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二代，绝大多数都是习近平、薄熙来式“父辈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愚蠢、凶残而自私的角色，与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现代理念格格不入。能够从功名利禄、红尘滚滚中抽身而出，甚至与中共政权一刀两断、背道而驰者，寥寥无几。以六四屠杀为例，最支持邓小平开枪杀人的，是数十名元老及其家族。而因六四与党国机器决裂的红二代，据我此前所知，只有当时的副总理吴学谦之子吴晓镛。吴晓镛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值班编辑，毅然签发揭露大屠杀的英文新闻稿，于当天早晨六点二十五分，向全世界发佈六四屠杀的消息。六四后，吴晓镛为此承受了四年的苦役，也连累父亲仕途终结。二十五年之后，吴晓镛接受香港媒体访问，对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
当我读到罗瑞卿的长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时，才知道还有第二位值得尊重的红二代。罗瑞卿长期是毛身边的红人，一度掌控军队实权，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毛和林彪。文革之后罗瑞卿复出，罗宇也进入总参谋部担任主管军备的大校处长。若他与军中红二代同流合污，如今大概也能熬成解放军三总部主管或大军区司令一级的风云人物。六四枪响，当时在海外负责军购的罗宇拍桉而起，不是共产党开除了他，而是他开除了共产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从拥护到怀疑，到彻底抛弃，用了半生时间。文革之后，我想这架机器是出了问题，但还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后，我知道根本没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彻底砸烂，我无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则就会被它吞噬。共产党是架可怕的机器，它无情地吞噬着敌人，也无情地吞噬着自己人。”这段话，何其真挚、何其沉痛、有何其勇鋭！
大染缸中，谁能洁身自好？
由于罗瑞卿位高权重，罗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中共权力核心的诸多秘辛，以少年人的敏感与单纯，捕捉到不少外人难以想像的细节。一般圈内人的回忆文字，欲说还休、点到为止；罗宇中年以后在欧美自由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早已是心灵自由的“圈外人”，加之他性格直爽、口无遮拦，书中许多臧否人物的段落，读来如同品味麻辣川菜、大快朵颐。
罗宇笔下的红朝文武百官，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对于朱德夫妇和周恩来夫妇，罗宇有一番比较：“在我心目中，朱德两口子和周恩来两口子就是不一样，要说慈祥可亲，都慈祥可亲，可就是不一样。”究竟是哪些地方“不一样”，他没有明说，但周恩来夫妇的谨慎、伪善和柔媚，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反之，罗宇从小就叫朱德“老爹”，少年时曾跟随朱德乘坐专列外出视察。朱德性情随和，跟大家一起用膳，与毛泽东出行时戒备森严迥异。文革后期，罗宇陪同劫后归来的父亲去见朱德，朱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头脑还清楚，对罗发牢骚说：“你看现在，成什麽样子，这么大的国家就一家子管了？”可见，朱德虽然一直对政局保持沉默，但内心对毛重用江青、毛远新非常不满，大概他知道这是跟罗最后一次见面，才说了一句心裡话。
在中共高官中，罗宇评价最高的是胡耀邦，胡耀邦与罗瑞卿在战争年代有过亲密合作，罗宇多次在胡面前以后辈身份“大放厥词”，胡亦耐心倾听。然后就是习仲勋，一九八七年邓小平整胡耀邦时，习仲勋不同意，说耀邦是好人，一句话得罪了邓小平，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深圳、广州。直到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週年，习仲勋才获准进京参加庆典。活动完后，习仲勋请友人吃饭，没有一个当官的，同桌是胡耀邦夫人和罗瑞卿夫人等，习仲勋的遭遇是胡夫人亲口告诉罗夫人的。如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他父亲的敌人。另外，罗宇对坚决反对六四开枪的赵紫阳和张爱萍也给予很高评价。而罗宇认为，最坏的高官是忘恩负义的倒胡干将薄一波，还有很多战场上的名将，是打天下的将星、坐天下的小人，如杨成武、萧华、黄永胜、刘志坚等人。罗宇与江泽民时代掌握军中大权的刘华清、迟浩田等人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更是熘鬚拍马、见风使舵的鼠辈，跟再后来的徐才厚、郭伯雄相差无几。
中国高层权力圈，是鳄鱼潭，也是绞肉机。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样、威风凛凛的高管们，幕后却像豺狼狗一样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对于这种诡异而冷酷的氛围，罗宇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体会。小时候他喜欢去杨尚昆家吃饭，杨是中办主任，伙食丰盛。但后来父母不准他再去，因为不愿让其他人感觉到两家特别亲密，他这才开始思考背后的奥秘：“中央这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係，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为什麽进城之后，大家的关係变得疏远了，只是开会时见面，去公众场合见面，私人之间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答桉只有一个：毛最忌讳高干们结成朋党、威胁到他的独裁地位。
作为列宁式的政党，中共逐渐形成一套适应自身的“体制”和“规矩”，有些是明文规定，有些是“潜规则”。位居顶层的高官们亦作茧自缚。比如，林彪在修养期间，研究医书，有一年突发奇想，说要“减压”治病，要去西藏住，因为西藏气压低，便给中央写报告。毛让罗转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罗宇感叹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他们这一级干部去哪儿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见，出将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怜。
军中太子党，军火走私商
若论及红二代所写的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文字，首推陶斯亮的万字长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深切共鸣。我父母那一代人，当年个个被这篇文字感动得泣不成声。后来，在八九学运中，在统战部任处长的陶斯亮因为同情学生，与部长阎明复一起被免职。
其次就是罗宇的妹妹罗点点的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桉》。罗宇和罗点点兄妹二人的作品可以彼此参照阅读、相映生辉。妹妹的文字细腻凝练，故事铺陈摇曳生姿；哥哥的文字天马行空，尤其是后来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所观察到的红二代贪污腐败之内幕，更是迄今为止罕见的透视解放军内部运作的宝贵资料。
文革后期，邓小平力排众议让罗瑞卿复出，一则是因为罗邓关係良好，经常一起打麻将，上海会议上毛签发空军司令刘亚楼临终前揭露罗的信件，邓只说了一句话“死无对证”。二则是因为邓需要在军中威望甚高的罗帮助稳定军心，特别是从汪东兴手中夺走指挥中央警备团的大权，如此才有可能斗垮华国锋集团。罗瑞卿重掌军中大权，罗宇也被安排到总参谋部担任要职。由此，与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王震的儿子王军、杨尚昆的女婿、赵紫阳的女婿等顶级太子党共事，发现了军中太子党原来是军火走私商这个惊天秘密。
罗宇在书中揭露，在两伊战争期间，中国一隻手卖军火给伊朗，一隻手卖军火给伊拉克。特别好卖的是大口径砲弹，中国兵工厂开足马力，二十四小时生产，仍然供不应求。保利从兵器工业部买来再倒手，中国自己的军队反而没有武器可用。空军好几个地空导弹营的装备卖给伊朗，什么都没有了，根本不成部队的样子。保利集团成了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家公司，数十亿美金的军火交易不受任何部门监管，任这群太子党挥霍。
中国一方面买落后武器给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又拼命从西方购买先进武器，六四前，西方还没有对华实施武器禁运，各国武器都要兜售给中国，经手人当然要拿天文数字般的回扣。军火买卖的收益，胜过印钞票和贩毒品。就连台湾向法国购买拉法耶特战舰，也要向邓小平和杨尚昆两家进贡，才能避免北京杯葛。当年，罗宇作为中国向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购买武器重要的经办人，却拒绝从中捞钱，自己不捞钱倒还罢了，他还不识时务地阻挡太子党的财路，使得贺平、贺鹏飞对其恨之入骨，原本亲密的邓小平家族和杨尚昆家族也逐渐与罗家疏远。
六四后，罗宇辞职出国，贺平向江泽民施压发佈开除其党籍、军籍的主席令，杨尚昆也威胁说“如果罗宇回国就不放他出去”。罗家遂成为元老家族中的异类。罗瑞卿九十诞辰出版纪念册，罗瑞卿夫人希望邓小平题字，被邓断然拒绝，说明罗家已然与权贵系统形同陌路。罗宇认为，若父亲还在世，未必能认同多党制和全面选举这些理念，但肯定不同意军队对学生开枪。然而，即便罗瑞卿在世并担任当时杨尚昆的职位——罗的地位一直高于杨，罗去世后，杨才接任其军委秘书长之职，总管军队日常事务——他也不可能阻止邓小平下达开枪杀人的命令。那么，如果罗瑞卿公开反对，必然像赵紫阳那样，再度成为被清洗的对象。
为什麽中国的官兵会毫不犹豫地对人民开枪呢？连东欧最落后的罗马尼亚的军队都不会这样做。罗宇的看法是：“中国的军队还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这支军队所以愚蠢，是由于它大部分成员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没受过基本的教育，不懂人权、平等、民主、自由，因为他们自己在农村就没有人权，和城裡的人也不平等，他们天生仇视城乡差别，不怕造成最悲惨事件。”罗宇痛定思痛，得出中共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结论。我非常同意这一分析，毛是皇帝，邓是半个皇帝，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替皇帝保家护院的“家丁”。今天的习近平不满足于做邓那样的半个皇帝，要当毛那样的完全的皇帝，中国的军队仍然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私家军队”，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小规模的六四屠杀时常发生。
毛泽东为什么先重用后抛弃罗瑞卿？
罗瑞卿在十年的公安部长任上，与毛朝夕相处、对毛忠心耿耿。罗宇指出：“父亲这个公安部长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就是管毛泽东的事。当谢富治接任之后，就没有这个职责了。”罗的任命发佈前，罗向周恩来推荐李克农，周一语轻轻带过，“这是毛亲自点将”。那时，罗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推荐何其幼稚：毛认为李克农是周的人，毛对周只是“用”而不是“信”，哪会让周的人负责自己的安全事务呢？
那么，毛泽东为什麽挑选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并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呢？罗宇的解释是：“毛用父亲，一个是‘水至清则无鱼’，不搞小圈子；一个是‘举轻若重’，警卫工作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事情做到万无一失。”毛对罗确实百分之百地信任，早在长征初期罗对靠边站的毛悉心照料就深得毛心。
罗宇在书中承认，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期间，可以说是“代毛行使生杀大权”，他声称自己不迴避这一点，但书中并无详细的论述和反思。儿子写父亲，总是不脱中国人“为尊者讳”的传统，章诒和写父亲章伯钧，基本不涉及民盟内部跟共产党相差无几的险恶内斗；艾未未为父亲艾青编辑全集，竭力删去艾青吹捧毛泽东、攻击同僚的文字。这也是罗宇的侷限所在，他在书中对父亲领导的公安工作作出正面评价：“大家都怀念五六十年代的治安和警民一家。哪有黄赌毒？”但是，背后的血腥杀戮呢？在镇反运动中杀戮的，不仅是国民党遗留的军政人员，更多是对共产党毫无威胁的老百姓。罗宇写道：“建国头十年，毛相当大的精力是亲自领导公安工作，每年全国公安会议，毛都出席接见与会人员，以示重视。”毛说，公安工作不能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似乎公正无私。但关键之处在于，好人、坏人的标凖不是由法律来判断，而是由毛一个人确定，毛说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毛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罗瑞卿一夜之间从毛的心腹变成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不也是如此吗？
在中共高层血淋淋的搏斗中，罗瑞卿并非身家清白，在此前的高饶事件、批判刘伯承和粟裕以及批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中，罗瑞卿也曾随着毛的指挥棒冲锋陷阵、痛打落水狗，他统帅的公安人员对这些失势对高官何曾高抬贵手？文革后期，罗与彭在同一间医院治病，罗有家人细心照料，彭则孤家寡人、悽悽惨惨。那时，罗对彭的境遇深表同情，却不曾向儿子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罗对毛始终是封建时代臣子对皇帝的忠心，林彪事件之后，罗刚被解除监护，就让车先去天安门转一圈，给毛像行礼。
既然罗对毛并无二心，文革前夕，毛泽东为什麽要炮製罗瑞卿桉呢？罗宇认为，罪魁祸首是林彪，是林彪看到老部下罗瑞卿不听自己的招呼，在毛林之间选择忠于毛，才决定对罗下毒手。这个看法失之于片面。当时，毛林尚未决裂，林正处于上升状态，即将成为毛的接班人，不会因为罗忠于毛就要搞掉罗，林更不可能向毛提出以搞掉罗作为他支持文革的筹码。
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是，在《罗瑞卿桉》一书中，学者丁凯文分析说，罗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罗一度身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大将凌驾于元帅之上，本来就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罗的绰号罗长子，是中共高层身高最高者）。其性格果断干练，正如毛对其的评价“霸道”、“浑身长刺”，故而很快与老帅们发生矛盾，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早在林彪发难之前就开始倒罗的活动。叶剑英在罗倒掉之后兴奋地发挥其诗才，改辛弃疾的名句为“将军一跳声名裂”。
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本人下决心拿掉罗，林彪只是遵循毛的部署、为毛提供素材罢了。罗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关係紧密，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搞在一起。毛要发动文革、扳倒刘邓，自然不能让军队控制在与刘邓亲近的贺罗手中。
总而言之，丁凯文的结论是：“‘罗瑞卿事件’，是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可靠，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採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