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以来，公共知识分子(以下或简称公知）成为高频度热词，在新浪微博之上，围绕各种意识形态话题和热点事件，最常规的争论往往发生在公知与五毛（对官方网评员或者维护官方立场的网友的一种贬称）之间，双方缠斗多年，表演精彩。不过，针对公知的质疑并不仅仅来自于五毛阵营，一些同属自由化阵营的网友，同样也对公知颇有不满，而诸多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评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让公知及其支持者大惑不解，也使得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呈现复杂化的态势。
其实，这一争议并不始于微博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标签或符号出现于大陆意识形态版图的一开始，争议也就随之出现了。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公共知识分子50人”榜单，可视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流行之开端。《南方人物周刊》此举，不出意料地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如《解放日报》随即就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也存在另一个方向的质疑，如任不寐就以“规则的重建——简评公共知识分子事件”、“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致信王怡(转载)”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在任不寐看来，“5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不断降低公共低线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丧失了对最重大的公共事物发言的能力”，从而，“‘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我由衷地为这一天感到羞愧。我难以想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怎样能够在公共领域已经破碎、文化英雄系于监狱、学术作品东拼西凑、写作语言避重就轻的情况下，走上领奖台。”
事实上，无论是官方的警惕还是民间的质疑，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现象。在前30年的传统极权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被体制彻底垄断和管束，社会空间被彻底取消，也就没有任何公共领域的想像空间，公共知识分子云云，也就无从附丽。随着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引入，民众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消费自主，催生了诸如市场化媒体、网络平台等相对脱离官方直接控制的空间，一些有别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性表达逐步涌现，其中的活跃表达人士，就成为了《南方人物周刊》等市场化媒体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也必须看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的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并未改变极权体制本身。体制依旧以党的领导和维持事业体制等方式，直接掌控着教育、科研、文化、媒体等领域，即使是消费自由所带来的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平台，也同样不出这样的掌控，如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南方人物周刊》，本身即属于党报集团。也因此，在这样的空间之下的公共言论，必然是有限的，无论是自我审查还是被审查，都必然会出现任不寐所言的对“最重大的公共事物”的回避。
也因此，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有三种可能的评价：较为乐观的看法来自围绕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平台而逐步浮现的自由化群体，在这个群体看来，随着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空间的自主性将渐次增强，与此同时，体制的控制也将渐次松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将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汇聚起来并促使体制作出回应，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将扮演核心关键的角色。换句话说，即使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一个渐进可持续的进程也依旧可以展开，并最终带来想像中的转型。应该说，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的特定时代氛围下，这一乐观看法得到了相当强劲的支持，也赢得了相当多的期待，并通过微博这一新兴平台得到了一次爆炸性的扩张。以致有朋友戏称，如果只看微博的话，在公知们的带领下，中国已经无数次地走进了新时代了。
对这种看法的反对则来自两个方向：在当局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所标榜的公共性或者独立性，挑战了党领导一切的正统意识形态，并可能进一步削弱体制的权威，侵蚀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故必须加以警惕、防范乃至打压，此后十年的各种作为，即由此而来。而在任不寐等人看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可疑的，在官方依旧掌握着学术、文化、媒体界的情况下，能够为公众所接触到的发言大多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也因此，那些没有在榜单上的人如刘晓波、张祖桦、陈子明、余杰、胡平……等人，或许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也入选50名公共知识分子的王怡，就尝试列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来对此加以回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没有对体制的根本质疑，所谓的转型是可能的吗？
距离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十年了，不得不说，上述乐观看法并没有获得现实进程的印证。在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同时，体制也没闲着，由于体制依旧保留了几乎原封不动的资源攫取能力和社会控制手段，体制也就占有了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大部分成果，这一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体制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相反。
体制进一步强化对各领域的控制带来了多重的后果，首先，体制强化而不是削弱了对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控制，尤其是体制本身的一致性，无论是充满公知色彩的谌洪果，还是充满异议反对意识的张雪忠，都成为了体制的排异对象；其次，这种强化控制，反向刺激了对体制具有根本质疑的异议反对思潮，要求重新正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并将之看作是转型之必需。至少从话语的层面，“激进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最后，曾经受到新兴社会阶层和体制自由化力量支持的渐进改良图景，则越来越陷入到了上述双面夹击之中。但凡对微博兴起以来的话语论争比较了解的人士，都不难看出公知现象呈现出某种盛极而衰，将之仅仅归咎于五毛的攻击乃至官方的打压，其实是相对片面的。
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因此被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体制所直接控制的部分，不妨称之为党知，一是附着于极权下有限市场化空间的部分，也就是所谓公知，而另一部分，则是被体制所压制排斥，以某种地下方式呈现的部分，不妨称之为异知（异议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个相对连续的光谱，个体知识分子或许具有双重光谱，但是，这一区分应该能够大体反映市场新极权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现状，也是既维持极权体制又包容市场化的自然演化逻辑。在笔者看来，这一逻辑指向的，依旧是体制不断强化控制，而其结果，除了进一步刺激异议反对思潮的上升，原本盛极一时的公知现象，还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