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为维护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中，中共官僚政权提出过五花八门的论调，作为反民主制度的挡箭牌，用以愚弄国民，欺蒙世人。
如，“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特殊国情论”、“民主舶来品论”、“民主致乱根源论”等，因果倒置，混淆是非，用以全盘否定民主制度。然而，这些反民主的“挡箭牌”，实际上都是纸糊的，经不起常识理性的轻轻一击。
“维稳”实质是“维统”
现在，“维稳”已成官僚政权“压倒一切”的大事，是当局最常用的反民主挡箭牌。似乎民主是最大的致乱之源，只有专制才能稳定。但纵观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都不知民主为何物，却始终没有摆脱兴亡之周期、治乱之循环。
当然，如果中国人民甘心永远被统治、永远做奴隶，一个专制政权能像秦始皇创制之初所想象的那样，从一世直到万万世，统治万万年，这的确是“稳定”的。但即便是当年的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也终究没有挡住大泽乡“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历史宿命。秦祚不长，二世而亡，成了史上最著名的短命王朝。
民主不等同于多数原则，她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官僚政权把反民主的目的说成为了社会稳定，而非为了维护其专制政权和既得利益，事实上，它追求的是专制统治的“稳定”，而非社会的安定。“维稳”的本质是“维统”——维护专制统治，其方式和手段，则是通过压制民意、剥夺民权，镇压民众反抗，迫使民众安于专制统治，最终形成一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僵化停滞的社会。这种“稳定”无疑是暂时的、脆弱的，因为当民意和民权被长期压制，社会矛盾积累至一定程度，只会酿成更大的动乱，而且“稳定”时间越长，动乱烈度越大。
与此相反，民主制度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恰恰是政权的有序更替、社会的根本安定。为此，民主政治赋予人民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倾听人民的呼声，确立有效的制度途径，使人民得以在制度框架内有序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为社会随时减压，虽有小冲突，但不致酿成大动乱。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专制政体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制造和积累社会矛盾的，其动机和目的决定它不会从根本上带来社会安定。当官僚政权用“稳定”作反民主的挡箭牌时，我们却要说，正是为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才要争取和实现民主。
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政治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官僚政权对人民正义要求的压制，因为当权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总是会想方设法地阻挡社会进步潮流。但是专制制度必亡，时间越早，它累积的社会矛盾越少，造成的社会动荡越小。
荒谬的“国情论”
“国情论”也是官僚政权反民主的一个挡箭牌。其论调之一是，生存权、发展权优先于政治权利，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存和发展是首要的，民主政治权利是次要的。这种论调很具欺骗性，似乎官僚政权反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生存发展。现实却是，专制官僚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土地、房屋，任意向人民征税、挥霍纳税人的血汗，所谓“取自愚民，用之移民”；官僚垄断资本可以任意榨取社会财富；官僚可以通过关系网垄断发展机会，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通吃”社会利益；官僚可以凭借专制权力肆意寻租腐败……而人民在受其侵害、剥夺时，却被迫去下跪、自焚、以死抗争；一旦要通过政治途径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发展，去上访、请愿、游行，诉诸社会舆论时，就会被扣上“诽谤”、“妨害公务”、“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煽动颠覆”、“颠覆政权”等等罪名，而被劳教、被判刑、“被精神病”。
没有民主，没有政治权利，人民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保障呢？靠专制腐败官僚的“恩赐”吗？没有民主，没有政治权利，人民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只不过是一种“奴隶”的生存！而“奴隶”，谈得上生存和发展吗？真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它必须有作为“人”的尊严！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基本上都是在为生存而挣扎，但至今都没有完全摆脱贫困和臣民状态。然而官僚政权仍然在“忽悠”人民：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不要去追求什么民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民主能填饱你们的肚子吗？但一个专制政权是为了什么而统治呢？它如果不榨取人民利益、侵害人民的生存发展，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发展吗？
如果你的土地、你的房屋、你的家园、你的财富，可以被任意侵犯剥夺，如果你为了维护生存发展采取哪怕带有一点点政治意味的行动，都可以被专制政权肆意压制，你能说你是有生存权、发展权的“人”吗？你充其量不过是专制国家的一种财产而已。
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权利，本身需要政治权利的保障。没有民主，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真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中共官僚政权用生存权、发展权作为反民主的挡箭牌时，我们却恰恰要说，正是为了获得真正的生存权、发展权，才要去争取民主，争取政治权利。
用“国情论”来反民主，另一个论调是拿国民素质说事儿。对此，官僚政权不敢明言，其御用文人却一直在散布、宣扬。因为明言中国国民素质不适合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就等于公开污蔑中国人民——你们只配受专制统治和奴役，不配享受自由民主。要知道，专制政权每时每刻都在培养符合其统治需要的国民素质，每时每刻都在扼杀国民的自由独立人格。但是，向往自由、追求公平正义是人之天性，是它无法扼杀的。民主素质要通过民主实践来养成，专制之下无道德，更遑论培养什么民主素质。中共官僚政权，一方面在培养专制素质、奴才素质，一方面又在利用这种素质，充当其反民主、搞专制的理由，左右互搏，荒谬绝伦。
煽动意识形态和民族对立来反民主
用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反民主的挡箭牌，把民主解读成资本主义，把反民主装扮成反资本主义，是当局的惯用伎俩。它把自由民主制度称为“资本主义民主”，那么要求民主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指鹿为马、欺世盗名，把自己的专制挂上“社会主义民主”的招牌。
但是，在“资本主义民主”下，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地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可以进行自由的选举。而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下，说真话就是“诽谤”、“造谣”；出版物都被官僚当局控制，否则就是“非法出版”、“非法经营”；人民集会、结社就是“非法集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游行、示威则根本得不到批准，群体“散步”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就是“妨害公务”；所谓“选举”，是被当局控制和操纵的假选举，人民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独立候选人”就是“进攻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两相比较，哪一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是要“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喜欢“社会主义民主”的“专政”？
其实，民主就是民主，它只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中西之别，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实质就是不民主，就是官僚专制。
为了反民主，官僚政权还给民主贴上“西方”、“美国”等标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把民主化说成是美国的和平演变，利用“反美”来反民主。可是，民主制度仅仅是在西方实行吗？台湾、韩国、印度……这些非西方国家不也在实行民主吗？现在世界上的专制国家还有几个？难道我们要反对整个世界？
民主自由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基本人性没有东西方之别。当局自相矛盾的是，社会主义难道不也来自西方？马恩列哪个是东方人？
对民主制度的妖魔化
对民主制度，当局的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利用任何一个由头，来进行诋毁。当他们说民主的“坏”，其实就是在说自己专制的“好”。但是，他们从鸡蛋中挑出来的“骨头”，可能恰恰反映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反衬出专制的虚伪龌龊。
例如，当局把民主政治的选举花费，说成是所谓“金钱政治”。其实，任何形式的政治运作，都是要花费金钱的。不同的是，民主选举的费用，是一笔人们可以监督的明账。何况选举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教育、民主实践、是对民主素质的培养。这笔钱大部分也是用在普通民众身上，用来支付他们参与政治动员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从而促进社会消费。而专制政治中官僚们的买官卖官、“跑部钱进”，上任后为捞回“投资”进行的权力寻租腐败，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造成的巨大行政成本，专制统治的巨额“维稳”费用，“三公消费”对纳税人血汗的挥霍浪费……这些政治耗费完全是黑箱操作的一笔黑账，是一个无底洞。这笔黑账完全在官僚集团中周转，民众无法监督，难以统计，其数目何止民主政治花费的成千上万倍！而且，它起不到任何积极的政治教育作用，只会激起巨大的民愤。相关资讯，官僚当局不肯也不敢公开，只会一面竭力隐藏，一面拿民主国家的选举明账来说事，诬其为“金钱政治”。
又如，当局还经常拿民主制度下的议会冲突来说事儿，如台湾立法院议员之间的口角、肢体冲突。其实，这不正反映出议员对选民利益的高度负责吗？不正是真正民主的表现吗？而在当局所谓的“人大”、“政协”里，代表、委员们正襟危坐，“一致通过”，不正说明他们根本不代表人民利益，根本不对人民负责，只是橡皮图章吗？当局把民主国家中激烈的选举竞争，污蔑成所谓“恶质选举”，把它操纵的“假选举”渲染成“优质民主”，而事实上，人民连自己被谁代表了都不知情，选举结果还未选举就已内定。如果这种“假选举”是“优质选举”，那么我们还是宁愿要民主政治真刀实枪的“恶质选举”吧。
无论官僚当局用什么来充当反民主的挡箭牌，它反民主的唯一的、真正的理由只是——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所以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倒是某些民众受到专制者的蒙蔽和愚弄，以被统治者的身份，去为专制统治辩护，道理只能讲给他们来听。
自由民主价值观指导下的国情分析
各式反民主之挡箭牌，究其实质，就是宣扬民主不适合中国，以为专制主义续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宪政民主要在中国落地，当然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只有在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国情分析。国情分析的根本目的，乃是为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并使之扎根于中国社会，使中国人民享受民主自由的成果。这与当局为维护一己之私炮制的国情分析完全不同。
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是世界潮流所向，它不仅顺应中国人民的政治要求，更是在顺应永恒的人性和人类内在的道德律。如果说当下中国的国情与民主自由不一致甚至对立，那么不是民主自由的错，而是这种国情的落后，正需要民主运动来予以改变。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无他，正是官僚专制制度！民主自由当然不可能与官僚专制匹配，难道能为了适应专制“国情”，而去拒斥、反对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譬如，中国过去的道路，只能走牛车马车，不适合跑汽车火车，难道能为了适应这种“路情”，就拒绝使用汽车、火车？还是改造中国的道路，兴建铁路、高速公路，从而适应火车、汽车的要求？所以，不是民主宪政应该来适应中国国情，而是应当改变国情去适应宪政民主。落后的应该去适应进步的，而不是让进步的去适应落后的。
当然，民主政体不是本土产物，要在中国扎根，就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民主国家，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并不违背基本原则。文明成果属于全人类，无论是器物文明还是制度文明。比如汽车，在一些国家是右舵，但在中国是左舵，这并不妨碍汽车的使用。宪政民主制度的本土化或者说在中国的实现，既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也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贡献。
大道至简。假设人类根本没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心灵与意志，那么任何敌视民主自由的行为和理论都是多余的；如果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天性和共同追求，那么任何敌视民主自由的行为和理论都将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