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充满信心，他绝不会同意这一统治正在进入“残局”的判断。相反，他“不信邪”，一定要为中共创造“中兴”的局面。
不过，“中兴”是需要条件的，不可自说自夸或闭门造车，以为所谓“顶层设计”可以再圆行政型计划经济的黄粱大梦。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
在理论方面，习近平墨守成规，其“自信”建立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之上，而这种“理论”的成果，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成为“中兴”之大忌。
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十多年，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他的授课情况.他说自己“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二○○四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这虽然是件小事，但细想想，很有意思。
马克思学说源於西方，现在中共力图屏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联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神圣”，吹得天花乱坠，孰知它其实很脆弱，经不起同国外的马克思学说流派碰撞。中国大学课堂上可以讲人权和民主，中共御用学者可以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对其或限制或歪曲，或批驳或抵制，然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却经不得风雨，清晰地反映出中共理论的贫乏。
理论的贫乏，折射出政治上中共维护其一党专政的信念及粗暴施政，致使中共逐渐失去民心。不过，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惯性尚未消失，而改革开放若能够真正在经济中深化，进而向政治领域伸展，倒也可以为“中兴”之梦带来希望。
习近平的行动戳破自己的梦
然而，习近平热衷於作梦，却也不惜以他的行动断送他的梦想。
习近平当政以来，其所作所为的主旋律，是改变毛邓之后集体领导之常态，集中权力於他一人之手，其突出表现，一是反腐败，一是以“四个全面”勾画其“中国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佈局”，实际的大手笔，是所谓“一带一路”。
中共腐败之严重无人可以否认，中共高层在社会共识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敛，其权力斗争借此展开，而习近平以“打虎”而制约“垂帘听政”式老人干政，也有其合理性，於是，反腐败轰轰烈烈，取得进展。
但是，中共腐败的特色是垄断权力。“红二代”将权力私有化，以世袭方式进入政界、军界和商界为最大腐败。权贵集团吞噬财富，权力为第一要素，而习近平反腐败，同样作为其权力斗争的手段，矛头指向党政官僚机器，被其视为政治上有威胁的“红二代”权贵也会有所涉及，不过，广泛揭露的贪污受贿及滥权罪行，与红色权贵弄权敛财的手段根本无法相比。
经济中的困境则为增长放缓，其背后，是增长的“奇蹟”之中不可避免且迅速蔓延的产能过剩。党国专政下的市场经济，产能过剩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而消解，就要拼命寻求国际市场，而出口遇到麻烦，就动“一带一路”的心思。
从乡村书记起家的“红二代”
习近平欲为“中兴”之君，以“一带一路”施展他的抱负，无可厚非。然而，国内经济中市场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对外国企业的排挤性规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这种对外以国家行为、以钜额资金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俨然前三十年国内计划经济实验的国际版，其实风险极大，而严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为其背书。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作说明，他历数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在所谓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上徘徊多年，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下决心承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即使如此，看来习近平其实还是不愿意轻易放松党国对市场的控制。
习近平曾在浙江当政，而浙江乃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之地。不过，他在赴任浙江之前，先是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然后担任县委书记三年，再到福建，从市委、地委到省委，为官七年。或许，这位从乡村书记起家的“红二代”，固然对农民生活有瞭解，对民营经济有接触，而从农村干部到各级党政机构的磨练，特别是其中的专制与弄权，看来对他更有影响，熏陶更深。
毛泽东起家於农村割据，啸聚山林的“山大王”经历无可避免。他感念张闻天为“开明君主”，但他得势后便显露霸气，根本学不来张闻天的开明。习近平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视而不见民众对公民社会的向往，而对市场经济，则以计划经济思维予以曲解、扭曲，这对他的“中国梦”，实乃不祥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