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在2015年《炎黄春秋》杂志第6期以《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讲了她做统战工作面对的人和事，特别讲了她与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的交集。通过她与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的交集可以看到，她对知识分子是热心的，也是真诚地想通过统战的方式与知识分子交心、交朋友。她对知识分子是温和的，热情友好的。是一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像得特别美好的人。”一句话，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公认的好人。
陶斯亮是有良知的人，也是希望党好的人，党好，就要对知识分子好。对知识分子好，是衡量党是否有良心，也是执政党成功执政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就是要把那些知识分子拉进党的身边中来，为党做事，为党服务。通过为党做事，为党服务，达到为社会做事，为社会服务的目的。陶斯亮的想法是好的，她做方励之、金观涛夫妇等人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党的统战工作的宽容与包容。结果却是方励之到美国、金观涛夫妇到香港。也就是说，她这样一个好人，做的统战工作也并没有取得最佳的效果。她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才能让知识分子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呢？她并没有给出答案，她也没有答案。那些长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人，能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吗？统战向知识分子施以恩惠，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是具有尊严的人。何况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知识分子，都领教了统战的厉害。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统战政策没有遇到互联网，统战的工作还能做下去，还能取得成效，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对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还能进行下去吗？她自己也有这个疑问：“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在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一统江湖已经成为过去时，已经没有现在时，更没有将来时。各种民间意识形态在互联网都占据了一定的空间。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大V已经成为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官方意识形态正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权威主义、左派、右派、新右派、新左派等都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爱国主义，也只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互联网自由，给人们重新选择价值观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伯林说，你供奉一个神，就得放弃其它的神。供用伯林的话语逻辑推导着说，选择了自由主义，就得放弃其它主义，比如，选择了民族主义，就得放弃自由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爱国，如果爱国是指爱国土、爱人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话，这样的爱国主义，还是能够聚拢知识分子的。但如果把爱国与爱党爱政府爱意识形态的主义联系在一起，那还真难把知识分子聚拢在一起。她话锋一转又说：“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因为统战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对知识分子讲战略战术，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将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阴谋，等同于引蛇出洞，尽管陶斯亮本人没有这个意思，可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这样想。知识分子需要的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是宪法35条里的言论自由落到实处。知识分子就想说个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就没有地方说理。谁破坏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谁就没有办法聚拢知识分子。谁破坏了言论自由，谁就成为知识分子的敌人。知识分子的敌意不会在爱国的方面凝聚，只会在破坏宪法言论自由的地方凝聚。问题的关键在于，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条款经常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被破坏，所以才招致了知识分子的憎恨与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