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与群众
倪玉兰：随着真相一步一步地被揭开，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政治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称谓。今天，人们一谈到共产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比如，头脑僵化、古板、蛮横、盲从，再比如，驯服工具、告密者、“双面人”，等等。事实上，他们通过某种秘不示人的内部规则，凝聚成一个整体性的压力集团，去压制那些比他们更善良、更开化，同时也更有责任感的人们。
马 萧：在一个共产党国家，所有的非共产党人都被无聊地归入到“群众”这一行列，无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身价千万的企业家，还是医生、技术工程师、律师、工人还是农夫，无论人们从事的行业和领域的跨度有多么迥异，都被强行塞进这个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政治标识之中，这是一个抽象的、淡化人的主体性、剥离个人意识的集体观念。
在这种观念背后，深刻地隐藏着一个残酷的、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的真相，即只有共产党人，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非共产党人，无论他的学识、财富、个人才干以及社会身份如何，都被划入到被统治者的地位，在政治上是低人一等的“次等公民”。
我认为，在当代世界，共产主义仍然具有难以预测的危险性，因为它的极权制性质，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它已经被自由世界当作某种“客观现实”的东西加以接受，并疏于防范，这才是最危险的。
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理应成为人权的捍卫者，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党垄断了一切资源和话语权，政府官员们一天到晚忙于设计他们对未来的伟大计划，“人”这一生命载体则变成了这些“伟大计划”祭坛上的供物。事实上，共产主义，意味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都必须与党和它的决定保持一致，如果谁试图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就已经处于“正确”的“历史进程”的对立面，从而成为党眼中的敌人。
在这种偏执的畸形体制下，每个人实际上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党并不给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可以具体操作的生存标准，它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修正和改变，每个人都必须像善变的变色龙一样，随时准备放弃生活中本来已有的东西，被迫去适应新的环境，以期符合党的新要求。
换句话说，人们的生活永远受制于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并且常常是反覆无常的外部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本身也就带有天然地政治性和颠覆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或许是对的，即垄断本身就是异化之源。在此意义上，一个共产党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和平的、摆脱了政治恐惧和尊重人性的正常社会。
倪玉兰：最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保护致力于维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人权捍卫者》的相关决议，和以往一样，该决议同样遭到了中共当局、俄国当局等少数国家的抵制，它们甚至不认同“人权捍卫者”这一称谓。
一直以来，在全球化、政治开放、多样性的表面共识之下，世界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这就是那些独裁的、专制的、极权的政府形式以及它们所奉行的价值观，在这些国家，人权，很大程度上并不简单地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它们的政府本身才是破坏人权的始作俑者。
马 萧：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他们会谴责中共当局对待本国人权的粗暴方式，也会一如既往地对那些勇敢地追求自由的人们表达同情和关切，这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毕竟，聊胜于无，但另一方面，这更多地仅仅体现在象征性的层面。
一直以来，人权问题并非是西方民主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战略性考量，它更多地只是一项附加性的政治选项而已，因此，至少从短期来看，西方国家不会将人权问题当作首要议题，来决定同中共当局的关系远近。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自由世界对待中国大陆的态度，依然建立在中共当局统治能力的传统观念之上，并以此作为决策座标来确定同中国大陆打交道的原则。在西方内部，甚至还存在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认为通过主动的贸易开放和接触策略，来促使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更开放、更自由，甚至还一厢情愿地想像它会发生和平演变，从而过渡到一个民主制的政府。
这种想法曾经同样适用在对待苏联的关系上，显然，这既不专业，也很不严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个极权制度的改变同它的外部交往两者之间存在必然性。相反，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中共当局从中获得了维系它的政权最需要的金钱、现代技术、经验和外部的国际认同，从而为巩固它的统治权创造了新的条件。
无论是西方的思想界，还是政商界，都没有做好心理和政治上的准备，去考虑如何应付一个共产主义解体以后的中国社会。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又冒险的设想，要知道，中国大陆拥有一个庞大的、被完全唯物主义化的人口群体，它的人口基数甚至比“冷战”期间苏联、东欧阵营总人口数量的两倍还要多，而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化”，很少去深入思考世界的起源以及人的本质问题，现行的极权秩序一旦崩溃，它将给世界带来一种怎样的政治前景——是导向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还是会重新孕育出一个新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专制政权？还是会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惊喜？
事实上，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政治观察家都会认真地去思考这一问题，与此同时，没有人能够对此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一切可能的后果，更不用说主动去促成这一局面。反过来，正是看到了自由世界这种投鼠忌器的矛盾心理，中共当局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它的高压统治计划，使得任何反抗力量的成长变得困难重重。
显然，和平主义始终是西方民主国家思考同世界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哪怕这可能要以牺牲另外一些原则作为代价，比如，正义、人道主义以及面对强权时的进退失据，在克里米亚危机、俄乌战争，以及叙利亚内战中，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诧的克制态度（实际上是绥靖）。
在此意义上，除非出于中共当局自身的原因，使得西方民主国家感受到来自它的现实威胁，双方之间的直接冲突才会变得不可避免，比如，中共当局单方面打破现状，试图用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和强权主义的原则，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现行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之上；建立在《世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基本共识之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平等交往原则的基础之上，从本质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与此是无法并行的。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如何理解与定义和平主义的内涵，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情。作为一个“先进阶级”的代表，共产党从来都是一个被赋予神圣历史意义的极权组织，因此，它永远也不可能用一种常识的眼光来建立同世界的关系，那样的话，它和那些自由社会的政党组织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在共产党人眼里，昨天和今天的蜇伏和隐忍，都不过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静观中等待西方自由世界的衰落，以此来印证先知马克思的预言以及应验他对西方社会的咒诅。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和非共产党世界，特别是同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和平共处”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取时间，一旦“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形势逆转，“历史”的发条重新启动，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撕下这块“和平”的面纱，发动共产主义的“圣战”，去履行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因此，从一个大的历史跨度来看，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亦或暂时地搁置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义，用来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归根结底，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本质上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它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扩张和统治野心，而这正是所有的共产党组织赖以存在、以及它作为一个权力集团进行内部黏合的意识形态基础。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他们仅仅把中共当局视作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一个延续，还是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天的共产党人依然是一群野心勃勃、具有远大志向的共产主义者、苏维埃人（只是由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他们不得不暂时收敛其锋芒），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西方国家自“冷战”以来延续至今的对中共当局推行的软弱、轻率、毫无道德原则可言的外交政策，无疑是西方送给中共当局的一份意外礼物，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这或许是西方自由世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失败，它的政治后果已经开始慢慢地向世界释放出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