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经过30年的变形调整,保留专政制度的同时,也容忍了市场化进程。
 
 
 
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5月16日,正逢作为文革发动标志的5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发50周年,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从目力所及来看,相当多的论者都表达了“文革重来”的忧思,这并非无的放矢,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对于包括文革在内的前30年进行重新评价,并通过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的做法,以加强并巩固当下体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加上对于普世价值话语和民间社会的强力打压,使得许多人尤其是泛自由化群体感到忧心忡忡,“文革重来”的担忧,不仅是指向历史反思,其实也具有反对当下路线的含义,相关的话语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了此次文革反思的主调。
 
警惕“文革重来”的说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1980年代,中共为了告别毛泽东极左路线,寻找新的执政模式,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方式,对于文革加以了所谓彻底否定,同时对毛泽东本人则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这一政治立场,在当时起到了压制毛氏极左政治力量和思潮的作用,同时也以改革的名义,为泛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发展的可能。但在另一方面,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元老统治者,仍坚持一党专政,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高度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泛自由化思潮往往会将否定文革作为一种保护色,在否定文革、反对极左的名义下,表达反对专制,反对极权体制的内容,也因此,在大陆思潮的长期语境下,几乎所有专制极权的内容都被塞进了文革这个框框里,警惕“文革重来”几乎就是追求自由化的同义词。
 
89事件后,相当多的自由派被清除出了体制,开始操持更加具有异议色彩的话语。而在邓小平著名的“要反右,也要反左,但主要是反左”的政治表态下,依旧留在体制内的自由化人士重新活跃了起来,与此同时,随著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一部分毛氏极左势力也与持改革开放立场的当权派拉开了距离,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攻击,并要求重归毛氏极权体制。于是,体制内自由派和毛氏极左派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思想争斗,马立诚、凌志军的畅销书《交锋》系列,详细记载了这一思想交锋的过程。
 
改革派与毛左派,虽然水火不容,却又都与体制有著相当的关联,前者支持当下的改革开放进程,后者则坚持一党专政的基本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为体制所容忍,两者的交锋,也成为可以观察到的大陆思潮的主流,有著最为广泛的民间影响力。同时,改革派与更为广泛的民间泛自由派共享了自由化的观念,除了支持当下的改革进程之外,还包含了进一步体制改革(重启政改),直到实现自由化体制转型等等内容,经过长期的思想交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毛左派的观点被简略为重回文革,而泛自由派的观点被简略为反对“文革重来”,逐渐形成了一种文革vs改革的话语模式,广泛用于对各种时政现象的评论之中。
 
需要理解的是,在早期,这一做法存有一定现实意义,以反对文革,否定极左的名义,能够在言论禁锢之下,表达并传播自由化的观念,在1992年重启市场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对冲极左话语,支持进一步市场化的作用,但是,随著文革vs改革二元图景的逐步成型并占据民间话语主流地位,相应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了出来,一方面,这一图景将文革与专政的其他时间段割裂开来,实际上模糊了专政的长期连续性;一方面,这一图景淡化了当下进程的极权专政色彩,在评论具体时政时,也越来越失去对应,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被许多自由派人士看作是文革重来,并且将通过李庄案第二季作为狙击文革、挽救改革的大事件,可是,重庆模式并不具备文革时期动员群众的基本特性,相反则是通过现行体制的力量,进行唱红打黑的部署,实际是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维稳模式的某种另类版本而已,随著薄熙来的倒掉,出现的其实仍是没有薄的薄路线。
 
不得不说,警惕“文革重来”的说法,越来越成为一种徒具政治正确,但没有多少具体内容的口号,在这一轮反对新文革,警惕“文革重来”的话语之中,也依旧存在这样的现象。当然,大陆民间思潮中并不只有这样一种声音,也一直存在“文革从未远去”的表达,在这种表达看来,文革只是专政的一个特殊时期,与专政的其他时期并没有本质区别,文革虽然结束,并为当局所否定,但专政仍在继续,文革之后的严打,六四,当下的刚性维稳,都表明了这一点,从而,需要看到的是专政的连续性。当然,在占据主流的文革vs改革模式的影响下,以及出于政治安全的考量,即使是这样的表达,也大多会通过将文革泛化为专政,以“走出文革”这样的诉求,来表达告别专政的主张。不用说,这个表达与体制的对立更强,更靠近异议反对的话语。
 
警惕“文革重来”和“走出文革”之间,存在相当的冲突,前者在将文革特殊化的同时,实际上淡化了当下进程的专政色彩,而通过对当下进程中专政色彩的淡化,也就模糊了极权专政的刚性色彩,这一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构筑从当下进程通往自由化转型的渐进图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改革派观点在当下民间社会中具有最为广泛的接受度,但却有著相当糟糕的解释力,更不用说预测能力了,尤其是在日益刚性的维稳体制面前,往往沦为一种只剩下意愿的话语表达。而笔者更赞同“走出文革”的说法,文革并不特殊,当下进程也未必包含通往自由化转型的因素,“走出文革”的诉求,是对自1949年专政统治的总体评价,以及通过现体制的根本质疑,以实现自由化转型的意图。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后一种观点并非当下大陆可见话语思潮的主流,但在这次文革反思中,也仍有不少人士持这样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体制经过长达三十年的变形调整,在保留专政制度的同时,也容忍了市场化进程,并形成了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当下,拨开习貌似左翼话语的表象,其实是专政、市场化和保守性的混合,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重来”忧虑尽管广为流行,但即使是对当下路线的反对,也仍是一种没有对准靶心的表达,大陆民间思潮应该走出“文革重来”的迷思,直面当代市场化极权的特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