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勇照片
公交车从城市这端开往那一端，有时开出城外。这车上曾有过许多往事，而今已渐渐要被遗忘。我要把它当作那满载着希望和期待驶向四方的邮车，常常想象一番若在另一个时空，自己将何去何从？似乎多有裨益，因为你将知晓他人的可贵和自己的有限。这样的幻想有时存在于恍惚之间，你多么渴望：有时能够逃避开自己的时代和将自己彻底浸染的文化，哪怕仅仅是一个瞬间。你需要超然物外，在一片喧嚣中定入禅境。虽然悟性有限，但的确存在某些不可思议的瞬间，仿佛并不属于这一世：你忘记了一切，你的整个生命沉浸在一片无形的芬芳之中，当那些瞬间降临之时，你忘却了自己身在何方、何世？身为何人？
该如何讲述，
那路上的光阴？
点点滴滴洒向远方。
星河空自期待，
这茫茫人海，
可同谁人念念不忘
那落寞的旧日？
沿着车窗望出去，“茫茫人海”一词，并非文艺性的修饰，这座城市生活的真相如此。无论窗外景致如何变化，其气息却单调——喧嚣、焦虑，乏善可陈。也许要奔波上一整天，才能与某位友人谋上一面，或者完成一次嘱托，甚至经常完不成。这并不愉快，却也毋需为之焦虑，那更加得不偿失。你的宿命早在几百年前便已刻下，大可在这奔波中等待并享受那瞬间芬芳感悟的降临。这种奔波可以比作跨越南北的迁徙，想到这种迁徙只需要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时，会教人冒出一种荒唐的幸福感来。在一天操劳之后向归处去，当黑夜渐渐降临，努力搜寻一番月亮何在？不失为一桩乐事。找到她并不轻易，因为你平日里基本没有将她放在心上——你并不关心她的升坠盈失，那与你似无瓜葛。想起童年穿过野地，月光如洗的往日，些许忧伤会模糊了车窗外的视界。这里的月色灰蒙黯淡，完全被城市的灯火掩盖，几乎无人还在盼望着她的盈满，星河亦不再因她的缺失而浩淼。在昨日和今日之间，存在着两个世界、两个时代般的巨大鸿沟：一个离我们如此之近，却毫无存在感；另一个仿佛早已逝去几千年，却仍教人不停地去回味。偶尔念起流传千古的诗句，譬如“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有时竟然会觉得茫然不知所云：那些场景早无法重现，往日的珍贵情感已被如今的尘世扫荡。它因何打得动人心，又因何流传得下去？在当代城市里早已找不到答案。
有地方可回，哪怕遥远，破落，你是安稳的，这安稳建立在经历过许多举目茫茫无亲，不知何处安身的夜晚之后。我曾想要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被巡逻的协警叫起来，不由分说要带走。连忙挣扎，一边谎称说自己是和家里人吵架不愿回家，叫他们看在我戴眼镜的份上相信自己并非流浪汉，才幸运地躲过一次被收容遣送。后来境况渐渐发生了改观，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个美国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去那里在长沙发上躺一夜或者路过讨杯水喝，会被笑脸相迎。除了在火车站上，有时会遭冷眼拒绝之外，这两家企业象大洋彼岸的朋友送来的礼物，并让我们相信，农耕时代那些简单朴素的情感，并不一定会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而消失，人的未来并不一定需要以过去的财富为代价。
这座城市的生活和其它地方没有太大区别，尽管人潮汹涌，人们的社交范围却小得可怜，就算在此地终穷一生，所交往者不过寥寥，知音更是难觅。这畸形的城市并不向人们提供开放与自由，地理上的藩篱虽已破碎，人心的藩篱却越筑越高。这藩篱是对权势的膜拜和对弱势者的冷漠，是对他人和公共责任的丧失和对自己的自卑，贪婪不义可以横行其道而公正仁慈则举步维艰。人和人之间相互防范和拆台，是吾国社交生活的基调，在这被称为首都的城市，则变本加利。但仍有一股独特的魔力，召唤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人们渴望着从这里得到某种东西，年轻人们在这里逃避故乡的人情是非，逃避父母试图强行为他们定夺的人生道路，哪怕这里的生活紧张而焦虑，蝼蚁不如且看似一生永无出头之日。魔力究竟来自哪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很难解释得清，这蝼蚁不如的生活中孕育着自我的觉醒，人权和个体价值的真切体验——人不再是家族或者某个党派、企业的附属品，个人的意志不再是某个集团意志的延续和分支。尽管畸形、冷漠，城市正在培育一群独立的个人，一种新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正在被这群被称为“屌丝”亦以此自嘲的人群所召唤。
这里春秋常有乌云雷电，妖风阵阵，刹那间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大白天日价，忽然伸手不见五指。掺杂着砂石的妖风能把人卷跑。坐在公交车上，我亲眼见过一个女孩，被妖风困在十字路当中动弹不得，她蜷缩着，紧紧地抱着临时交通灯的杆子，但妖风还是将她的挎包吹跑了，当她松开一只手刚想要在风中打捞自己的挎包时，整个人便被刮翻在地上打起滚来。每逢妖风起时，会有人叹息：“它又从中南海出来了……它又要回中南海里去了……”表面上一派井然的街道秩序背后，无情的权势在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与这井然秩序相比，我更爱那些混乱肮脏的地方，比方郑州：肮脏、混乱，走出郑州火车站，地下通道里过夜的流浪汉们，排成一字长蛇阵等待着你，整个地下通道里弥漫着他们的腥臊味，很难教人愉悦起来。但他们没有被赶走，甚至常年在那里“安了家”，仅此一事，就要远远胜过那些貌似一派井然的城市。丑陋的，反而变成了优美的。井然的，反而变成了丑陋的。
一九九零年，当陈君宴彬乘了公交车路过天安门广场时，他抛出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一掷。那一年，他与张亚飞等一干青年创办了地下刊物《铁流》。多年以后，提起这刊物的名称，陈君仍耿耿于怀于自己当年狭窄的眼界和单薄的见识。的确，这“铁流”一名革命文艺味十足，并无多少创意。刊物旨在为一年前的学运正名，第一期已顺利刊出，在各高校秘密发行，其时陈君正忙于散发第二期。他刚在广播学院散发完毕，准备回家。
散发刊物，说起来似乎是件轻松事。现实是：这是确凿无误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证。因此，所有的编辑、印刷、散发等工作，俱在严格保密之下进行。第一期顺利散发之后，政治警察正在四处排查搜捕他们。但他们自信自己拥有足够的智慧、才干和热情来和政治警察们周旋，并在这种周旋中将“革命事业”越做越大，直到最后胜利。
“第二期也快散发完了。”在公交车上，陈君感到轻松鼓舞。只剩下最后一把传单没有发出去，他正在琢磨到哪里去散发这些传单更合适。不知不觉汽车从天安门广场路过，马路上人来人往，车上拥挤、窒息，人们拼命地想要为自己挤出一丁点呼吸的空间，没有人在意身边的别人究竟在干什么。窗外熟悉的广场，往事历历，如在昨日。“为什么不把传单撒在这里？”他不知不觉把攥着传单的手从车窗外伸出去，一松，传单纷纷落叶般在汽车尾流中旋转，人们在风中跳着、追着捡那些传单。那一瞬间就象将他一生切开的利刃，一丝喜悦过后紧接而来是……另一生。
公交车没有向前，一拐弯直接开进了附近的广场派出所（那派出所我也进去过，在他们的椅子上受了一夜审问）。乘客们被要求挨个下车接受盘查，等了将近两个钟头，终于轮到年轻的宴彬。
“他们问我：‘刚才车上有人撒传单，你看见了吗？’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什么？有这种事？谁呀，这么大胆？敢在这撒传单，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车上人太挤，我啥都没看见。’后来他们记下我姓名、学号、地址啥的就放我走了。当时还挺得意的，心想这么轻松就蒙混过去了，自己得意着呢！后来回想起来才明白，人家都把我放在最后几个来查，那肯定是被当成重点排查的对象了呀！”
几个月后，陈家来了几个人，自称是安全局的，找陈晏彬请他配合调查一件案子。他们想要进宴彬的房间去，宴彬说：“那是我小侄女的房间，别吓着人家孩子，你们上我房间去吧。”然后将那几个安全局的带进另一间不相干的房间。几个安全局的说话很客气，稍坐了一会之后，以打扰家里休息为由，请宴彬随他们一起出去。
宴彬强作镇定地走出家门，一边对父亲说：“爸，我出去一会，很快就回来。”
安全局特务也在一边附合道：“一会就回来，您先休息吧。放心！没事的！”
这一去就是十五年，父亲在他系狱期间去世。
我曾经住在属于河北的三河市内，一班远郊公交车发往北京城，顺畅的话，需要两个钟头可以到达东三环。车上时常险象环生，有拿刀子划口袋的，有喝醉酒寻衅的。但公交车是无辜的，甚至教人温暖。站台上的红袖箍和持枪拽犬的特警，并不因它而出现，它是我的公交车，我的朋友，没有睡够的时候，在车上补觉，亦是快事一桩。有时特警们会将一车人截住，挨个盘查，不教进京；或者为了围堵一位外国记者，层层设防。司乘人员们负有监视旅客举动之职责，他们会定期收到各种文件，要求注意车上各色人等，譬如上访的、系各色丝带的，维人、藏人或回民模样的，一旦发现，就向警方报告。一天我搭了那公交上北京去，身旁坐了一群五十上下的男女，面色阴沉凝重，一言不发。临近北京地界时，汽车停了下来，乘务员女孩站起身，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她用哀求的语调对那几位说：“叔叔大姨们，请你们下车吧。”但他们不肯下车，质问乘务员女孩：“凭啥不让我们坐车？”之类，女孩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一边继续央求。但那些访民模样的人并不领情，这世界有时令人难过，他们无法理解乘务员女孩的善良，反而认为女孩是在故意刁难他们。他们应该做的是下车，化整为零分头前往北京后再汇合，若再僵持一会，截访的就要赶来将他们悉数捉了回去，那时司机和女孩也无能为力。
时代的格局不知不觉中变得面目全非。你眼见正在发生的一切，和预见即将发生的一切，与过去的经验越来越不相干。在我们这剧变的时代，经验丰富成了刻板闭塞，被淘汰者的代名词。因为我们时代的剧变，远远不限于技术的剧变；社交格局的剧变所引发的情感、伦理乃至价值取向的剧变，远甚于技术手段。这些变化难以言表，有些教人痛心疾首，有些又教人欣慰。当秋霜渐渐爬上宴彬的鬓角，政治反对已经不再是二十五年前，属于少数胆大妄为热血男儿们的专利。为政治异见而必须承受惨痛代价的时代正渐渐褪去，一个由觉悟后的普通公民们主导的时代正在降临。这既是人本身的觉醒，亦是统治阶层彻底丧失人心的表现。令人百感交集的渐变中，原先许多教人钦佩，又不可或缺的人物，日复一日的渐变中光芒渐渐黯淡。原先需要付出巨大努力，需要坚忍不拔的品质和无私献身精神才能有所作为的事，如今已经有很多人可以去做，愿意去做，并且往往比前人做得更加出色。当前辈们被孤立成一个个荒岛努力坚持时，后辈们则在主流社会中摔打磨练，他们比前辈们更贴近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亦更容易接纳他们，使他们事半功倍。
宴彬二十一岁入狱，三十六岁出狱，当别人在奔赴前程的路上摔打时，青春于他而言是高墙电网，发霉的饭菜，乖戾的管教，江洋盗匪……以及……被砸碎在梦中的自由。他先后蹲过好几座监狱：专关高官的秦城——老一监、专关重刑犯的二监、所谓的模范监狱——全北京对待犯人最残酷的北京监狱。在每一处监狱，他都是抗拒改造的典型，为一丁点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由和尊严豁出性命，好几次离黄泉路仅在咫尺之间。
我坐了公交车从三河到北京，又从北京回三河，有时在北京友人处盘桓十天半月，那房子不大，留着一间空屋子，以便有其他同仁需要，可以到那里落脚。在那几年里，这样一处有空余床位的房子，虽然地段偏僻，却也非常重要——每年总有很多异见界同仁想要到北京来，这些人往往潦倒且孑然一身，只要不嫌交通不便，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虽然简陋，却也能做到米面常备。屋子大部分时候有人住，时间久的有赵常青、侯文豹、徐伟和王文江。如今，投身政治异见事业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已越来越小，这种屋子存在的意义也越来越无关紧要。不过，那里仍算得上是个安乐窝，至少就那几年而言。当地民风淳厚，物美价廉，警察从未打扰过我们，房东亦未有找过我们的麻烦。
在早些年，除了极少数国际知名的人物能做到不愁吃穿之外，异见分子这一头衔，意味着穷困潦倒，这是除了政治迫害之外，必须付出的另一代价，对家庭和个人的创伤，甚至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甚。我的长兄孙立勇系澳洲“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的创办人，平日里靠出卖苦力为生，在澳洲当个建筑工人。笔者虽从未见过他，但一直视他为我的大哥，我一生的楷模。后援会自2005年创立已经坚持了整整十个年头，每当募集到一些款项，便寄回给国内的受害者家庭，钱虽不是很多，而急难中的人却视为珍宝，这切实的关怀，带给生活在恐惧、困窘、屈辱与无助中的受害者家庭巨大的温暖和慰藉，远远超出金钱本身的意义。
他每日工作十、十二小时或者更多，在时薪制的工地上。后援会每年度都有一个既定的援助计划，募不到足够的钱，他就将自己的苦力所得赔上。从国外向国内寄回一点钱，人们很难想象其中需要花费多少周章。譬如在这些工作中一个非常微小的环节，他先需要打听到受害者家属的联系方式，这事有时候会顺利，而大多数时候却需要费好一番功夫多方打听。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位家属，在电话中倾尽一切温情宽慰对方，象对待自己挚爱的亲人一样关切着对方每一个细微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说话的内容和情感，以赢得对方的信任。不妨设想一下我们自己便是那活在恐惧、不安和无助中的受害者亲属，教我们如何才能相信一位来自海外的陌生人来电？
他每一次都能做到赢得信任，寄出那并不宽裕的善款。一天下午，我在回三河的公交车上迷迷糊糊睡去，忽然手机响起，半梦半醒中接通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那头问：“喂！你是欧阳小戎么？我是派出所的，一会你到派出所来一趟！”那声音机械、生硬而古怪，我尚未睡醒，脑子“嗡”一声先一片空白，来不及分辨真假。那时徐伟出狱不久，搬来与我同住，作为一名重点监控对象，司法局、安全局等部门都在四处寻他下落。莫非是那些找徐伟的人上门了？好几个应对方案一齐涌上脑海，甚至有些乱了分寸：先不告诉徐伟，自己一人去会会派出所的，探探他们的虚实？要么为我们的合法居住权和他们据理力争？或者先回去和徐伟商议，再作定夺？正六神无主当口，电话那头声音变了，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嚷嚷道：“小戎！是我！我是你孙哥啊！”
被他吓了一跳，却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嗔怪他的感觉，反倒是一种温暖的幸福感在心底弥漫开来。原来昨天我托他为一位孤苦多病的出狱政治犯筹募一点善款，作为春节慰问，我自以为离过年尚有时日，他寻募到善款应该会好几天。不想他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办妥了此事，然后打电话给我让我放心，顺便拿我逗逗乐。
声音浑浊、粗厚，教人心头一酸，奇妙的酸意，不是伤怀或同情，是淡淡的喜悦和幸福。当那声音在你耳边徘徊时，你知道自己正在和我们时代里最优秀的人物来往，他们很难在聚光灯下崭露头角并赢得大众的瞩目，但在你心中，他们胜过那些万众瞩目者百倍，是你人生前行的目标，更是你前行的力量之源。他们让你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和距离，并长存谦逊与反躬。
孙立勇行事一向如此，若有人相托，他必倾力为之，为了每一个细节穷极心力，未曾有过半句诉苦报屈，一丝乖戾燥郁，半句怨言厥词。象是来自彼岸的芬芳，在淡淡霉味的车厢里，冲散着嘈杂和沉闷。让你从一个梦境落入另一个梦境，二者旋又在转瞬间消散无踪。那梦境还会再来，当你沉睡时，从天边飘过你窗棂，用那些幸福瞬间，抚慰着你的一生。
有时，他会在工地上受伤，澳洲严格管理制度下，严禁负伤的工人出工，那些时候他会烦闷地呆在家里思念他的工地。听说有一个刷白灰的活计，据说是工地上的高级工作，时薪高达三十澳币。“小戎，你来澳洲吧，我给你在工地上找个刷白灰的活，那活我干不了，我眼神不行……”我问他：“你现在的工作能拿到多少薪水？”他正在干搬运的活，扛着钢材水泥袋之类的东西爬高上低，一个钟头能拿到十二澳币。但是几个月后就会涨到十五甚至十八澳币，能坚持下去的话，明年或者后年有望拿到二十甚至更多。未来似乎相当值得盼望。不过一切还得看经济形势，遇上经济大幅度衰退，可能连工地上的工作都保不住，那也不必担心，还可以回去干刚到澳洲时的老本行：搬家，每小时也有八块澳币可拿。前几年，每次他都要和我提一遍刷白灰的事，仿佛是提起了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新耶路撒冷，平静、悠长，期盼和淡淡的惆怅——“我眼神不行”。
我与宴彬有时会同搭公交车，他于零六年出狱，和年迈的母亲现学几天手艺，便在路边摆摊卖起鸡蛋灌饼来。他的饼用料实在，服务更是热情。其他摊贩舍不得本钱用豆油，而他用花生油，光香味便将周围比了下去；若是做糊了之类，顾客不满意，他马上扔了重做，以示失败品再不卖给下一个。不几日便生意兴隆，过路上班族们排起长队，几小时不散。但这灌饼摊生意却未能好好做上几天，不几日几个痞子寻衅，要砸他摊子，因为宴彬到“他们的地盘上”来做生意，没打点过他们。宴彬便与几个痞子厮打起来，片刻功夫，做生意的家什砸个稀烂。打了一架之后，灌饼摊是无法再出了，他又干起买菜的行当来，在菜市场做蔬菜批发生意。宴彬做生意信奉诚信互惠，曾经有美国学者认为，商业文明的精髓，与农耕时代的道德本是一脉相承，二者并非我朝庸俗的道学先生们想象中的相互冲突和毁灭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北美在十八、十九世纪迅速从农业主导的社会转变成工、商业主导的社会，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大量事实资料。
宴彬平日里称美勤俭，是故做起生意来，也崇尚公平互惠。他的菜从河北进货，进时精心把关，出时从不短斤缺两，更不以次充好，于是在附近零售小贩中口碑日隆，生意一帆风顺。不想波折又起，贩菜生意做得不长时间，宴彬有事分身，便将菜摊托付给伙计看管，那几日内，伙计们又是掺水，又是烂菜压底，好菜铺头，各种坑招一齐上阵，待等宴彬忙完事回来，辛苦积累的口碑已坏，生意一落千丈。
“陈晏彬是我最信任的人！”孙立勇尝言。这情谊在狱中结成，我们监狱之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场面。在一九九零年代初，孙、陈二人因相似案情被捕，虽然曾经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狱中的政治犯们很难碰头，促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原因非常简单：同一身份！在狱中，政治犯与刑事犯们混合关押在一起，为防止政治犯们相互通气串联，狱方的基本策略是将政治犯们尽量分散关押在各队，因为队与队之间的犯人们被禁止来往。即便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这样大量关押的地方，政治犯们仍旧显得人单势孤。北京范围内而言，很多监狱里政治犯只有寥寥数人，甚至整座监狱里只关押一位政治犯，出了北京，则政治犯们更加稀少。他们的命运，除了以死相抗之外，往往只剩下另一种可能：任人宰割。团结一心，同气连枝，是政治犯们在狱中少受非人待遇的根基。在二监，有政治犯受了管教虐待，其余政治犯凡闻讯者不问缘由，一律绝食抗议。在这些绝食活动中，孙、陈二人堪称中坚。类似的抗议，往往由他们发起并由他们坚持到最后，这些举动自然会招来对他们本人的进一步虐待。那些虐待内容名目繁多，花样复杂，若是一一详尽描述出来，堪堪一部酷刑大集锦。有些是“固定套路”，譬如脚镣、电击、束缚椅、小号……还有一些系狱卒创作，用各式刑具，因时因地作出花样，教人瞠目结舌。就说其中最常规监小号：二监据说是北京管得较松，条件“相对不错”的监狱。其小号大约有不到三分之一个平方米大小，被关在里头只能倚墙蜷缩而坐，底下是一个送饭铁窗，顶上是有个通风铁盖子。白天，狱卒们将通风口关上，没有空气流通，墙壁上挂满水珠，闷湿难耐；夜间又将铁盖子揭开，将子变成一个烟囱，穿堂风自下而上彻夜不息。关在小号里，周遭人影断绝，时常被戴上镣铐，每日在其中孤苦煎熬，是以在小号里被关疯了人屡见不鲜。孙立勇、陈晏彬皆系小号常客，成月甚至数月地蹲小号，对他们来说不过家常便饭。其中更值得赞叹的是：他们遭受此番境遇的缘由，往往是为其难友抗议。并且，孙立勇警察出身，按照狱中不成文的规矩，公检法出身的犯人，只要自己不“闹事”，在狱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特殊关照”，日子要比其他犯人轻松很多。而陈晏彬出身高级军官家庭，若只图明哲保身，也不会比其他犯人遭受更多虐待。
数不完你
那坎坷的前路，
刻在往生的石柱上，
有多少毫厘，
已经差池？
百般轮回后，
在这尘世还存留下几多梦境？
还请你，用今生，
去挥别一页又一页。
“我在里头还养过狗呢！”宴彬似乎有些得意，“有这么大个！”他比了个西瓜大小，“我给它养得那叫一个肥哟！”但很快脸色又归于平静，好象是意识到那并不是一桩多么值得吹嘘的事。
那是他刚进监狱的第一年，似乎还颇受“优待”。监狱里的犯人可以养宠物，听起来有点荒唐，不过当人们告诉那里面还有海洛因和色情服务时，我相信对那些在里面“日子过得不错”的人而言，养条狗不过是小菜一碟。而他的“好日子”却没过几天，一个不可调和的难题必须面对，这一难题只存在一方让步的可能，而不存在双方妥协。
“我要读书。”他说。“但他们不让我读书，我心想这将来十几年要是不能看书，那我十几年出去就成废人了啊！要是花一年的时间来和他们折腾，换来十几年有书读，值了啊！”于是他开始绝食，要求读书，有时吞铁器，不停地把自己往死里折腾。然而这一开始折腾，便是贯穿整个牢狱生涯的基调，无论转到哪个监狱，宴彬都是反改造的死硬分子，他吞食起铁器眼睛都不眨一下，为了最后一丁点残存的尊严，以命相搏。多年以后，宴彬转到整个北京境遇最为艰难的北京监狱。那里没有政治犯难友；没有洗澡；没有象样的医疗条件，医务室里哪怕是一丁点感冒药都捉襟见肘；猪狗不如的伙食一顿二两；狱卒们肆无忌惮地虐待犯人堪称全北京之甚……在北监，宴彬吞了铁勺子，简陋的监狱医院根本没有能力将勺子从胃里取出来，宴彬疼得死去活来，若是当晚无法取出那铁勺，他很有可能活不到天亮。如此一来，他所抗议的对象，要付看管不力之责，饭碗难保。狱卒们只得连夜将他送去监狱外的正规医院。为他手术的是位女医生，听说是为犯人动手术，她颇为好奇地打量宴彬，看不出宴彬的脸上有甚麽坏人的迹象，便违反规定悄悄问一句：“犯的是什么事？”答道：是六四的学生，判了十五年。
“我要是动手术，切开你的胃，以后会给你留下后遗症。你要是能忍得住，我用镊子把它慢慢拽出来，你看怎么样？”女医生继续轻声问。
说起在狱中的场面，宴彬从来侃侃而谈，一副戏虐姿态，仿佛那些苦难，象是在玩过家家游戏一般。唯独这一次，他脸上肃穆起来，虽然刚刚年过不惑，他眼角已略有了些皱纹。皱纹们在眨眼间轻轻颤抖，在悲伤中变得柔和。把勺子从胃里沿着食道拽出来，比吞下去要难受何止百倍。但那一刻却是温暖而平静的，甚至教人禁不住想念和回味，或者企盼时间就此停留下来。人世百般浮沉，象风一般快速翻过的幻灯片，我们心中还有彼岸，遥不可及却又似在眼前。
一九九一年，陈晏彬因主编地下刊物《铁流》被捕，获刑十五年，在相似政治案件中，他是受迫害最深的一位，但却不是最先被捕的一位。在宴彬被捕一年前，前警察孙立勇因主编地下刊物《萌芽》被捕，获刑七年。之所以比宴彬先一年被捕，不是因为他的反侦查能力不足，恰恰相反，他警察出身，反侦查能力极强。警方寻他不着，便四处骚扰他的亲戚朋友。于是孙立勇主动投案，慷慨赴刑。
二零零四年，历经离散苦楚，世情寒暑之后，孙立勇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庇护，终在异国他乡过上自食其力，相对平静的生活。尽管阅尽人世万般苦楚，并被那些苦难深深刺伤，简单平静生活仍非他所求，至少并非他最要紧的追求。
“在我坐牢的时候，日日夜夜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女儿！”他平时里嗓音粗豪浑厚，并时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作此语时语速却凝重缓慢，声轻色伤。当一个人沦为政治犯，其困境却需要由整个家庭来承担。这些苦难首先是家庭失去支柱后所导致的巨大经济压力，但经济压力并不足以使一个家庭解体，真正的压力来自周遭社会对待这破败家庭的态度。在那些时代，“反革命”家庭在思想和情感上遭到主流社会的严重排斥，这排斥心态主要源自对红色政权的恐惧，另一部分则来自附炎趋势之徒们的欺凌和冷眼，还有至亲的不解甚至反目。对施暴者来说，他们施暴之后，并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之处，至少不会认为有多大不妥，因为苦痛不需要由他们来承担，这些人中极少有能自省其疚之辈，哪怕是一丁点换位思考；而对承受者而言，却是迥然另一重天地，他们承担苦痛却既无申诉之所，更无出头之日。施予与承受处于完全不对等的状态，无辜的承受一方需要承受起暴行引发的一切后果，而粗暴施予的一方则无丝毫顾虑。
“我想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明白，他们的父兄，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牺牲。他们不是疯子和傻子，更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我们的骄傲。”
每当有人政治犯被捕，孙立勇都要花费大把大把时间，去宽慰那个受苦难的家庭，尤其是那个家庭中的孩子。二零零七年，杭州吕耿松第一次被捕，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还剩下一位失业的母亲和一位正在念书的女儿吕飘旗。吕耿松系狱期间，凡遇吕飘旗上线，他便扔下其他所有事：“飘旗上线了，小戎我要和她聊一会，不跟你说了。”当他吐出飘旗两字时，粗豪厚重的嗓音温和起来，仿佛那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每逢此时，总教人不禁联想多年前他在小号里，想念自己无人安慰的女儿的情景。
他每日的活动内容大抵如此：出工、后援会募捐事宜、抚慰受难者亲人。受难者家庭的需求远在后援会募捐能力之外，而计划又往往会在执行中扩大不断，导致善款时常捉襟见肘。逢着这些时候，孙立勇便拿出自己辛劳所得。为多挣些辛苦钱，他需要每日更加辛苦劳作，一身劳累回到家中，又尽心尽责操劳起后援会事务来。后援会虽然是个纯人道民间机构，所有善款除了人道用途之外，别无它图，但国内恶劣的政治环境，时常令受捐者们心存疑虑，很多受害者家庭不敢接受捐款，尤其是来自国外的捐款，或者存有深深的疑虑。孙立勇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苦难，对受难者及其家庭的心态体察入微，他需要在每一处小小的细节，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用温情慢慢打消对方的疑虑和戒备心理。我时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辛苦募来到善款，被受捐者拒绝。那确实是一桩教人烦恼的事，为了一丁点善款，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和热忱。而经孙立勇送出的善款，几乎从未被拒绝过。
他教我如何才能把明信片寄到监狱中，需要在明信片上写上“好好听干部的话”之类。对系狱者而言，那上面写着什么都不再重要，能收到故友只言片语，即是莫大的慰藉。年轻时我查阅林昭女士的资料，见有她的右派朋友刘发清寄来的信，让她“好好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中来。”那时我尚年幼，对此颇为不解，以为刘发清已经变心，成了当权者的说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不这样做，信根本不可能到得了林昭手上。在那与世隔绝、音讯杳无的牢狱之中，得知故友尚在，人生还能几件事比之还要值得欣慰？
人世的逻辑之于孙立勇，不是自己想要如何？而是他人需要自己如何？我深信我们那遥远的祖国，她深深地爱着我们，远远胜过我们爱她。她派下自己最优秀的儿子，在通往她的道路上迎候我们，做我们前行的高标和楷模。一九九一年，陈晏彬十五年的判决材料被摆在自由民主党诸位同仁面前，这些人中有一些曾与陈晏彬有过一面之缘。自由民主党是继续向前？还是就地解散？向前则必将重蹈陈晏彬之覆辙！象是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力，又一批人朝着宴彬前进的方向而去。
宴彬的地下编辑部坚持了一年多，他生长于军队大院，自小耳濡目染行军之道，外加聪慧要强，自己摸索出一套反侦查之术。他们的团队悉数由部队子弟构成，其中尤以陈晏彬、张亚飞最为积极坚定。次年案发，虽在社会上没有造成多少反响，然因涉案者均为中高级军队干部子弟，中南海颇为震动。据称有掌重权者指示：此案涉案者均为不谙世事之“自家孩子”，只要他们认个错，便从轻发落。涉案诸位大多写了认错材料，很快放回家去。唯有张亚飞拒不认错。身为案首的陈晏彬见状，亦拒绝认错，因为他认为张亚飞系受自己动员而来，因自己而遭此祸端，身为案首，不能扔下兄弟自顾脱逃。于是掌重权者怒，张亚飞、陈晏彬重刑加身，分别被课刑十一年、十五年。
宴彬深知这十五年若浑浑噩噩，此生将就此沉沦。监狱内可供学习的条件十分恶劣，需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充电。难友中若遇稍有学之辈，他必谦恭求学。他曾与一位经济犯同囚，此人经济学博士出身，混迹证券界多年。宴彬向他求学多年，获释后靠小本买卖，攒够开户薄本，开始做起期货经营来。他行为谨慎，擅长判断人之才干优劣，一旦意识到某人在某个领域内优于自己，便谦恭求问，殷勤好学。期货市场阴晴不定，满眼风波，他小本经营，竟能勉力维持，在风波中飘摇数年而不败。
与宴彬热衷于在险道上谨慎前行相反，孙立勇爱的是稳健扎实的道路，那种可以预判到自己努力会得到何种收获的道路，在这类道路上，他毋需过多担忧自己粗豪率直的性格。所谓事在人为，他所关注和重点援助的对象，基本属于那些受尽苦难，却鲜有关注者。他很少热衷于在热点人物背后鞍前马后，你若向他提起某位默默无闻，却历经磨难的受害者，他必倾心相助。后援会是在我经历范围之内，最了不起的海外人道团队。他们没有任何正式机构背景，从不包装和拔高自己，凭藉一片热忱，多年来勤勉不辍，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受害及其家庭服务，从未有过任何索求。世间万般终将归于衰颓，而高贵的精神将成为永恒不灭之荣光。它超越世上的一切厉害和功名，甚至超越个人之生与死。我们的生命本无任何意义，其一切意义皆靠我们的行动来填补。
多年以后，世道人心正在发生着不可预测的深刻变化。社会在呼唤着新一代拥有完全不同才华和眼界的人们投身到为这个国家争取人权与自由的伟大事业中来。又一代人很快呼之即出，他们全新的行为方式和才干，将过去的几代人远远抛在身后。那些历经苦难的旧式异见分子，不仅被身边的主流社会边缘化，并且正在迅速地被反对运动本身边缘化，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过去——如果他们不去努力紧跟时代的步伐并努力向后辈们学习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话。为政治受害者发起的募捐活动，其力度远远胜过孙立勇他们的后援会，过去需要孙立勇和他的同事们穷极心力去奔走的事，如今已经趋于日常化和专业化。
这变化令人悲喜交加，喜的自不必说，悲的是为等来这一丁点微妙的改观，一转眼已是好几十年。但无论如何，在这变化中你听到祖国正在向自己走来的脚步声。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身背重负，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停歇，但我们仍需向前，那里有我们和来生定下的契约。
我不慕繁华的颜色，
我不慕恬适的异乡。
那东逝的大江，
何时变得浑浊？
南风又吹来远行的别离意，
衔泥的乳燕，
你的身影
早褪进故纸书页当中。
还能请谁
做我路上的歌者？
黄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