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芮成钢（右）与21世纪网的周斌等传媒人接连出事。
 
 
 

央视的一连串名人落马事件震惊了国人。尽管原本大家对此也有预期，但一旦东窗事发，那一个个声名显赫的电视精英们，被曝出种种违法，甚至还有桃色想像夹杂其中，整个舆论为之沸腾了很久。最近的一次高潮，是芮成钢被传言乃是因为“特务”行径招祸，可能判死，这立刻又点燃了大众的政治索引能力。

接力而来的是南方报系旗下的21世纪网，因涉嫌“新闻敲诈”，其高管被警方一锅端掉，一度还传出该网站被註销、员工遭遣散的消息。这一类财经媒体，无论新旧，似乎都有此原罪，或者说是诱惑，很难有能抵挡得住的。尽管也有声音进行了一些讨论与质疑，但举国上下基本上还是对该媒体骂声一片。

一个是国家电视台，一个是市场急先锋，在新政面前露出如此丑态真容，引发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的媒体怎么了？二，中国的媒体怎么办？

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媒体的来时路。1949年之后的中国媒体，有三个历史渊源，一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报人传统，是为“文人情怀”；二是中共延安时期以来的媒体经验，是为“党管媒体”；三是改革开放睁眼向外看学习西方同行的成绩，是为“专业主义”。

这三者，在此前一二十年中同时存在此起彼伏：例如一直被卷进漩涡的“南方系”，就是很具备第一种情怀的媒体集团；但是“文人问政”的传统在2008年后日益不见容於当局。在官方明确反对“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民粹主义被反複利用，南方系被贴上“汉奸”标籤，已经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后继乏力。

时间上未必完全前后，但逻辑上与此相关，“不空谈政治”──因为那有风险，“只谈经济”──因为这既显得专业又很能来钱，财经类的专业性媒体在此背景下崛起，一度也是风云际会，各逞精彩。

可惜的是，媒体的大变局来的太快，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刷新了传播生态，曾领风骚的各种媒体纷纷堕入困境，只因为通过做出好内容吸引受众然后再吸引广告的传统盈利模式崩盘了，其本质是对资讯内容的生产垄断权消失了。这样的经济困境，倒逼各种媒体去“转型”，有的媒体转成地产商了，有的媒体转成电商了，有的媒体卖“315晚会”，有的媒体卖“舆情监控”，有的媒体专盯明星，有的媒体就专盯公司。说到底，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在大变局中看到了真正的出路，而是纷纷以手中残存的一点权力与资源，进行最后的利益交换.这其中会产生各种违法腐败，就毫不为奇了。

眼看传统媒体大权旁落，新兴媒体又变化无穷.“党管媒体”的法则出场，一方面重回直接用钱包养媒体的路子，另一方面则花点辣价钱切入到新媒体生态中去，打造自身的新媒体高地，同时也摸索新媒体的管制之道。上海报业的重组，与澎湃新闻的横空出世，大体上就是这两种思路的综合。党管媒体逻辑与力度的周而复始，充分说明了当下中国“体制回潮”的现实。

本专栏曾撰文，讨论过媒体人共同体远不如法律人共同体，没有与公权力之间的明确分野，没有精准理性的职业规范，更没有基於共同价值观而铸就的共同话语体系。其结果就是，尽管能在局部时空内出现一丝特例，但整体上仍然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成为公权力的附属品。这就是中国传统媒体及媒体人面临的最大困境，他们曾经以监督权力鼓呼权利为己任，但到头来却发现理想破灭，而当想要“退则独善其身”时，又惊恐地发觉，如果不是去干点歪门邪道，这个行业只怕已难养命！

出走还是留下来？出走，往何处去？留下，是不是得同流合污？这些问题，正在折磨着最后尚未作出决定的那群中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