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4：党文化是“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且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
命题9曾把党文化定义为精神层面的“党”的存在，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形式表现之。在引入总体化第二层面的讨论并得出“劣势组合”的命题后，我们需要从文化界定的更规范的意义上进一步深化党文化这个概念。
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化”本身也在发展，文化的传承和变异都会随社会变迁而发生。问题是新形成的文化“传承”了原有文化的哪些内容、又淘汰了哪些内容，“变异”又是在向哪个方向变。我并不否认创业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曾有良好的主观动机去创造一种全然不同于“封建”时代旧中国的新文化，但历史的诡秘恰恰在于，这种动机在坚韧的历史惯性面前往往显得很脆弱，很容易变形；而当党专制作为外来的“真经”与自己老店里的“陈货”掺合在一起、并发生某种“中和反应”时，结果对动机的背叛就显得更为自然。
我们可以这样说：党文化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外来激进经验与中国固有传统中的不良因子之“劣势组合”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它反应党专制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既有精神形态，又有其制度形态。从现象上看，这种“文化”似乎已经与中国的旧文化有了很大区别，但骨子里二者却仍然有许多神似的东西。比如，“理论地”讲，今天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拥有选举、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根本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的“选举”制度（“党”操纵、控制着全部“选举”过程）早已实质性地否定了这种权利。这就是说，在普通子民无力影响国家权力建构和掌权者的取舍这层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人同皇权时代的中国人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只不过图有一层公民身份的外表，且恰恰是这种外表掩饰了作为臣民的现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代中国人何以会接受此类明显是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而很少有人提出这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正是传统的力量所在。习惯了作子民的人对公民新角色缺乏自觉的承担。党专制之所以能横行无忌，恰恰是利用了这种传统力量。摆样子、“走过场”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力量。
古代皇权制度是围绕君权设计、运转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则是围绕党权设计、运转的。从意识形态建构角度看，无论是皇权时代的制度化的儒学，还是现代党专制体制中作为官方教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的功能都在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当然，二者也有区别。儒学毕竟是“本土货”，拥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它之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也更多带有文化-心理内结构而与有形制度产生互动的这样一种特征。马列主义就不同了，它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是借助一场革命从外部植入的东西。它必须通过与本土文化遗产的联姻才能内化，进而发挥专制主义的建构作用。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成分没有被中国人吸收、而其非科学的、乃至反科学的成分却被充分汲取的原因，或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这种内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如上所说的新的“文化”，“党”代替君权成为这个文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党”的语言成了学校教育和新闻传播的系统语言，“党”不仅代表权力，而且代表真理，不仅代表治人者，而且代表被治者。一句话，“党”成为新的“文化”中弥漫一切、笼罩一切的东西。在极权主义时代，它是人们信仰、效忠的对象；在威权主义时代，它又成了人们攫取利益和特权的最得力的工具。在至少三代人以上的时间里，这种党文化被庞大的党机器不断地培植、复制，致使很多人生活在如此不合理的制度中却浑然不觉。对皇权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曾是前现代皇权子民的自然归宿；现代中国人对以“人民民主”为招牌的一党专制制度的非反思性接受，则是党文化大力“洗脑”、灌输、培植的结果。
当然，与前现代皇权文化一样，作为制度与精神存在的党文化在自身的不断复制与蜕变中，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些后果，诸如权力与利益的结盟导致“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知识对权力的臣服导致教育的御用性和精神侏儒的一代代生产，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导致理论本身的退化，当政者赋予自己的道德形象与自己的实际作为出现越来越大的反差，等等。甚至，党文化浸润出来的社会腐溃都和前现代很相象，比如威权主义时代权贵资本的形成、基层官员的腐败和他们鱼肉乡民的不择手段。唯一的不同是党专制语境内产生的罪恶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干出来的，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成为此类勾当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党文化哺育了这一切，它既是这些罪恶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助产婆，又是它们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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