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民主的新情形
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西方社会公众对既存体系的怀疑与冷漠导致了社会的激进化。这不仅让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家很迷茫，也让本来已经全面灰化的威权主义（在政治心理学视角下是可表述为「权威主义」）政治得到了重新激化活力的机会。在中国特定政治语境里，这叫正能量。但是，不管正能量是否可以获得，所谓的中国模式导致了巨大社会破坏后果，统治集团还是无法摆脱西方政治伦理学语境。一般情况下，辩护士们会说：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也付出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至于内部战争等巨大代价，腐败、污染程度远比我们今天的情况要厉害，贫富差距也比我们今天大得多【注一】。
中国模式的政治伦理学意义之不真实，与世界性的民主衰落一样，都是伪命题。这两个伪命题都指向了一个有关公民社会的认知问题：西方传统民主由于福利压力【注二】而渐失作用，有其改革的可能性，比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或（和）压缩政府开支规模，此为美国渐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普通经济学意义；还有，西方社会激进化是其传统的根源性恢复，也即公众试图用公民社会的复古形式对代议制形成压力，此亦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的形成得益于现代网络资讯。尽管中国的公民社会在规模、意识、生成方略方面比较微弱，亦与世界经典的公民社会有较大差异，但是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并不微弱，而且受到传导性影响的频率非常之大。比如说，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后，当局十分惊恐，立刻动员一批公知进行批判【注三】。
一、伦理破产：系统性神俗不兼容
为了防止太阳花学运还有全球民主暨公民社会当中的社会激进化对中国大陆形成传导性影响，统治集团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了「维安」的转变【注四】，尽管这在其宪法程序里还存在巨大瑕疵，其如国安委以党权机构出现而非经立法支持而得以成为标准的国家机构【注五】。在可以理解党权的功利化之前提下，那么，观察家们仍然可以看到：第一，福利压力作为一项普世原则已经被统治集团所接受，是为「维安」十一个子项当中的「社会安全」；第二，为了意识形态安全（或可归属于「政治安全」子项，也可归为「文化安全」子项，批判普世价值即诋毁西方民主制度仍然是必要的安全选择。很显然，这两项是本质上冲突的，也是政治体系破产的一个侧面。
政治体系破产是系统性的，它很庞大，但未必全面论述，只看基于政治伦理的核心部分即可。这个核心点在威权政治（后极权主义）里面是为神性与俗世的兼容。这种兼容表明：一方面，威权政治继续本土古典政治传统，将不分大小（级次）的治理者神化，视为在各个分层治域的不可替代者——最微观的是农村选举只选村长不选支书，支书可以终身也即天然性地权威高于村长，尽管选举往往并不举行而是镇级党权直接任命村长；另一方面，支书终身化（这种现象）并非要像神一样全知全能进而全为，也要求治域里的人们理解「我也是人」的那一面——要考虑自家现实生计及人身安全，乃至于村民冲突中做利益选边。如果选边不能，那就干脆「失踪」，是为农村百姓常看到的「支书躲了」的现象。十分微观的案例如斯：一个村长兼镇派出所协警酒后在夜间骚扰某家村民，但被骚扰者拥有相当大的社会资源并且不依不饶地要追究前者责任；支书在初步调节无效的情况下，决计放弃责任（那种支书能管住村长的百姓认知规范），躲到县城里的私宅去了。于是，俗性战胜了神性；于是，他背后的神俗兼容体系就完全破产了——相当于中国成语的警示性说法，是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这「支书躲了」的案例（真实调查结果，由于主题所限不展开）当中，也不只是神性被放弃或俗性被偏重，更为微妙的是：支书与村长本来就是不当利益的合谋者（比如私分村里集中的收费），当强势村民向县城纪检机关控告超乎村长夜间骚扰而及经济问题，支书则会被牵连。
如果说以上太过微观的案例很琐碎，那么，不妨以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国发生的被美国「炸馆」事件为例。时任中国这个大村庄「支书」的江泽民（总书记），还是「支书」与「村长」（国家主席）一肩挑，亦选择「支书躲了」的方式，改由时任国家副主席、党权接班人的胡锦涛出面表态。这是当时由当局操纵的所谓抗议活动之外的一个最大政治景观，以至于抗议者们发出了「寻人启事」，寻找「那个必须每天在电视上露面的戴眼镜的老头儿」【注六】。
二、多元扩散：更宏观亦更微观
与纯中国版本的「支书躲了」现象相关，国际版本则是乌克兰基辅革命中的亚努克维奇出逃。亚氏一边放弃总统责任经家乡转道克里米亚而逃往俄罗斯的西南部港口城市罗斯托夫，另一方面又在罗斯托夫宣称自己不会放弃总统职务即仍是俄罗斯总统。这个太过讽刺的对比，让普京难以承受，因为它会使人联想起普京在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表现。作为克格勃高级特工的普氏与另一位著名人士跑到军工厂地堡中躲了起来，事后则谎称自己在最乱时刻与街头工人站在一起。这个说法未得到一致躲难的著名人士旁证支持。
「支书躲了」现象不仅是威权主义政治在伦理上破产的表现，它更密地与巨大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中国当今仍在进行资金与人口相伴的大移民，也是「支书躲了」现象之一种。威权主义集团经济上的自利性要比人类任何已有政治制度（形式）当中的自利性都要强，并且在这种自利性的背后是他们在政治伦理上不得不与人民为敌的逻辑性推力。此状如阿尔瓦•维克多在《没有盟友的联盟：拉丁美洲进步的神话》一书中给「寡头集团」下定义所说，「这些寡头组成了一个真正的特权阶级，他们有判断尊卑等级思想和种族观念，而且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注七】
无论是威权主义整个体系还是高级寡头集团，其在政治伦理破产之后的与人民为敌之必然固可采取如「维稳」与「维安」那样术语与程式变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导致个体人格问题的凸现。也就是伦理破产更宏观，人格堕落更微观。此种微观性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已经予以深刻批判的日常生活的表演性，「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注八】。在我看来，这种日常生活虚伪作为固然以荒谬真理毒化了社会，但中毒最深仍是公权力体系大大小小的构成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但要在荒谬真理中行事还负有秩序维持的政治压力【注九】。其压力之大，导致了两个情形：其一是公职人员的自杀率高于全社会的自杀率，也高于底层社会（作为自杀多发群体）的自杀率；其二是多数公职人员必然性地选择了第二信仰，尽管他们法定的信仰只能称其为政治理想或曰亚信仰。
亚信仰形式绝对为统治集团的名义性意识形态所反对【注十】，但就是在威权主义之前的极权主义宪法里面，无神论掌权者们也说尊重信仰，至亚信仰形式普及之际，这个巨大矛盾显示出来，造成了必然的社会分裂。社会分裂的代价一部分确实是如官员自杀率高于平民自杀率那种情形，但是，其逻辑结果或曰政治伦理之必然则是正常社会（建立）意识的扩散，此为公民社会的「非教育因素」，相当于市场是千百万人意愿汇聚那样的情形。在更现实也是一个「短期」政治周期内（如习近平政治十年），这种多元扩散导致的后果如此：尽管意识形态管控其针对公职人员加强，但这种管控不具有收缩整个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看家的本领」实在是看了家的！
三、忍受暴力：转型社会的公民代价
多元扩散社会信仰与统治集团的政治伦理破产相伴，必然使之产生强烈的制度焦虑。制度焦虑太过巨大就会呈现暴力化趋势，暴力化趋势旨在维持荒谬真理之下的秩序。首先是政治语言方面的暴力化，比如官办媒体上会屡屡出现狠话或标题，街头标语（口号政治的最直观形式）也会恶毒化，如「重拳」、「坚决」、「亮剑」之词汇高频使用。与官方语言暴力化相伴随，一些直接与社会公众接触的政府行为也会暴力化如城管殴打小贩、警察枪杀（伤）无辜，等等。无论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武器）暴力，它们都是威权主义从极权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负资产。在创新（如开放公民社会自发生成）无力，也可能是恐惧创新（怕公民社会形成后清算其政治罪恶）等情形下，威权主义就更偏好往回看。之于更现实的当下，习近平政治名为「不割裂两个三十年」，本质则是向毛主义退守。这种退守既是创新恐惧也是创新无力，更可能向软性法西斯蜕变。
语言暴力作为法西斯（纳粹）政治构成元素，其存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左翼极权主义政治的现实性软暴力具有逻辑联系。比如说，在第三帝国语言中的「惩罚性袭击」【注十一】与今日中国官媒暴力色彩最明显的「重拳」可以比照。尽管「中国政府再出重拳抗击雾霾」作为修辞表达显然引喻失义，但它确实是重要官媒重要报道的标题。至于现在几乎看不出暴力性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喜大普奔」，也与纳粹的专用词汇「国家庆典」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的第三个个性显明的专用词汇「炫/扩展」，即便不与「亮剑」、「坚决」直接比较，也与「坚决贯彻」、「深入开展」可相对照。在纳粹语言暴力与中国当下语言暴力的比较中，不能忽略一个逻辑性环节，其为左翼极权主义政治里秩序维持的极端化。在我看来，米沃什所详细描述的让左翼极权主义政治不敢忽视的扎根于民众的强大力量【注十二】之存在形式，如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其被打击的情形如同今天「破坏市场」乃至于对创建政绩目标的「省级文明已生成」造成损抑的「不法商贩占道经营」，完全是一样的被仇视目标。并且，如此之类的打击在「重拳」与「亮剑」之语言暴力外，更呈现出现实的暴力性。
更为现实的暴力性不代表公权力方面有多么强大，而是其整个政治伦理神俗不兼容的反映。最简单地说，它是无可奈何之举。受这种暴力直接伤害的人当然有权自卫，但作为无奈且普遍的现象，却是公民不得不承受的转型成本。转型时间愈短，公民承受此种暴力伤害（包括语言暴力之人格伤害）的成本就越小，反之亦然。这里面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全球民主新形式下的社会激进化很可能导致小概率事件的革命化，因此,引来成本巨大但时间较短的规模性公民社会的出现。还有，在暴力程度无从减低的情况下，人民采取「忍无可忍还需再忍」的行为方式忍受，但与公共权力体系的伦理距离更加遥远，以致在公权力负出真实的道德努力时也会受到人民的漠视。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比如说，在已往的悲惨事件出现时，网上还有规模性自发哀悼，而时间离得很近的乌鲁木齐车站暴力事件与广州车站暴力事件，规模性自发哀悼并没出现。
结语：三个现实性指标
从政治情报学角度看，正是由于伦理极度疏远，才会出现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大陆一些公知被动员起来发言的情形。此种被动员引发了尖锐的批判，如余杰对几位人士的「点名道姓」【注十三】。然而，在道德批判之外，这个公知现象至少说明三点问题：第一，全面性知识陈旧，对全球民主激进化的恐惧实质上是没了解全球民主的新形式，其如对太阳花学运的和平终结及此后另外形式的台湾社会抗议认知与预测无力一样；第二，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政治理论体系还不够了强劲，仍需持续的知识价值之积累，这个过程或快或慢、或顺或挫，但体制外精英的自启蒙与互启蒙均显不足；第三，伦理上清醒仍是严重短板，在任何形式的激烈批判之外，新的政治伦理学分析以及与这个分析一致或曰作为行为标准的简单伦理支点仍未初步建立。
基于以上三点，在诸多「支书躲了」的社会政治现象中,如网络公知「越位」代言政府立场未尝不是「支书躲了」的一个最新版本，培养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学至少应当具有以下三项可操作性：
其一，隐含意识形态内战色彩的敌对性伦理争执，要在现行公共制度框架内采取必要的反击，比如说，借助法律程序而行的「个案反对」。在这个「个案反对」成功之后，再展开它的一般意义。
其二，体制外知识精英暨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不分知名度大小、理论成就高低）的特立独行，即在个体生活细节上也是「反对派」。这尤其要在米沃什指项（向）的日常生活虚伪化的社会大环境下，立场明确地对抗「荒谬真理—秩序维持」的既存体系衍生出来的个人行为。不服从既存的生活秩序比不服从既存的政治秩序显然更具道德说服力,它颠覆了「荒谬真理—秩序结构」里一个伪命题即个体的人往往是有愧于时代的，相反，本真则是时代往往是有愧于个人的【注十四】。
其三，循序渐进的理论生产暨知识价值积累。这需要体制外知识精英将知识批判放诸道德批判之上，尤其要与整个体制形成有类于美苏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庞大生产暨积累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回应或发动文化内战，而旨在为应对本文上面已经涉及到小概率规模化社会变化之后的公民社会建立之理论需求。因那种情形的出现已不再是「支书躲了」的伦理性讽刺场景，而是用什么来弥补「支书躲了」之后的政治伦理空白的问题。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初稿，八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引言：民主的新情形
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西方社会公众对既存体系的怀疑与冷漠导致了社会的激进化。这不仅让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家很迷茫，也让本来已经全面灰化的威权主义（在政治心理学视角下是可表述为「权威主义」）政治得到了重新激化活力的机会。在中国特定政治语境里，这叫正能量。但是，不管正能量是否可以获得，所谓的中国模式导致了巨大社会破坏后果，统治集团还是无法摆脱西方政治伦理学语境。一般情况下，辩护士们会说：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也付出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至于内部战争等巨大代价，腐败、污染程度远比我们今天的情况要厉害，贫富差距也比我们今天大得多【注一】。
中国模式的政治伦理学意义之不真实，与世界性的民主衰落一样，都是伪命题。这两个伪命题都指向了一个有关公民社会的认知问题：西方传统民主由于福利压力【注二】而渐失作用，有其改革的可能性，比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或（和）压缩政府开支规模，此为美国渐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普通经济学意义；还有，西方社会激进化是其传统的根源性恢复，也即公众试图用公民社会的复古形式对代议制形成压力，此亦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的形成得益于现代网络资讯。尽管中国的公民社会在规模、意识、生成方略方面比较微弱，亦与世界经典的公民社会有较大差异，但是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并不微弱，而且受到传导性影响的频率非常之大。比如说，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后，当局十分惊恐，立刻动员一批公知进行批判【注三】。
一、伦理破产：系统性神俗不兼容
为了防止太阳花学运还有全球民主暨公民社会当中的社会激进化对中国大陆形成传导性影响，统治集团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了「维安」的转变【注四】，尽管这在其宪法程序里还存在巨大瑕疵，其如国安委以党权机构出现而非经立法支持而得以成为标准的国家机构【注五】。在可以理解党权的功利化之前提下，那么，观察家们仍然可以看到：第一，福利压力作为一项普世原则已经被统治集团所接受，是为「维安」十一个子项当中的「社会安全」；第二，为了意识形态安全（或可归属于「政治安全」子项，也可归为「文化安全」子项，批判普世价值即诋毁西方民主制度仍然是必要的安全选择。很显然，这两项是本质上冲突的，也是政治体系破产的一个侧面。
政治体系破产是系统性的，它很庞大，但未必全面论述，只看基于政治伦理的核心部分即可。这个核心点在威权政治（后极权主义）里面是为神性与俗世的兼容。这种兼容表明：一方面，威权政治继续本土古典政治传统，将不分大小（级次）的治理者神化，视为在各个分层治域的不可替代者——最微观的是农村选举只选村长不选支书，支书可以终身也即天然性地权威高于村长，尽管选举往往并不举行而是镇级党权直接任命村长；另一方面，支书终身化（这种现象）并非要像神一样全知全能进而全为，也要求治域里的人们理解「我也是人」的那一面——要考虑自家现实生计及人身安全，乃至于村民冲突中做利益选边。如果选边不能，那就干脆「失踪」，是为农村百姓常看到的「支书躲了」的现象。十分微观的案例如斯：一个村长兼镇派出所协警酒后在夜间骚扰某家村民，但被骚扰者拥有相当大的社会资源并且不依不饶地要追究前者责任；支书在初步调节无效的情况下，决计放弃责任（那种支书能管住村长的百姓认知规范），躲到县城里的私宅去了。于是，俗性战胜了神性；于是，他背后的神俗兼容体系就完全破产了——相当于中国成语的警示性说法，是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这「支书躲了」的案例（真实调查结果，由于主题所限不展开）当中，也不只是神性被放弃或俗性被偏重，更为微妙的是：支书与村长本来就是不当利益的合谋者（比如私分村里集中的收费），当强势村民向县城纪检机关控告超乎村长夜间骚扰而及经济问题，支书则会被牵连。
如果说以上太过微观的案例很琐碎，那么，不妨以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国发生的被美国「炸馆」事件为例。时任中国这个大村庄「支书」的江泽民（总书记），还是「支书」与「村长」（国家主席）一肩挑，亦选择「支书躲了」的方式，改由时任国家副主席、党权接班人的胡锦涛出面表态。这是当时由当局操纵的所谓抗议活动之外的一个最大政治景观，以至于抗议者们发出了「寻人启事」，寻找「那个必须每天在电视上露面的戴眼镜的老头儿」【注六】。
二、多元扩散：更宏观亦更微观
与纯中国版本的「支书躲了」现象相关，国际版本则是乌克兰基辅革命中的亚努克维奇出逃。亚氏一边放弃总统责任经家乡转道克里米亚而逃往俄罗斯的西南部港口城市罗斯托夫，另一方面又在罗斯托夫宣称自己不会放弃总统职务即仍是俄罗斯总统。这个太过讽刺的对比，让普京难以承受，因为它会使人联想起普京在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表现。作为克格勃高级特工的普氏与另一位著名人士跑到军工厂地堡中躲了起来，事后则谎称自己在最乱时刻与街头工人站在一起。这个说法未得到一致躲难的著名人士旁证支持。
「支书躲了」现象不仅是威权主义政治在伦理上破产的表现，它更密地与巨大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中国当今仍在进行资金与人口相伴的大移民，也是「支书躲了」现象之一种。威权主义集团经济上的自利性要比人类任何已有政治制度（形式）当中的自利性都要强，并且在这种自利性的背后是他们在政治伦理上不得不与人民为敌的逻辑性推力。此状如阿尔瓦•维克多在《没有盟友的联盟：拉丁美洲进步的神话》一书中给「寡头集团」下定义所说，「这些寡头组成了一个真正的特权阶级，他们有判断尊卑等级思想和种族观念，而且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注七】
无论是威权主义整个体系还是高级寡头集团，其在政治伦理破产之后的与人民为敌之必然固可采取如「维稳」与「维安」那样术语与程式变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导致个体人格问题的凸现。也就是伦理破产更宏观，人格堕落更微观。此种微观性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已经予以深刻批判的日常生活的表演性，「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注八】。在我看来，这种日常生活虚伪作为固然以荒谬真理毒化了社会，但中毒最深仍是公权力体系大大小小的构成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但要在荒谬真理中行事还负有秩序维持的政治压力【注九】。其压力之大，导致了两个情形：其一是公职人员的自杀率高于全社会的自杀率，也高于底层社会（作为自杀多发群体）的自杀率；其二是多数公职人员必然性地选择了第二信仰，尽管他们法定的信仰只能称其为政治理想或曰亚信仰。
亚信仰形式绝对为统治集团的名义性意识形态所反对【注十】，但就是在威权主义之前的极权主义宪法里面，无神论掌权者们也说尊重信仰，至亚信仰形式普及之际，这个巨大矛盾显示出来，造成了必然的社会分裂。社会分裂的代价一部分确实是如官员自杀率高于平民自杀率那种情形，但是，其逻辑结果或曰政治伦理之必然则是正常社会（建立）意识的扩散，此为公民社会的「非教育因素」，相当于市场是千百万人意愿汇聚那样的情形。在更现实也是一个「短期」政治周期内（如习近平政治十年），这种多元扩散导致的后果如此：尽管意识形态管控其针对公职人员加强，但这种管控不具有收缩整个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看家的本领」实在是看了家的！
三、忍受暴力：转型社会的公民代价
多元扩散社会信仰与统治集团的政治伦理破产相伴，必然使之产生强烈的制度焦虑。制度焦虑太过巨大就会呈现暴力化趋势，暴力化趋势旨在维持荒谬真理之下的秩序。首先是政治语言方面的暴力化，比如官办媒体上会屡屡出现狠话或标题，街头标语（口号政治的最直观形式）也会恶毒化，如「重拳」、「坚决」、「亮剑」之词汇高频使用。与官方语言暴力化相伴随，一些直接与社会公众接触的政府行为也会暴力化如城管殴打小贩、警察枪杀（伤）无辜，等等。无论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武器）暴力，它们都是威权主义从极权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负资产。在创新（如开放公民社会自发生成）无力，也可能是恐惧创新（怕公民社会形成后清算其政治罪恶）等情形下，威权主义就更偏好往回看。之于更现实的当下，习近平政治名为「不割裂两个三十年」，本质则是向毛主义退守。这种退守既是创新恐惧也是创新无力，更可能向软性法西斯蜕变。
语言暴力作为法西斯（纳粹）政治构成元素，其存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左翼极权主义政治的现实性软暴力具有逻辑联系。比如说，在第三帝国语言中的「惩罚性袭击」【注十一】与今日中国官媒暴力色彩最明显的「重拳」可以比照。尽管「中国政府再出重拳抗击雾霾」作为修辞表达显然引喻失义，但它确实是重要官媒重要报道的标题。至于现在几乎看不出暴力性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喜大普奔」，也与纳粹的专用词汇「国家庆典」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的第三个个性显明的专用词汇「炫/扩展」，即便不与「亮剑」、「坚决」直接比较，也与「坚决贯彻」、「深入开展」可相对照。在纳粹语言暴力与中国当下语言暴力的比较中，不能忽略一个逻辑性环节，其为左翼极权主义政治里秩序维持的极端化。在我看来，米沃什所详细描述的让左翼极权主义政治不敢忽视的扎根于民众的强大力量【注十二】之存在形式，如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其被打击的情形如同今天「破坏市场」乃至于对创建政绩目标的「省级文明已生成」造成损抑的「不法商贩占道经营」，完全是一样的被仇视目标。并且，如此之类的打击在「重拳」与「亮剑」之语言暴力外，更呈现出现实的暴力性。
更为现实的暴力性不代表公权力方面有多么强大，而是其整个政治伦理神俗不兼容的反映。最简单地说，它是无可奈何之举。受这种暴力直接伤害的人当然有权自卫，但作为无奈且普遍的现象，却是公民不得不承受的转型成本。转型时间愈短，公民承受此种暴力伤害（包括语言暴力之人格伤害）的成本就越小，反之亦然。这里面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全球民主新形式下的社会激进化很可能导致小概率事件的革命化，因此,引来成本巨大但时间较短的规模性公民社会的出现。还有，在暴力程度无从减低的情况下，人民采取「忍无可忍还需再忍」的行为方式忍受，但与公共权力体系的伦理距离更加遥远，以致在公权力负出真实的道德努力时也会受到人民的漠视。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比如说，在已往的悲惨事件出现时，网上还有规模性自发哀悼，而时间离得很近的乌鲁木齐车站暴力事件与广州车站暴力事件，规模性自发哀悼并没出现。
结语：三个现实性指标
从政治情报学角度看，正是由于伦理极度疏远，才会出现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大陆一些公知被动员起来发言的情形。此种被动员引发了尖锐的批判，如余杰对几位人士的「点名道姓」【注十三】。然而，在道德批判之外，这个公知现象至少说明三点问题：第一，全面性知识陈旧，对全球民主激进化的恐惧实质上是没了解全球民主的新形式，其如对太阳花学运的和平终结及此后另外形式的台湾社会抗议认知与预测无力一样；第二，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政治理论体系还不够了强劲，仍需持续的知识价值之积累，这个过程或快或慢、或顺或挫，但体制外精英的自启蒙与互启蒙均显不足；第三，伦理上清醒仍是严重短板，在任何形式的激烈批判之外，新的政治伦理学分析以及与这个分析一致或曰作为行为标准的简单伦理支点仍未初步建立。
基于以上三点，在诸多「支书躲了」的社会政治现象中,如网络公知「越位」代言政府立场未尝不是「支书躲了」的一个最新版本，培养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学至少应当具有以下三项可操作性：
其一，隐含意识形态内战色彩的敌对性伦理争执，要在现行公共制度框架内采取必要的反击，比如说，借助法律程序而行的「个案反对」。在这个「个案反对」成功之后，再展开它的一般意义。
其二，体制外知识精英暨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不分知名度大小、理论成就高低）的特立独行，即在个体生活细节上也是「反对派」。这尤其要在米沃什指项（向）的日常生活虚伪化的社会大环境下，立场明确地对抗「荒谬真理—秩序维持」的既存体系衍生出来的个人行为。不服从既存的生活秩序比不服从既存的政治秩序显然更具道德说服力,它颠覆了「荒谬真理—秩序结构」里一个伪命题即个体的人往往是有愧于时代的，相反，本真则是时代往往是有愧于个人的【注十四】。
其三，循序渐进的理论生产暨知识价值积累。这需要体制外知识精英将知识批判放诸道德批判之上，尤其要与整个体制形成有类于美苏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庞大生产暨积累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回应或发动文化内战，而旨在为应对本文上面已经涉及到小概率规模化社会变化之后的公民社会建立之理论需求。因那种情形的出现已不再是「支书躲了」的伦理性讽刺场景，而是用什么来弥补「支书躲了」之后的政治伦理空白的问题。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初稿，八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二〇一四年五月一日文章《中国崛起的规模效应和世界意义——专访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第十一版〈特别报道〉。此为《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系列采访之（四），采访记者:玛雅（中信集团《经济导刊》常务副总编）。
[二]福利压力，是两年前我创造的一个学术术语。最初以学术形式表达见于《论「顶层设计」（下）——福利压力下的危中之机》一文，载于《零八宪章月刊》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形成概念定型见于《「求欧洲」是可能的吗？——就业危机、治安混乱、福利压力三角关系观察》，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
在狭义层面，福利压力是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来，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必须承担公共福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此后各国仿效，国家福利责任就成了一种普世原则；国家富裕的时候，承担庞大社会福利开支的问题不大，但若经济下行、财政吃紧，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广义的福利压力，则是政府在无法直接削减国家福利支出预算的时候，会采取变相增加税收的方法来对付。这将意味着企业用削减工资支出来抵销增税压力，从而使就业者的自然福利会被削减。政府也会以争取和平红利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压力，即降低战争风险而减少军费开支，使这部分预算可转移到正常福利开支方面来。
[三]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报道；同[一]报三月二十五日转刊，《大陆网民对「台式民主」感到失望》，第十三版〈海峡两岸〉。
[四]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文章《中国新动向：安全第一》（作者：韩咏红）；同[一]报四月二十九日转刊，《「安全第一」成中国新动向》，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其环境论述如此：「『维稳』强调的是维持秩序、『防乱』，会将正当维权与人群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维安』的思路是保护国土与生命财产等的安全，面对社会组织活动，要求关注其动机与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视其为威胁。」
[五]有关国安委在立法程序方面的高层权力博弈情形（揭秘），可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四月号文章《张德江重挫习近平——红二代改革派领袖关键时刻援手》（作者：司徒云虎）。
[六]这类说法有许多不同版，但本处描述是该事发生后我到北京实地了解情况所听到的「街坊闲话」，是为北京市井阶层偏好政治议论的一个「前公民社会」情形。较为准确一些的评述可参见《看中国》网站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文章《彻解诺查丹玛斯〈诸世纪〉（五）》（作者：力千均），此亦为事后补叙的故事。
[七]转引自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下）》（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九百六十四页；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八]参见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汉译本，乌兰、易丽君译），第六十四页；乌易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
[九]完全日常化的分析即为米沃什作「还原历史」的细节分析，可参见我的博文《面对荒谬真理——米沃什著作〈被禁锢的头脑〉偶读》，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n）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网易博客版块首页推荐。
[十]参见日本《读卖新闻》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报道《中国富裕阶层掀起信仰热》（记者：铃木隆弘、竹内诚分别发自中国浙江和江西），同[一]报译介，《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十一]关于「惩罚性袭击」这个经典性词汇的诠释，可参见维克多•克莱普勒著《第三帝国的语言》（汉译本，印芝虹译），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印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
此后的「国家庆典」与「炫/扩展」亦在该书中有精僻解析。对于「惩罚性袭击」的国际效果，克莱普勒写道：「而第三帝国开张六年后，成为警察行动的德国内部的惩罚性袭击又被疯狂的世界大战覆盖了，这场大战在它的发动者心中同样是一种对遭受蔑视各国人民的惩罚性袭击。」
[十二]同[八]，第二百一十九页。
[十三]参见余杰文章《镜与灯——从中国「公知」否定「太阳花学运」看「他者的误读」》，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十四]关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哲理性论述，可参见拙著（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五页（单篇文章〈当时代有愧于一些人的时候〉）；拙著版本：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二]福利压力，是两年前我创造的一个学术术语。最初以学术形式表达见于《论「顶层设计」（下）——福利压力下的危中之机》一文，载于《零八宪章月刊》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形成概念定型见于《「求欧洲」是可能的吗？——就业危机、治安混乱、福利压力三角关系观察》，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
在狭义层面，福利压力是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来，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必须承担公共福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此后各国仿效，国家福利责任就成了一种普世原则；国家富裕的时候，承担庞大社会福利开支的问题不大，但若经济下行、财政吃紧，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广义的福利压力，则是政府在无法直接削减国家福利支出预算的时候，会采取变相增加税收的方法来对付。这将意味着企业用削减工资支出来抵销增税压力，从而使就业者的自然福利会被削减。政府也会以争取和平红利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压力，即降低战争风险而减少军费开支，使这部分预算可转移到正常福利开支方面来。
[三]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报道；同[一]报三月二十五日转刊，《大陆网民对「台式民主」感到失望》，第十三版〈海峡两岸〉。
[四]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文章《中国新动向：安全第一》（作者：韩咏红）；同[一]报四月二十九日转刊，《「安全第一」成中国新动向》，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其环境论述如此：「『维稳』强调的是维持秩序、『防乱』，会将正当维权与人群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维安』的思路是保护国土与生命财产等的安全，面对社会组织活动，要求关注其动机与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视其为威胁。」
[五]有关国安委在立法程序方面的高层权力博弈情形（揭秘），可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四月号文章《张德江重挫习近平——红二代改革派领袖关键时刻援手》（作者：司徒云虎）。
[六]这类说法有许多不同版，但本处描述是该事发生后我到北京实地了解情况所听到的「街坊闲话」，是为北京市井阶层偏好政治议论的一个「前公民社会」情形。较为准确一些的评述可参见《看中国》网站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文章《彻解诺查丹玛斯〈诸世纪〉（五）》（作者：力千均），此亦为事后补叙的故事。
[七]转引自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下）》（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九百六十四页；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八]参见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汉译本，乌兰、易丽君译），第六十四页；乌易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
[九]完全日常化的分析即为米沃什作「还原历史」的细节分析，可参见我的博文《面对荒谬真理——米沃什著作〈被禁锢的头脑〉偶读》，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n）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网易博客版块首页推荐。
[十]参见日本《读卖新闻》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报道《中国富裕阶层掀起信仰热》（记者：铃木隆弘、竹内诚分别发自中国浙江和江西），同[一]报译介，《封建迷信在中国官员中大有市场》，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十一]关于「惩罚性袭击」这个经典性词汇的诠释，可参见维克多•克莱普勒著《第三帝国的语言》（汉译本，印芝虹译），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印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
此后的「国家庆典」与「炫/扩展」亦在该书中有精僻解析。对于「惩罚性袭击」的国际效果，克莱普勒写道：「而第三帝国开张六年后，成为警察行动的德国内部的惩罚性袭击又被疯狂的世界大战覆盖了，这场大战在它的发动者心中同样是一种对遭受蔑视各国人民的惩罚性袭击。」
[十二]同[八]，第二百一十九页。
[十三]参见余杰文章《镜与灯——从中国「公知」否定「太阳花学运」看「他者的误读」》，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十四]关于时代与个人关系的哲理性论述，可参见拙著（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五页（单篇文章〈当时代有愧于一些人的时候〉）；拙著版本：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