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否定世界有敌我矛盾的存在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一味将社会的一切矛盾冲突置于敌我二元范畴中思考，总是从“敌对势力”的阴谋中寻找事物冲突的根源，铺开社会矛盾的解说，同样违背事物本来的面貌与性质，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纵观人类历史，将社会矛盾置于“敌我二元思维”模式具有几方面表现：其一、由于历史条件及人类认识的局限，在资源与人口矛盾的冲突中，一些人顽固坚持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就是处于为生存的敌我争斗中，你死我活是矛盾的持久斗争状态。这是自然演进下形成的自然型敌我意识；其二、囿于历史与自然的双重局限，在意识形态教化的阶级斗争的逻辑推演中，使敌我二元上升到理论信仰的高度而顽固主导一些人以此分析一切社会问题，进而将一切社会冲突归咎于敌人的阴谋，敌对势力的作祟，即阶级斗争教化下形成的灌输型敌我意识；其三、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改进与提高，那种敌我二元分析社会的模式的狭隘与危害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普遍走向警惕、放弃敌我二元思维时，有一些人在理性认识上也否定敌我二元思维，但由于现实利益与人性软弱的驱使，他们明明知道许多社会问题并非敌我矛盾所致，但仍屈从于权力或利益的需要而坚持用敌我言词来解说社会的各种冲突，即功利型敌我意识；其四、为了个体、部门、组织或集团的利益，无视事物本质，扭曲社会矛盾，人为制造社会敌我二元对抗现象，以达到对外恐吓对手与对内整合自身之目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人为制造敌人的行径，一则以证明自身信奉理论的正确与逻辑的自洽，再则为现实制度的存在与延续寻得依据，为自身合法性缺失获得救济，这种敌人意识就是主动造敌型的敌我意识。在这种主动制造敌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制度对“敌人”的依赖、需要。当“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需要时，社会就完全沦陷在逆天背理，拐离常识，颠倒是非，混淆善恶，无视法纪的野蛮、原始状态，最终事实上连“我”自身也被殃及，从而真正体现着“没有幸免者”的天条。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由于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局限，而形成的一系列偏颇甚至极端化的理论，如其中最具代表的性的“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促使人类陷入自相残杀的深渊，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霍乱，因此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至今仍在延续。人类何以在文明发展到现代仍会沦陷入“敌我”意识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要想看清这个问题，有必要从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资源困境及其寻求解决之道的偏失下，一步步将“敌我意识”推向精致与极致，进而衍生出系统性的“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的历史源流中来探讨。
一、何谓“敌人”
“敌人”，百度百科解释为：1）企图使某人或某事受到损害，或企图推翻使某人某事遭到失败的人；2）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维基百科解释为：（简称敌）是一群人对立场与自己敌对的另一群人的称呼。敌人是相对的，敌对双方都可以称对方为敌人；敌人的反义词是我方、友方。由这些解释可以看到，敌人就是一方威胁、危害另一方的存在与发展。其实，它不一定专指人，如自然灾难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也常被称作“敌”。应该注意的是，“敌人”这个词并不是个价值判断，即它不是道德评判上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不是法制意义上的罪与非罪，也不是通常价值评判的是与非。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状态描述，仅仅表示一种威胁、对抗的形式。
“敌人”一词内含着主观意识与客观行动两方面。主观意识上的“敌人”，缘起于恐惧，恐惧源自权利已经被侵害的记忆，或正在受到侵害的痛感，或可能面临侵害的威胁。由于对可能威胁的预测，难免有错判与假想的成份。所以敌人就有根据过去与现在的事实而真正判定存在的敌人与主观认识上的可能的敌人。但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而或可能的敌人，一旦某人或某团体产生了这种敌人意识，就会表现出相应的态度，从而与被认定的敌人形成一种对抗。当这种对抗进一步转化成现实的行动时，就是一方以阻止或消灭另一方作为解除“敌人”恐惧的条件。这就从主观的敌人意识走到现实的客观对抗与谋求消除或规避敌人的行动上。
“敌人”的存在与区划，从心理意义上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对内凝聚自我。因为有“敌人”的威胁，故有“我”存在、发展的困扰，要克服这种困扰就得自我团结，同仇敌忾，就得搁置内部分歧、争议及利益矛盾而一致对外，就是有内部讲团结、顾大局、求和谐，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互相作出小的牺牲与让步，以维系团体力量，增强对敌人斗争能力。所以“敌人”的存在是自我力量的强化剂、凝聚剂；其二、对外威胁、打击“敌人”。敌人固然是自我存在、发展的威胁，同时敌对区划后，“敌人”自身也必受到我方的威胁，尤其在自我强势与主动进攻情况下，对“敌人”的区划与定性就必给敌方造成极大威慑力，形成恐吓、打击“敌人”的强大态势。从社会角度而言，“敌对”的存在会促使社会产生强力依赖与强力崇拜，形成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军事化暴力应对管理机制，从而为极权专制打下社会基础。
二、人类生存焦虑下的同类为敌
自有人类以来，因生存资源的困境及其由此引发的争夺就与人相伴。早期人类在面对族群间以争夺食物为主的生存资源的相互争战中，会形成三种结果：其一、强者消灭弱者；其二、强者驱逐弱者；其三、强者降服弱者。而其中驱逐应该是古时一种最主要的形式，也即是弱者逃离强敌威胁，另谋生存栖息之地。这种驱逐下的逃离应该是古时人类大迁栖的一大动因，而前提是地球尚有可供迁栖之地。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地球日益被开垦，地球地域的有限性日益暴露。1492年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后，虽然暂时为欧洲人口增长压力找到新的迁栖之地，但也实证了地球有限，锁定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使人类最终看到自己生息之地的面积与资源局限，也由此将人类迁栖逃避强敌之路断绝，从而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矛盾，激发了人类深远的生存焦虑。这种焦虑在神主宰世界的信仰下，人可以通过交托给神安排而求得内心平静。然而，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并相继为后来的观测证实，这在科学上是个里程碑，但在人类精神上将人在宇宙中心是神的唯一宠儿的神圣意识击碎，使人降格为自然人，这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冲击是极其巨大的，为后来唯物主义无神论兴盛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此脱离了交托给神安排的精神依靠，而不得不完全由自己来面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困扰，这样人的动物性中求生争夺意识就不断激发起来。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东西方先贤从不同角度对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矛盾作出求解。1793年清朝洪亮吉提出人口以数十倍增长而房屋、田地只能几倍增长，“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 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针对这种田地、房屋增长速度没有人口增长快情况，洪氏提出的解决之道“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意言》之中的《治平篇》) 到了1855年-1856年汪士铎就人口与资源问题提出：“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乙丙日记》卷三）。“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世乱之由：人多”（《乙丙日志》卷三）。针对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问题，汪士铎提出解决之法：“首先溺女之赏，贫户不准生女。民之清修为僧尼者赏，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男人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犯皆斩立决。”，“以威断多杀为主，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乙丙日记》卷三）甚至汪士铎都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
与清朝洪、汪同时代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学原理》，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即：2，4，8，16，32，64，128等）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即：1，2，3，4，5，6，7等）增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5）人口每25年翻一倍。针对这对矛盾，马尔萨斯提出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中国人汪士铎提出通过战争“多杀”、处死“作乱者”来节制人口与马尔萨斯将战争作为人口与资源矛盾调节方式，以及他们共同都提到节制下等（劳动人民）生育而允许优等（贵族）生育的节育主张，可以看到东西方在面对人口与资源冲突上求解的殊途同归。同时我们应该警惕地看到，这里不仅为人类竞争提供出了理据，而且为战争找到自然规律的口实，为所谓优等人战胜、消灭“劣等”人的种族歧视与仇视同类提供托词。在这种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方式中，已经崭露出了与人为敌，同类为敌，弱肉强食，优存劣亡的原始野蛮规则，潜藏着人类因自然资源有限而相互为生存超越人伦底线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意识。
三、“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的“敌我”二元本质
在人类实证出地球空间有限情况下而产生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矛盾的时代焦虑中，东西方人口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求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课题上，并且将超越人伦底线的战争、绝育、瘟疫等也作为人类不得已的调节人口的方式，从而为人类互相争战、互为敌对提供起了极其危险而违背人类伦常的学理依据，但是当时这些思想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系统性的高度，更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历史准则。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围绕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物进化问题，提出了更为精致而系统性的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自然领域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由此而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至今的发展。
1848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在这里阶级斗争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而阶级又分为先进的、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与落后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先进阶级消灭另一个或一些落后阶级，而资本主义将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因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国际性、联合性、彻底革命性等等阶级优势，他们在自身先锋队带领下，“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即宣告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逻辑，最后推演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先锋队统治全世界的必然与正当。这个推论本质上就是将人类人口增长在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中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其他阶级，而最终全世界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来统领，从而达成消除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实现无阶级统治社会的目标。这套理论事实上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为“我”，而将其他一切阶级为“敌”，来推演出灭敌兴我的客观必然与社会正义。
在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推出后，自然领域达尔文于1859年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即最适者生存的学说。他说“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而大量毁灭。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 《物种起源》第三章 生存斗争）“如果这样的变异确能发生（必须记住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为多），那么较其他个体更为优越（即使程度是轻微的）的个体具有最好的机会以生存和繁育后代”，“任何有害的变异，即使程度极轻微，也会严重地遭到毁灭。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做“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 《物种起源》第四章 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作用全在于保存在某些方面有利的变异，随之引起它们的存续。由于一切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所以每一地区都已充满了生物；于是，有利的类型在数目上增加了，所以使得较不利的类型常常在数目上减少而变得稀少了。地质学告诉我们说，稀少就是绝灭的预告。”（ 《物种起源》第四章 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 新的、改进了的变种不可避免地要排除和消灭掉旧的、改进较少的和中间的变种；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了。每一纲中属于较大群的优势物种有产生新的和优势的类型的倾向；结果每一大群便倾向于变得更大、同时在性状上更加分歧。但是所有的群不能都这样继续增大，因为这世界不能容纳它们，所以比较占优势的类型就要打倒比较不占优势的类型。”（《物种起源》第十五章 复述和结论）达尔文这种关于自然领域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斗争，对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矛盾问题的解决提供起一种思路，即优等的民族自然享有繁殖扩张的天然优势，而劣等的民族自然将被历史淘汰。
这种社会领域阶级斗争与自然领域生物进化学说的核心是围绕资源有限与物种（或人种）必需竞争而展开，提出优（在社会领域为先进阶级，在自然领域为优良品种）胜劣汰，弱肉强食，优秀品种（或先进阶级）有存续发展权，而别的落后阶级（劣等品种）就应淘汰的理论。这种社会与自然领域通过先进（优）与落后（劣）区分成“敌我”，并赋予他们相互斗争下“存与亡“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进化论与阶级斗争说的本质相通性。对此1860年12月，马克思首次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做出评价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 1861年1月，马克思在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再次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致费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人民出版社，1974.P574-575)。汉娜.鄂兰说：“正如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极权主义起源》第十三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阶级斗争说与生物进化论中的“敌我”优秀（民族）与先进（阶级）区划与最终胜利的论述，后来进一步演化到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方面。他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社会里也起着支配作用。人类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个人和低能个人之分。劣等的、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淘汰。他还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预。
这种阶级斗争说与生物进化论及其之后的融合，为极权主义来到世界并兴盛为祸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敌我”意识下的“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祸害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阶级斗争与生物进化学说日益融合下，在敌我二元意识的主导中，形成了“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的极权主义理论。作为极权主义典型代表的阶级先进说（即社会由不同阶级组成，阶级中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阶级统治消灭落后阶级是历史规律）与民族优秀论（人类由不同民族组成，民族有优秀与落后低劣之分，优秀民族统治消灭劣等民族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演化成以纳粹德国为核心的德日意邪恶轴心，挑起以消灭劣等民族为主旨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布尔什维克为圭臬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极权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1936年纽伦堡纳粹代表大会和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中制定并确定《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德语：Die Endl sung）和《东方总计划》（德语：OST Generalplan），这两份计划书系统的阐述了纳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种族主义计划和政策的基本纲要，涵盖被纳粹所视为的“劣等民族”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计划。《犹太最终解决方案》规定了德国对这些地区所有所谓“最劣等”的犹太人的年轻人成为免费劳动力，其他的则必须被“肉体消灭”。《东方总计划》规定了其余的占中、东欧地区超过5000万人口“劣等”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等民族的75%将以各种手段被屠杀和迁移至荒芜地区，余下25%的斯拉夫居民将被“日耳曼化”，并将他们当作为纳粹所谓“高贵民族”免费工作的免费劳动力奴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被禁止受到任何教育，甚至不能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这种民族灭绝性计划下，纳粹德国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整个日尔曼民族卷入战火，而且在战争中从平民到军官都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以清剿“特务”等名义逮捕处死，就是最后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戈林，仍被希特勒视作叛国罪，将其逮捕。希特勒在自杀前的遗愿中仍声明，撤销戈林的所有官职。
纳粹德国在推行种族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世界因该战死亡人数，据维基百科统计公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欧非战场约占三分之二，欧非战场死亡人员中的三分之一是死于纳粹集中营或是被纳粹集体屠杀、虐杀的，占二战中遭交战各方刻意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总数的80％以上）。7000万人按死因可分为三类：一是死亡的军人；二是死于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三是死于战争相关原因的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军人死亡人数合计约有1800多万（不含死亡的俘虏）；死于交战各方刻意杀戮的平民和战俘大概也有1800多万（其中80%以上死于纳粹德国之手）；而死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则在1500－3000多万（这个主观性比较强，看所在国怎么划定相关原因的范围了，中国和苏联等国后来都大幅调增了各自的死亡人数，正因如此二战死亡人数便有了5000万到7000万的变化）。
与此相应的在阶级先进说支持下的共产极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极为深重，仅从现已陆续公布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短短的几年统治就可见一斑。1975年到1979年的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柬埔寨红色高棉夺得政权，就有占当时全国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约200万人因迫害、屠杀、劳累、饥饿等而死于非命。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年1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红色高棉的恐怖执政》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5/02/content_8049776.htm）
至于苏共统治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大饥荒、大清洗与劳改集中营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1932至1934年间的大饥荒，特别是生产粮食与肉类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哈萨克等地区，由于政府大量强制收购，普遍导致饥荒与饿死人的情况，乌克兰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脱离苏联后乌克兰政府根据历史记载统计，当初饿死的人可能达到一千万，占人口三分之一。1936年斯大林发起了全国大清洗运动，在大清洗中，当年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创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余五位全部被判处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审判的托洛茨基；大清洗期间，有数百万人被逮捕、枪决、判刑、流放。后来公布的记录显示，斯大林本人亲自签署了大批死刑判决。比如1938年12月12日一天内，他就签署了30份同意判处死刑的名单，上面有大约五千人。莫斯科市处决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562人；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苏联军队。有四万多名红军军官被清洗，大概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五名元帅中三人被枪决，集团军15名将军只有一人幸免，67名军长中60人被处决；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83人被逮捕甚至处决。1939年，原内务部长叶若夫本人也从政坛上消失，1940年4月被枪决， 罪名是“无根据地镇压人民”。 从1929年到1953年，苏联共有1400万人被送入劳改营，还有六七百万人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另有四五百万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基地。根据一项档案研究，从1934年到1953年共有一百多万人死在“古拉格”，这还不包括因服苦役期间所受虐待而在劳改期满后死亡的人。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独裁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另据俄国历史学家统计认为，斯大林镇压人数的下限是2,200万（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 ，上限是6,600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统计）。 （《王康：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南方周末2007-11-07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49）
以阶级先进说鼓动的极权主义实践，究竟给人类带来多少灾难，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还远没有到可以算清的时候，仅据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的厚达800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记叙共产极权所在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就导致了一亿左右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拉美15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上述数字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6500万更多，大约在8000万上下。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4000万。
从这一组组淌着鲜血的数字我们看到，人类在敌我意识主导下，祭出“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而引发的祸乱，给近一百年的人类所带来的灾难触目惊心、罄竹难书。然而，在当今世界仍然有些国家顽固坚持这种敌我意识下的“阶级先进说”与“民族优秀论”，通过不断挖掘“敌人”，制造“敌人”，挑起事端，进而掀起一波波阶级专政的打压运动，或民族优秀的歧视运动，严重侵害着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危害着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值得人类高度关注与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