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不过2014年“雨伞运动”完结后，本土思潮却更加高唱入云。
编者按：从自由行旅客、“双非”孕妇到新移民，中港矛盾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识。香港政治观察家认为，本土派的崛起，代表香港社会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青人──对香港及前途的忧虑。无论是否赞同本土派的想法，他们已成为香港政治的一股新力量，不论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泛民主派，都不能再忽视。
2011年，岭南大学学者陈云撰写的《香港城邦论》，提倡中港区隔，建立自治城邦，之后再进一步与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缔结华夏邦联。
三年后，香港大学学生会官方媒体学苑出版《香港民族论》一书，指香港人已成为一个民族，有权自决。
前几年，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不过2014年“雨伞运动”完结后，本土思潮却更加高唱入云。
最令人诧异的是，在年初二旺角冲突扮演重要角色的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其候选人梁天琦在新界东立法会补选一举取得六万多票。砖头横飞的旺角冲突非但没有影响“本民前”的选情，更帮了在之前没没无闻的梁天琦一把。
就连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都在预算案中多次提及本土。种种迹象显示，本土主义正逐步进入香港的公共视野，甚至社会主流。
本土派：香港被“赤化”
在本土派团体的眼中，北京正侵蚀香港的价值及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
梁天琦说：“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应该优先照顾当地的公民的利益、权益，但问题是香港面对的情况是全面赤化……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所以我们才更加要高举本土主义。”
本土派认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已成为空谈，特首没有为港人争取利益，而北京的无形之手影响着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毫无寸进，更影响香港的固有制度，包括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等。
经济方面，本土派指，香港过份依赖中国大陆。“青年新政”的邝葆贤说：“我们本来是面向国际的，但我们现在只想着，有一个市场很大，我们只顾着这个市场就行了。但这个市场会令你本身的市场变得扭曲。”
邝葆贤以中港合拍片为例，香港电影工作者为了顾全中国大陆市场，但这些合拍片已不能引起香港本地观众的共鸣。
另一本土派团体“热血公民”领袖黄洋达，更不讳言香港仍然“处于一个殖民地状态”。他举例指，香港政府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以普通话教导中文（普教中）、以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本土派称正体字）等，正正是“文化入侵”。
黄洋达说：“这个情况，如西藏、新疆一直发生的事情一样，利用行政措施，令本土居民的下一代无法接触自己的传统文化。”
北京和香港建制如何看？
在旺角冲突后，舆论大为震惊，而外交部将旺角冲突定性为“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策划的行动。另外，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形容旺角冲突是“暴乱”，并谴责“激进分离势力”。
北京也曾放软对激进势力的口径。港澳办副主任冯巍在三月中接受《南华早报》的独家专访，就提到只有少数人受分离主义及港独思潮影响，而且他们的想法被“放大”。
冯巍也表示，一些年青、激进人士会在立法会选举得到胜利，而这些年青人会在政治上变得成熟。
不过，香港政治情势变化急速，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在三月尾成立后，挑动北京的神经，中央政府的焦点也对准香港独立的主张。
四月一日，新华网刊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紫荆》杂志的专访。
饶戈平形容，港独是“‘一国两制’实施中的一股‘逆流’”，是一种极端分离主义。虽然他明言港独是极个别人的政治诉求，但破坏力大，而且会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对抗国家主权、违反国家宪法的极端行为”。
中联办法律部长王振民约一周后继续讨论港独话题。他对记者说，港独是违反基本法，如果“大范围”谈论港独，就是“刑事煽动罪的涵义”。
几天后，王振民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会的午餐会说，港独不会成功。如果有人想达到港独，将会制造很多矛盾，令社会不稳。而且，言论自由也有 限制。
本土主义与港独不一定对等，而一些香港建制派亦开始抢夺诠释本土主义的话语权。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周二（5月2日）接受香港NowTV的访问时便指，不论是民主派或是建制派，都一样要面对本土议题。 其中一位意图重新定义本土是民建联的钟树根，他在街头的广告标语是“爱本土，不要分离”。他亦接受《苹果日报》的访问，说自己一直是本土派，本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但不需分离，而分离主义亦都不现实。
主管香港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本月中旬到访香港，是四年内到访最高领导人。张德江会否对本土主义、港独有所评论，将会是焦点。未来几个月，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而中央政府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情势，将会是决定性的影响。
勇武抗争无底线？
本土派认为，香港的情况日益严峻──非常时期需以非常手段认对，包括使用武力，年初二的旺角冲突是为一例。
“本民前”的黄台仰说：“对着一个无底线的政权，（我们）不能有底线地对它抗争。”
“热血公民”的黄洋达亦有相似看法。“有些人的主张，面对几大暴力镇压都好，你都高举双手去逆来顺受、打不还手，这是个不理性的决定。当然，在一个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底下，抗争行为越走激进是必要发生的趋势，可以说是无法阻止，解决问题的责任在政府。”
黄洋达续说：“底线这些东西没需要告诉其他人……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赌博中）底牌是用的，不是揭开它，没必要做这些厘清。” 当解释激烈的抗争手法才有效，本土派经常援引中港政府取消“一签多行”的决定作为例子。
不少自由行游客利用“一签多行”的签证，从香港购入日用品过境到中国大陆图利，边界地区如北区、元朗受影响最大。当地居民投诉指常被这些“水货客”（本土派称“走私客”）的行李箱撞倒，街道挤逼混乱。民生店铺无法再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行、“水货客”游客常光顾的药房、首饰店等等。
本土派团体在去年多次发动“光复”行动。与一般示威不同，本土派示威者指骂游客，甚至脚踢行李箱，引起极大争议。
可是，一轮激烈的“光复”行动后，中央政府宣布取消“一签多行”，改为发出“一周一行”签注。
黄台仰说：“‘光复’行动后，令市民见到的是，一定要用过往未用过的方式去抗争……的而且确逼于无奈，他们才需要这样做，而当时这样做，亦有很多人的回响十分负面。但最后，大家见到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带来改变。”
在“光复”行动前，社会不断有声音要求政府调整自由行政策，亦有政党团体采取温和手段，表达要求调整自由行政策的意见。不过，政府置之不理。
“光复”行动、旺角冲突中，都曾伤及无辜。参与行动的示威者亦面临检控，有机会被判监。
不过，黄台仰说：“每一件事的出现原因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大家的重点放在我们的行动上，认为我们的行动会导致仇恨，认为我们的行动会带来很多代价、很多副作用……我相信构成行动背后的原因，比起我们就算不小心伤及无辜、自己付上代价，都要去做。”
新移民和“殖民”
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移居到香港，主要可循以下途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及申请单程证。
各个本土派组织在访问及网上曾多次发表言论，指新移民来港争夺福利资源，甚至是中共殖民的手段。他们口中的新移民，指的是申请单程证来港的大陆人。
单程证主要用于家庭团聚，包括夫妻、申请来港照顾父母的内地子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等等。单程证的限额为每日150个，自1997年以来，已有约87.9万名人士透过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
与其他签证不同，单程证的审批权并不在香港入境处的权限之内。单程证的审批过程透明度低，有意见指，这样会令香港政府失去人口规划的能力，及担心审批过程有可能出现贪污状况。
香港的非建制派阵营，都要求香港政府取回单程证审批权。不过，泛民与本土派对新移民及家庭团聚有不同的看法。大部份泛民及社运人士认为，家庭团聚是人权。
“青年新政”的邝葆贤说：“我们不是觉得新移民是最大的问题，不是一个都不可以有。但是，你用甚么理据呢？如果纯粹是家庭团聚的话，你是否可以回大陆团聚？”
家庭团聚如何划界？邝葆贤说：“我们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如果你来到香港，不能预计居住环境比较挤逼，或不能预计自己要出去找工作的话…… 现在有一个趋势，很多香港福利手册在他们的圈子传阅，如何在香港取得最大的福利。”
根据政府2011年的数据，香港有约17万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其中约10%领取综援。全港人口领取综援的比例，约6.5%。
大部份的新来港人士是已婚女士，她们平均比配偶年轻8岁，所以不少是老夫少妻的配搭。而这些港人老夫，往往是社经地位较差的一群。
旧移民与新移民
当不少人质疑本土派排外，传媒报道梁天琦并不是香港出生，而他的母亲也是来自中国大陆，引发社会议论。
梁天琦否认排外，他说：“不论你是甚么背景，亦不论你何时来到香港，只要你愿意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尊重香港的文化，愿意融入和愿意维系香港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你就是一个香港人。”
香港自开埠以来是移民社会，不过本土派认为现今的新移民跟旧移民有差别。
梁天琦说：“你移民到香港后，你到底坚持自己一向用的语言、文字，还是真的融入当地，使用当地常用的语言文字沟通？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分别。”
他认为，新旧移民之分与政策及社会制度有关。“例如电视台，因为你要迁就这一部份的移民，要有普通话新闻、简体字字幕。就因为要中港融合，所以有普教中，小学生又要开始学残体字（简体字）。种种政策，久而久之有一个现象，我移居香港，但其实香港本身已经有语言文字配套去照顾我，我无需融入他们（社会主流）。”
邝葆贤说：“新移民不是97年后才有的事，但以前新移民会怎样？他们来港后，会尝试适应、尝试在香港生活，做一个香港人。他们会学广东话……数量上，现在150个（单程证）一日，他们已变成庞大的群组，他们大到不需理会其他人，他们聚在一起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本土派的论述，会否对新移民造成刻板印象，甚至煽动仇恨？而作为政治团体，有否责任或原则去减低这些矛盾？
黄洋达说：“（矛盾）并不完全是本土组织股动出来的，事实上亦在民间存在的声音。”
“我们其实没有工具化解这些怨气，我们一直指出那点就是，工具就在政策层面……我们能够做的，尤其作为激进团体、压力团体，给政府压力去改变政策。所以你问是否利用怨气去争取政治能量？我会用另一个讲法，我们将这些怨气变成可以改变施政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