，“6月5日至6月30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81名以上的人被逮捕，收容审查，判刑甚至枪毙。”（王丹《六四屠殺的第一批受难者》）北京市各区、县看守所人满为患。演员陈佩斯也因拦军车被拘留过。在秦城监狱，当局收审了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国通缉名单的学生领袖王丹、马少方、周锋锁、刘刚、熊焱和熊玮等，北师大讲师刘晓波、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剧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学院大一学生陈卫等。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清洗处理了一大批人。例如，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软禁于富强胡同6号家中。赵的秘书鲍彤被判刑7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林牧被开除党籍，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一年半。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监视居住，地点居然是秦城监狱。翻译家杨宪益被开除党籍。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华南师范大学。诗人邵燕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北大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陈育国失去教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浦志强获团内警告处分。原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陆中明被开除党籍，留校察看。时任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笔者，因积极组织游行、发电报声援学运、递交退团申请，被调离新闻部，开除团籍……而方励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吾尔开希、王超华、张伯笠、柴玲、封从德、项小吉、郑义、李录、刘俊国等一批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则被迫流亡海外。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出走美国。
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期间，海内外都举行各种民间纪念活动；以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为首的难属组织“天安门母亲”，长期坚持抗争；解放军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多次上书要求平反六四……2007年6月12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在纪念碑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说：“20世纪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这一野蛮时代在华盛顿的许多纪念碑上都有记载，但只有到现在我们的首都才有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夺去了大约一亿男女老少的生命……”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年都组织纪念六四大游行。2012年4月29日至6月10日，该会筹办的六四临时纪念馆在香港开馆。这是第一个有关1989年北京六四运动的专项纪念馆。展出了有关六四的文物和资料，其中包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拾获的子弹头、北京学生的请愿书，以及数件满是学生签名和留言的T恤及雨衣等。馆内还设有历史长廊和多媒体互动区，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真实场面再现于参观者面前。
邓小平、李鹏等用武力一时得逞，却成为千古罪人，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1998年他（杨尚昆）对301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六四屠杀也伤害了一位中国人的老朋友、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当时住在巴黎的他已病重，他反复唠叨：“中国啊，中国啊”，1989年6月28日逝世前他给中国写过信，伊文思夫人说：“他非常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呼吁和平而不是暴力，他最后说的话全都是关于中国的。”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漂泊东方的西方左翼电影导演，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因拍摄中国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而被国人所熟悉。但其真诚的理想主义一再被中共所利用。伊文思1957年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顾问，1958年拍摄了大跃进的纪录片《早春》和反美纪录片《六亿人民的怒吼》。伊文思夫妇1971年应周恩来邀请来中国，5年完成12集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当时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按照什么样子去拍。但他拍摄的内容还是被官方安排，生硬的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他尽量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些素材被他最终舍弃，例如，被伊文思称之的“喀什的噩梦”，一夜之间，整个城市的人们换了新装，按官方的安排在街头表演假象；还有他在大寨拍到的可疑“完美”，清华大学学生们被安排的发言等。影片1975年初完成后，文化部负责人鸡蛋挑骨头似地提了61条修改意见，但伊文思不愿修改。当时周恩来病重，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们：带着片子尽快离开，不要再回到中国。这部美化“文革”和中共专制的影片，没有得到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认可，也没有得到西方发行商的认可，伊文思只好自己放行。在得到不明真相的短暂喝彩后，《愚公移山》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遭到批评，甚至有人骂伊文思为“骗子”，使他从峰顶跌落深谷，伊文思付出的代价是失去10年的拍片机会和人格疑点。如今有人问道：“伊文思确实没有怀疑过这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尽管他遭遇了当时地方官僚的围困和某些中央首长的刁难，尽管他的中国朋友一个个突然失踪，尽管他发现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膨胀。作为一位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左翼艺术家和国际主义者，伊文思没有看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灾难还是为了维护中国形象而选择沉默？”现在，我们可以在荷兰导演若内•辛格斯2008年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中国人的老朋友，尤利斯•伊文思与中国》中，了解到伊文思的反思，直到1980年，他的中国作家朋友白桦访问巴黎，两人畅谈到深夜，伊文思才得知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他十分震惊和激动。伊文思后来感慨地说：“50年来，我与各共产党的关系有很大变化。历史有无情的齿锋，我可以说曾被‘历史咬伤’。在这些年的斗争中，我学会了保持警觉。”被“历史咬伤”的伊文思品尝了信仰破灭的滋味，但年迈的伊文斯再也没有机会挽回过去了。
与伊文思相对照的是另一位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1971年11月中意建交，安东尼奥尼作为左翼意共导演被周恩来邀请，1972年5月到中国，仅仅用22天，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与伊文思意识形态化的眼光关注大题材不同，他以平实客观的目光，尽可能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事实说话，而避免政治倾向的表达。1973年1月，《中国》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首映。世界第一次看到文革中的中国，美化和丑化中国是国际评论界对该片两种相反的评价。12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广电部前身）一名干部为此给中央写了两封信……于是，在没有看过《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民众被组织参与了对该片一年多的举国批判，指其是抹黑中国的反华影片。安东尼奥尼陷入尴尬，认为批判很荒谬，他说周恩来认可这部影片，但江青利用该片攻击周。安东尼奥尼的心被伤害，此事件造成他5年没有机会拍片。中国驻意大使等十多人也受到牵连和处理。1978年11月，中共发文件对此事做了平反，归罪于四人帮。此后还邀请过安东尼奥尼重访中国，但他终未踏上这片土地。直至《中国》完成32年后的2004年11月，“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中国》才正式回到中国（此前该片的盗版影碟早已在民间流传）。中国电影导演刘海平、侯宇靖夫妇历经两年多，采访安东尼奥尼和当年他拍摄《中国》时走过的地方，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6年，完成了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献上了对这位94岁大师的致敬以及中国人迟到的歉意。当年担任中国驻意使馆外交官的罗晋标，在这一年接受电视采访中，表示希望再见到安东尼奥尼时，也含泪哽咽地讲会对他说“对不起”。
“六四”之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不断加剧，群体事件逐年增加，官方的“维稳”镇压也不断升级。近年的例子如：2008年6月28日，一个女孩的死亡引发官民冲突，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围攻政府部门事件。2012年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引发国内外关注。官方报道死了10人，但网络上的帖子说死了300多人。官方严控视听。外地记者被阻进入蓟县采访，天津记者也被要求和官方统一口径，违者追究法律责任。蓟县全城被严密监控，一片恐怖。
在人看来，人的命运和历史似乎无法意料，但在执掌宇宙万物权柄的上帝看来，一切都是确定的，都在祂的安排之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圣经》罗马书8：28）“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圣经》马太福音6:23）人的心灵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被开启，眼睛才能看到真理之光，才能顺服真理，走上神引领的正路。圣徒保罗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圣经》歌林多前书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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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不曾想，百日后维新遭遇危机，维新派密谋兵变，却看错了人。谭嗣同连夜去见袁世凯，欲借其兵力，杀荣禄、围颐和园、救光绪、劫持慈禧，一直倾向维新派且受光绪提拔的袁世凯，此时却自觉力不从心而胆怯，不敢动作。第二天得知慈禧先下手政变，幽禁光绪，袁世凯以为密谋事泄，为了自保，遂跪在荣禄面前告密，致使事态扩大，更多的维新派人士被抓被杀。事后，为了平息传言，撇清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以示效忠慈禧，袁世凯补写《戊戌日记》，迷惑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不过还是被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些透露真相的蛛丝马迹……
变法失败两年后，慈禧还不辨世界潮流，并煽动排外仇外。1900年6月21日，庚子事变，清廷向西方列强宣战，公然违背国际外交法则，唆使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区……落后的制度必然导致愚蠢的决策，加速其自身的衰亡。
老辣的奸雄袁世凯像个不倒翁，又踩着辛亥革命的成果攀上“共和”的权力顶峰。一时被称作中国“华盛顿”的袁世凯，本可以青史留名，可由于利令智昏，他在复辟帝制这件事上却错看了形势，只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1916年6月6日，两个多月前被迫脱去黄袍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死，他终未改变袁家男丁活不过60岁的宿命。当初，其跛脚长子袁克定就是蒙骗他的人之一。为了当太子继承皇位，袁克定力促其父登基。袁世凯上台后大搞维稳，“和谐”舆论，“癸丑报灾”中三百多家报馆被封，《顺天时报》却因是日本政府在华创办的，享受治外法权，从而坐收渔利，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报。袁克定发现父亲往往通过《顺天时报》了解日本等国对中国的态度。于是，为了左右父亲耳目，袁克定花了三万大洋购置设备，指使亲信编印了一份山寨版《顺天时报》，专送总统府，仅供其父一人阅读，此报专门刊登有利于袁世凯称帝的内容，而各国劝阻袁世凯等不利消息却被“和谐”掉了。反对帝制的次子袁克文早知此事，却一直不敢说。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筹备登基时，女儿袁静雪偶然中发现一份真版《顺天时报》，与同一天其父读的《顺天时报》不同，遂与二哥袁克文相商，一同向袁世凯告发，袁世凯闻之大怒，一顿皮鞭教训袁克定，骂他“欺父误国”，但对外已是骑虎难下，只好继续下去……袁克定从此跻身著名坑爹之子的行列。但后来的事许多人不知，抗战时，袁克定经济困窘也不当汉奸，称病拒绝日寇拉拢其加入华北伪政权，登报声明不问世事，有人将该报装裱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袁世凯死后第三天，1916年6月8日，孙中山发表恢复《临时约法》宣言，并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共和的道路曲折艰难，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急于北伐，武力统一天下，“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1936年6月14日去世），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以人划线的“政治正确”历史观，使陈炯明长期被国共两党视为“叛徒”、“反动军阀”。1990年代以来，学界才看到他的价值，认为他是分省自治、宪政联邦的实践者。
烽烟四起，内外交困。1927年6月2日，三年前欲同前清遗老一起投水殉清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终于自沉昆明湖。怀揣遗书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等字样，后人视之，众说纷纭。
第二年，1928年6月4日，沈阳皇姑屯铁路一声巨响，东北王张作霖等被炸身亡。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眼里，日本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真相浮出水面：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遭到张作霖的抵制。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暗杀张作霖失败，苏共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张作霖1927年4月查抄苏联大使馆、处死李大钊等人后，苏联自然与张作霖成了死对头。于是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倒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了国民党。抗战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
抗战即将胜利，中共需要为自己夺天下树立形象，于是费尽周折，策划了抗战时期唯一的大型新闻公关。1944年6月8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在众多的记者中，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林放），超越了此前来过延安的埃德加•斯诺、范长江、俞颂华等中外记者，他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思考，在表面光鲜中获得独特的发现。赵超构在连载的《延安一月》中，他在客观报道延安的同时，也表达了尖锐的质疑和批评。他记录了延安整风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迷信现象，“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毛先生所提出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他还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书店里，“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见到了因言被批后来遭砍头的王实味，文革中，他还想起被整垮的王实味诉说自己罪行的夸张表情，王实味“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赵超构当时就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狭义的政治民主方面，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毛泽东看了赵超构的报道，一方面说能在重庆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胆识的是可贵的。”另一方面又当面含蓄地批评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反右中拉拢赵超构，请他到中南海吃饭，称之为“我的右派朋友”。但文革中，他没能幸免，被以“漏网右派”的罪名关进牛棚5年……
中共建政后，将延安模式推向全国，“民主”旗号的革命以专制告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开始，511万多人遭到枪毙、判刑、劳改等迫害。红色恐怖造就盲目顺从的愚民。如果眼中只有权力，科学家也无法坚守科学精神。1958年6月8日，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6日，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助长了举国狂热。第二天，薄一波（薄熙来之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22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数字的泡沫不能当饭吃，大跃进带来大饥荒。在此之前广西就发生了饿死人事件，1957年6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为此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着更大饥荒的蔓延，在几千万人饿死的悲剧被官方掩盖的同时，领袖还在腐败。“1959年6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分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此时正值大饥荒，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1960下半年动工，直到1962年年底方完成（那‘修房子’的钱可换一千万斤小麦）。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当时一些地方反抗的记录后来才被外人看到。“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中共不顾人民死活，在大饥荒中穷兵黩武研制核弹，文革动乱中也不停止，当作政治成果。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3年后的同一天，1980年6月17日，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引起轰动和猜疑。6月17日这一天也是“世界防治荒漠化日和干旱日”（联合国大会1975年确定）。罗布泊因灾难性的核试验不仅成为永久荒漠，还给周边地区带来核污染、引发当地民众不满，这一情况也长期被官方隐瞒。
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浩劫中，超过二百万人被杀、自杀，那些亡魂死不瞑目。例如：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教授、清史专家傅洛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1968年6月6日，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会郑晓丹因支持遇罗克、攻击林彪、江青和康生等，死于刑讯逼供。20日，30岁的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容国团含冤上吊自尽。1969年6月2日，当年从香港归国、曾主演《南征北战》的电影明星冯喆自缢身亡。1969年6月8日，73岁的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1970年6月18日，55岁的电影艺术家顾而已受迫害逝世。1972年6月1日，基督教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是在1952年因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而被以反革命罪入狱的。
任何狂妄一时的独裁者也逃不过死亡。“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想不到他9月9日刚死，一个月后，夫人江青等亲信就成了阶下囚。不到4年，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革。29日全会闭幕，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垂帘亲政，开始了邓小平的新独裁时代。
鉴于毛时代的教训和贻害，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二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持拟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可是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方案，只在党内外高层人士讨论过，却瞒着公民大众，在中国一直是秘密。该方案中的设想有的已经付诸实施，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已超越原设想方案。然而让人扼腕的是，这个今天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和局限的改革设想中所提到的众多政治弊端，不仅当前仍然存在，甚至无以复加。这一切皆因政改滞后导致1989年由学潮引发的民主运动，导致中共的六四屠杀。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等政治老人推为中共总书记，开始了中共政治上保守倒退的时代。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当代中国的分水岭，中共事后企图掩盖事件真相，严控人们的了解和反思，但是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民众的耳目越来越难以控制。人们可以突破网络柏林墙，看到诸如《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六四”真相》、《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国民运反思》等许多书籍，还包括当事人赵紫阳的《改革的历程》、《李鹏六四日记》等。可以登陆“六四档案”、“天安门母亲”等网站，从当年的图片、影像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历史的发展在关键时刻总会激起浪花，在历史大事件中，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在后人的视野中，一个人历史形象的鲜活体现在其具体言行中。
1978年6月12日逝世的郭沫若虽然博学多才，但他生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人品，却遭后人诟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后1988年6月23日逝世的教育家梁漱溟。早在国共内战时，他就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中共建政后，与毛同龄的梁漱溟，并没有利用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谊而谋取仕途，反而拂了毛的盛情相邀，为了保持独立建言的地位，选择留在政府外，只当个政协委员。他多次直言，对暴力土改等提出批评。特别著名的是1953年9月18日，在会议上当众顶撞毛泽东，触犯龙颜，尽管事后他写了检讨，反省自己意气用事，但他直至晚年也认为自己“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
尽管官方竭力掩盖六四屠杀，那些在恐怖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依然光耀史册。1989年6月5日，北京戒严部队十几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时，王维林独自一人挡在坦克前阻止坦克离开。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成为这一历史的象征。6月4日晨，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在六部口附近为救女同学，被坦克轧掉双腿（事后，目击者北京钢铁学院吴培老师和曹姓职工主动找到体院校方为方政作证，可是被救女生却找借口不承认被方政所救。1992年，方政被赶离学校，没有分配工作，生活艰难。1994年被取消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的参赛资格。一直被当局监控。2009年3月，方政偕妻子来到美国，才被资助安装了假肢）。6月4日凌晨3时10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城楼东侧南向广场上的学生一阵扫射，几个人被打倒，这时，一个身着白连衣裙、长发飘飘的姑娘，在卧倒的人群中站了起来，向军人大步跑去，身后还跟着5、6位男青年。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军人又开枪了，5、6位男青年先被击倒，白衣少女跑到军人十几米处，子弹射中了她的大腿。她象折翼天使一样倒下……6月3日晚，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发生了值得新闻界同人骄傲的事情。这家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冒着生命危险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这里是北京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6月4日，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薛飞、杜宪，身着黑衣，臂带黑纱，在新闻联播中神情哀伤。王震看了电视大为震怒：“我再不愿看到这个女人！”最终，他们离开了中央电视台。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女生韦武民，参加过天安门绝食，六四后在清查中遭整肃，某日，她迎着驶来的火车头走去，撞车自杀，身殉国殇。6月4日凌晨，诗人、作家廖亦武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制作了针对六四惨案的《大屠杀》配乐诗朗诵录音带。后来，由于《大屠杀》的传播、戴迈河的被监控、以及组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终致酿成一起从犯众多的“涉外反革命宣传煽动案”。浙江教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毛国良，从6 月2 日到12 日，先后撰写张贴、印发有关北京屠城的宣传材料和抗议诗歌。6 月6 日，在浙江教育学院公开张贴《退党声明》。6 月18 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开庭那天，在杭州大会堂的法庭上，面对人头济济的听众，法官煞有介事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毛国良大义凛然：“我姓爱，名叫‘爱国罪’！” 杭州法院以“罪恶重大，应依法严惩”为由，判处毛国良有期徒刑7 年。原浙江兰溪市农业银行会计叶文相在六四惨案后，与他人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之音》宣读了一份抗议北京屠杀的文章。随后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 年半。时任陕西华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贵仁，因组织悬挂大幅标语、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及给赵紫阳总书记发三封电报要求赵见学生，要求罢免李鹏、杨尚昆等，被开除公职，并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8 年。中国人民大学87 级学生刘贤斌、四川广元农业银行副行长佘万宝等也因组织抗议活动和张贴大字报被判刑……笔者的大学同系77级学兄、时任河北劳改警察学校团委书记并兼律师的宋振江，6月18日，毅然违背上级事先对辩护词的安排，在公审大会上为一位宣传六四屠杀的被告做无罪辩护，慷慨陈词，赢得全场群众阵阵掌声。事后受到撤销团委书记职务、停课、没收律师证等处理。……各地的反抗事件不计其数。
六四仁人志士中还包括一些军人：1989年北京实行戒严后，原成都军区驻滇部队文职官员汪卫军与14军的一名师级高官交流反对意见，汪卫军到天安门广场视察后，见民心几乎一边倒，就给这位师长发电：“大局已定，立刻发兵，讨邓拥宪”。驻滇部队坦克团的播音员齐金贵，当时才20出头，六四后处于义愤，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原27军64戒严部队军官陈北是部队画家。在执行戒严任务时哗变，鼓动士兵自动撤离，他将戒严车私自开到河北某地扔弃后自动脱离部队……
六四后，在全国各地，“6月5日至6月30日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281名以上的人被逮捕，收容审查，判刑甚至枪毙。”（王丹《六四屠殺的第一批受难者》）北京市各区、县看守所人满为患。演员陈佩斯也因拦军车被拘留过。在秦城监狱，当局收审了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国通缉名单的学生领袖王丹、马少方、周锋锁、刘刚、熊焱和熊玮等，北师大讲师刘晓波、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剧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学院大一学生陈卫等。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清洗处理了一大批人。例如，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软禁于富强胡同6号家中。赵的秘书鲍彤被判刑7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林牧被开除党籍，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一年半。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监视居住，地点居然是秦城监狱。翻译家杨宪益被开除党籍。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华南师范大学。诗人邵燕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北大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陈育国失去教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浦志强获团内警告处分。原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陆中明被开除党籍，留校察看。时任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笔者，因积极组织游行、发电报声援学运、递交退团申请，被调离新闻部，开除团籍……而方励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吾尔开希、王超华、张伯笠、柴玲、封从德、项小吉、郑义、李录、刘俊国等一批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则被迫流亡海外。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出走美国。
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期间，海内外都举行各种民间纪念活动；以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为首的难属组织“天安门母亲”，长期坚持抗争；解放军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多次上书要求平反六四……2007年6月12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在纪念碑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说：“20世纪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这一野蛮时代在华盛顿的许多纪念碑上都有记载，但只有到现在我们的首都才有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夺去了大约一亿男女老少的生命……”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年都组织纪念六四大游行。2012年4月29日至6月10日，该会筹办的六四临时纪念馆在香港开馆。这是第一个有关1989年北京六四运动的专项纪念馆。展出了有关六四的文物和资料，其中包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拾获的子弹头、北京学生的请愿书，以及数件满是学生签名和留言的T恤及雨衣等。馆内还设有历史长廊和多媒体互动区，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真实场面再现于参观者面前。
邓小平、李鹏等用武力一时得逞，却成为千古罪人，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1998年他（杨尚昆）对301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六四屠杀也伤害了一位中国人的老朋友、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当时住在巴黎的他已病重，他反复唠叨：“中国啊，中国啊”，1989年6月28日逝世前他给中国写过信，伊文思夫人说：“他非常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呼吁和平而不是暴力，他最后说的话全都是关于中国的。”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漂泊东方的西方左翼电影导演，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因拍摄中国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而被国人所熟悉。但其真诚的理想主义一再被中共所利用。伊文思1957年被聘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顾问，1958年拍摄了大跃进的纪录片《早春》和反美纪录片《六亿人民的怒吼》。伊文思夫妇1971年应周恩来邀请来中国，5年完成12集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当时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按照什么样子去拍。但他拍摄的内容还是被官方安排，生硬的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他尽量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一些素材被他最终舍弃，例如，被伊文思称之的“喀什的噩梦”，一夜之间，整个城市的人们换了新装，按官方的安排在街头表演假象；还有他在大寨拍到的可疑“完美”，清华大学学生们被安排的发言等。影片1975年初完成后，文化部负责人鸡蛋挑骨头似地提了61条修改意见，但伊文思不愿修改。当时周恩来病重，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们：带着片子尽快离开，不要再回到中国。这部美化“文革”和中共专制的影片，没有得到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认可，也没有得到西方发行商的认可，伊文思只好自己放行。在得到不明真相的短暂喝彩后，《愚公移山》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遭到批评，甚至有人骂伊文思为“骗子”，使他从峰顶跌落深谷，伊文思付出的代价是失去10年的拍片机会和人格疑点。如今有人问道：“伊文思确实没有怀疑过这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尽管他遭遇了当时地方官僚的围困和某些中央首长的刁难，尽管他的中国朋友一个个突然失踪，尽管他发现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膨胀。作为一位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左翼艺术家和国际主义者，伊文思没有看到潜伏在表象之下的灾难还是为了维护中国形象而选择沉默？”现在，我们可以在荷兰导演若内•辛格斯2008年拍摄的纪录片《一个中国人的老朋友，尤利斯•伊文思与中国》中，了解到伊文思的反思，直到1980年，他的中国作家朋友白桦访问巴黎，两人畅谈到深夜，伊文思才得知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他十分震惊和激动。伊文思后来感慨地说：“50年来，我与各共产党的关系有很大变化。历史有无情的齿锋，我可以说曾被‘历史咬伤’。在这些年的斗争中，我学会了保持警觉。”被“历史咬伤”的伊文思品尝了信仰破灭的滋味，但年迈的伊文斯再也没有机会挽回过去了。
与伊文思相对照的是另一位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1971年11月中意建交，安东尼奥尼作为左翼意共导演被周恩来邀请，1972年5月到中国，仅仅用22天，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与伊文思意识形态化的眼光关注大题材不同，他以平实客观的目光，尽可能记录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事实说话，而避免政治倾向的表达。1973年1月，《中国》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首映。世界第一次看到文革中的中国，美化和丑化中国是国际评论界对该片两种相反的评价。12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广电部前身）一名干部为此给中央写了两封信……于是，在没有看过《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民众被组织参与了对该片一年多的举国批判，指其是抹黑中国的反华影片。安东尼奥尼陷入尴尬，认为批判很荒谬，他说周恩来认可这部影片，但江青利用该片攻击周。安东尼奥尼的心被伤害，此事件造成他5年没有机会拍片。中国驻意大使等十多人也受到牵连和处理。1978年11月，中共发文件对此事做了平反，归罪于四人帮。此后还邀请过安东尼奥尼重访中国，但他终未踏上这片土地。直至《中国》完成32年后的2004年11月，“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中国》才正式回到中国（此前该片的盗版影碟早已在民间流传）。中国电影导演刘海平、侯宇靖夫妇历经两年多，采访安东尼奥尼和当年他拍摄《中国》时走过的地方，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6年，完成了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献上了对这位94岁大师的致敬以及中国人迟到的歉意。当年担任中国驻意使馆外交官的罗晋标，在这一年接受电视采访中，表示希望再见到安东尼奥尼时，也含泪哽咽地讲会对他说“对不起”。
“六四”之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不断加剧，群体事件逐年增加，官方的“维稳”镇压也不断升级。近年的例子如：2008年6月28日，一个女孩的死亡引发官民冲突，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围攻政府部门事件。2012年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引发国内外关注。官方报道死了10人，但网络上的帖子说死了300多人。官方严控视听。外地记者被阻进入蓟县采访，天津记者也被要求和官方统一口径，违者追究法律责任。蓟县全城被严密监控，一片恐怖。
在人看来，人的命运和历史似乎无法意料，但在执掌宇宙万物权柄的上帝看来，一切都是确定的，都在祂的安排之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圣经》罗马书8：28）“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圣经》马太福音6:23）人的心灵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被开启，眼睛才能看到真理之光，才能顺服真理，走上神引领的正路。圣徒保罗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圣经》歌林多前书2:7～11）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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