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工作人员斯诺登获得俄国政治庇护之后，据俄国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诺登的父亲朗•斯诺登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从美国抵达莫斯科，随后与儿子，父子俩的见面被形容为“情绪激动”。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当天说，美国政府不在意老斯诺登是否与斯诺登见面，而在意斯诺登何时回国，接受法律程序的审理。
斯诺登被美国政府视为叛国者，如果回到美国将面临终身监禁乃至死刑的判决。但是，斯诺登的父亲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境，远赴俄国探望儿子——因为老斯诺登在法律意义上是无罪的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包括出入境的自由。由此，我不禁想起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即便以中国的现行法律而论，刘晓波是被法院判决入狱十一年的罪犯，刘霞却是无罪的自由人。然而，仅仅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日起，刘霞就被北京当局非法软禁在家，而且这一恶行就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演。
在斯诺登的父亲见到儿子的同一天，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呼吁全世界继续关注刘晓波、刘霞及其家人的艰难处境。声明指出：“我们深深地思念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他们体现了中国异见人士和人权斗士非凡的勇气和决心。我们呼吁过去以及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其是欧盟，对北京当局施加必要的压力，让刘晓波重获自由。”声明强调：“对刘晓波的监禁，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仅是厄运使然。相反，刘晓波每在狱中一天，对刘霞和她近亲自由的每一次剥夺，都是一次机会，向外界证明北京当局对他们基本自由的侵犯，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中国的最高权力已经从胡锦涛手上移交给了习近平，但刘霞的处境并无丝毫的改善。
斯诺登父亲为何敢于为儿子辩护？
刘霞的处境与老斯诺登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照。老斯诺登在临行前，一如既往地为儿子辩护，称儿子是一名没有泄露信息的“揭发者”。他还谈到斯诺登被欧洲议会提名为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一事，“对于被提名为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爱德华表现得非常平静。他希望披露美国体系里的不公正之处，他并不是为了想要拿奖才这么做”。不过老斯诺登又表示，儿子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
据悉，老斯诺登拿到的是俄罗斯的多次入境签证，未来他可能会经常赴俄看望儿子。他感谢俄罗斯人民和总统普京为斯诺登提供庇护，“我认为斯诺登待在俄罗斯将十分安全和舒适，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再次返回美国，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我在美国的生活将会继续”。
老斯诺登并没有感谢美国政府对他的“宽宏大量”，放他自由地出入美国。因为对于美国公民来说，这是他应当得到的待遇。且不说斯诺登尚未受到法庭之审判，并不能被定义为“犯罪分子”；即便斯诺登最后被定罪，那也是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牵连父母和亲人，不会让父母和亲人变得“低人一等”。这就是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文化传统。所以，老斯诺登敢于不给美国政府“面子”，公开为儿子辩护。
这恰恰是美国社会的活力所在，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每一个生命个体具有其特有的权利与义务，別人不能剥夺一部分，也不能强加另一部分。诗人布罗茨基在祖国俄罗斯被定位为“寄生虫”，被强制送到农村劳改；而当他流亡美国之后，却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以“俄国诗人”和“美国公民”为自己定位，对于美国的个人主义，他不吝给予最美好的赞誉：“我个人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我能独自待着，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因此而无限感激环境，感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中让我着迷的，就是个人责任精神和个人首创原则。……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就这个层面而言，美国就是我们的理想。当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国人。”
反之，在东方，从来没有真正的个人主义。个人是为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民主而存活的。个体的价值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个体的价值必须附属于某个群体之上。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一人倒霉”，结果自然是“株连九族”。所以，即便在那些表面上追求民主自由的群体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血統论”，某某人的父辈是先贤名仕，某某人就有了傲视群雄的本钱；而某某人是崇高的民主斗士，其作为公共人物的他的父亲也不容批评。这种有毒的文化甚至让反对者也成为其牺牲品。
极权国家用株连制折磨异议人士
更为可怕的是，极权国家践踏法治，逾越道德底线，使用株连制来折磨异议人士及其家人，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或者不许异议人士出国，或者在其本人出国之后，限制其家人前往探亲。布罗茨基流亡美国之后，其父母十二次递交申请，要求准许他俩一同或单独出国探望儿子，但每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拒绝的理由非常荒谬：当局认为此行“不适当”。在美国，布罗茨基求助于所有能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人。为他说话的有众多外交官、议员和主教，但苏联当局不为所动。结果，两位老人在有生之年一直未能见到他们的儿子。这就是一位诗人为创作自由付出的代价。
如果以苏联当局的标准，像斯诺登这样的变节者，应当比像布罗茨基那样的“不服从的诗人”更加可恨。他们对布罗茨基的父母尚且如此欺凌和限制，如果对斯诺登的父母则要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一定要在他们身上一泄心头之恨。
在当代中国，继承了古代的连坐体制，其株连制更是空前绝后。用刘晓波的话来说，异议人士在坐有形的牢房里，他们的家属在坐在无形的心牢里，后者的压力更大、日子更苦。独裁政权将异议人士的家人当作可以攻破的“薄弱环节”，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施加压力。
民主人士许万平被逮捕入狱之后，老母病危了却无法见儿子一面。人权律师唐荆陵在脸书上披露：“过重庆时与一众友人看望了重病卧床多年的许母，许太陈贤英女士讲一直担心老人家活不到万平出狱的日子，这会让十分孝敬父母的许万平终身抱憾，谁知却真是如此了。陈女士等已经和监狱方面交涉，希望能让万平来送母亲最后一程！”最后，希望化为绝望。
武汉民主人士、多次入狱的秦永敏，出狱后遇到了一位钦佩他言行和人格的女士，两人相恋并策划结婚。当地的秘密警察居然骚扰他们的婚礼，驱赶前来参加婚礼的友人，并将这位女士遣返回原籍。他们百般打压无果，便使出最阴险毒辣的一招：恐吓这位女士的母亲。最终，他们的阴谋得逞了，这位女士在家人的压力之下放弃了婚约，这场美好的因缘划上了句号。
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女留学生王千源，因为替流亡藏人说了几句公道话，便遭到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们的围攻和羞辱。消息传回国内，更有义和团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从网上搜索到王千源的家庭住址，到她家门口去泼粪便，使得她的父母不得不避居他处，有家不能归。
有这样的政府，有这样的民众，如此国家，能不归入野蛮国家的行列吗？
习近平如何回答刘霞的追问？
我从未对习近平抱有一丝期待。不过，我承认我的一个判断错了：此前，我以为胡锦涛已坏得无以复加，习近平即便不是个好东西，但中国总不会再出一个比胡锦涛更烂的怪胎吧？结果，共产党之邪恶，超出我的想象力。习近平就是表现得比胡锦涛更坏：习近平下令以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处刘晓波的妻弟刘晖十一年重刑，跟刘晓波的刑期一模一样。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见过刘晖几面，当我跟刘晓波夫妇、刘晖夫妇等人一起吃饭时，通常是刘晓波纵论时事、滔滔不绝，刘晖在一边沉默寡言，细心品位菜肴和美酒。刘晖不是异议人士，他遭当局嫉恨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刘晓波的妻弟。
刘晓波获得诺奖以后，刘霞被非法软禁在家，与世隔绝，刘晖成了姐姐与外界联络的管道。刘晖曾以亲属身份旁听对刘晓波的审判，还接受海外媒体的访问。这不是他愿意扮演的角色，他却由此成为“维稳对象”。童心未泯的刘晖，在北京城里开着奥迪轿车一路狂奔，好几次把跟踪的国保甩掉。后来，国保专门调来一辆更高级的奔驰轿车，这才将刘晖紧紧盯住。从心底里，国保恨透了这个不愿合作的家伙——你居然敢帮姐姐、姐夫做事，要是在“文革”，谁敢不跟“国家的敌人”划清界限？
习近平企图讓中国回到暗无天日的毛时代，刘晖案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整治一个小商人，比捏死一只蚊子还容易。党就是要搞株连制，将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万世不得翻身。如此，谁还敢效法刘晓波？你不仅连累妻子，连妻子的弟弟都会成为牺牲品。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刘霞给习近平发出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由律师尚宝军在推特上发出。刘霞在信中说，从二零一零年十月起她就被软禁在家，没有人告诉她被软禁的理由。刘霞问，在这个国家，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就是一种犯罪吧？
刘霞在信中还说，对她弟弟的判决“完全是不公正的”。她质疑中国的“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公权力系统是否在正当地行使权利”。刘霞认为，国家的公权力应该体现正义，而不是无情的镇压。任何对个体权利的抹杀，都将导致悲剧，从而使国家权力的公正性蒙上阴影。
刘霞最后说：“主席先生，您提出的中国梦，是要通过每一个公民来实现的。”刘霞希望：“中国梦不会让我的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丈夫和弟弟深陷黑牢，她自己也长期失去自由，习近平如此戕害一个弱女子，能显示自己是个好男儿吗？
中国人的梦很简单，不必习近平的智囊们挖空心思炮制一套所谓的“理论”来：开放报禁，让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开放网禁，让每个人都能使用自由地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践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让每个人公开敬拜他们的神；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如刘晓波所期望的那样，让文字狱彻底成为历史。
政论家胡平在《我为什么不认同强国梦》一文中指出：“强国的概念有重大歧义，某些人心目中的强国很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地狱。我认为，中国梦首先应该是消除人为的罪恶——从结束文字狱、言论罪做起。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该是没有分歧的吧。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否认，那也好，那等于是自己揭开谜底，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你的强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然而，习近平偏偏就要将他的美梦化为人民的噩梦。
习近平不会是最后的赢家。我深信，刘晓波和刘晖不会坐满十一年监狱，共产党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等待习近平的命运，将是在监狱里哀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