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要分层次并促成流动，有否认当下一切的民国立场，有极端的政治化，有去政治化的法律运作，有体制内对民间的同情话语，好几种层次叠加。只有扁平的一个层次，单平面的一个立场诉求，是愚蠢的。就像是一辆火车，有火车头，有一连串交错咬合的连续的车厢。
因为只能进行反对，或者被现实条件为约束为只能反对的话，那么我们民间所做的事情，就是反对党内民主派和改革派对中共的跪劝式反对，把他们从曾经的火车头变为火车厢，而自己充任火车头。
反对派让竞争对手调定格。看了香港中文大学谢品然教授给的《中国基督教公共神学文选》选入民国时期基督教公共神学文章，几乎没有像林语堂的《中华民国的误区》这样，直接以基督教政治精神“切入”批判民国现实的，都是阐述一般神学理论原则，而回避具体政治现实关怀。讲了很多耶稣是革命家道理的神学家，不会号召效法基督起来革民国政府的命。就像散居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活在自己的法律宗教社区中，回避所在国的政治，其不追求但散发造成的不自觉影响，呈迷糊状态，而只有反犹主义的残酷指责和阴谋论妖魔化才能帮助其真正显现出来。基督教在民国的巨大政治性作用，只有基督教会的反对者非基运动以及其继承人中共在49后的残酷镇压，才能反面折射清晰出来。民运在改革时期怀着宪政目标被迫适应中共改革路径，去政治化把宪政隐藏起来，好像光讲路径的主义不讲目标，然而其批判者新老左派通过批判，就把他们的政治意图给暴露定格了。在执政党与反对党对立的格局里，模糊混淆的中间地带容易造成执政党的扩大，反对党主体性的瓦解，所以一定要在迷糊混淆的灰色地带制造分裂，拉开距离，放弃一些对方拉力大亲缘性强的，例如中共和改革，拉回一些对方排斥的，界定为准敌人的，例如改革的受害者，放弃与拉拢，资产重组，以明晰自己的反对党身份地位。反对党所拉拢的，执政党就会进一步放弃，反对党所放弃的，执政党就会进一步拉拢，互相调整以界定自己的不同主体性。
89改革已死，敌我之分现，对体制内改革的怨恨已经弥漫华林，也就是说是不用争论的事情。现在民间的分野，在于转型是否已死，也就是说从体制出来的民间力量和来自底层的民间力量，能否倒逼改革成功，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方式以广场革命的方式，到底是和平转型的结果，还是开启混乱震荡。如果不限定在倒逼改革，这两种力量直接致力于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秩序，而不需要以现体制和体制变革为途径的话，那是希望和出路是有的。公民社会和未来宪政并不是从现有体制及其变革中蜕变出来，这个蜕变出来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这个已经是中国大陆当下现实所证实，也为德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证实，有毒之树结不出善之花果。它们有可能是被现体制及其蜕变所伤害的原来国家–社会共同体恢复起来，加以疗伤复原。这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第三共和，第一共和可以进化。
这里有个民间抵抗者自命刑天的自我为义，找头的事情，民间抵抗者在地缘政治和二十世纪以来民国内战及其终结的历史格局之内，要么属于专制的大陆，要么属于民主的民国，如果不找头，就是没脑袋的刑天，需要在身体内部再生出一个头来，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性起源，例如天赋人权，自然法，传统和宪法–权利框架等等。然而这个头毕竟是小圈子的，暂时的特殊的，并不是当下就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抵抗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拥护专制的或者沉默的。所以这个头一定要重新回到脖子之上，那么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中共体制内部去的头，一个是成为民国的头。不想成为其中之一，就只能在肚子里面。
自我为义的意思，就是进入体制内部以为把体制变修为自己所要的，或者自以为不在肚子里面而是快长到脖子上原来体制的位置，取而代之。通过自己的言说和行动，赋予自己虚假希望，当然他们也认为当下大陆体制是罪恶之城，只是他们是义人，能救赎世人。而对此绝望的，是认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自我为义的，也仅仅是虚假希望，而且还被体制利用成“这个城有义人，能被拯救改好”，你们要维护稳定，不要乱动，乱动就破坏了没法拯救了。自我为义的，例如儒家知识分子认同，共党之下公民身份认同，觉得自己们有能力让共党统治下的大陆变好，变得幸福，变得自由。当自我为义与“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冲突成为主要方向的冲突时，确实改革已死，只是转型死与不死的争论。
自下而上的生长性，对此有信心是不错的，但到底多大的质疑，挫败，都会引发自上而下的接引思考和诉求。要有接引，政治反对作为自下而上的，在上一点地方的接引，但还在陷阱里，谁也不知道距离洞口还有多远。
既然在洞里往外爬，就得有政治神学以及其历史证据来估摸目前能爬到的最高点距离洞口还有多远，是不是爬着就再爬上不了。虽然身体在洞里，但是要做洞外接引人“想”。否则就是坐在爬到最高点做梦互相安慰互相打气而已。
就拿郭飞熊维权这个事情，以及政治反对派做过的所有维权的事情来说，他们都是心怀着已经到了洞口之心，但做的都是守护已有成果的事情。空洞化的能指，以激励吸引他人横向扩大，来捍卫已有的成功。很容易挫败感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了跑了，能驻守的是少数人。
如果没有来自洞外的接引，那么就得垒金字塔式的人墙，只有先横向扩张才能竖起纵向高度，好吧，金字塔本身就是为了战胜必然性，之战争产生的秩序，如此能否爬到洞顶没法确定，但在战争与敌对之中，这个用来翻墙爬到洞顶的金字塔就会成为专制结构，新的专制体。一个平等的抱团取暖团队，唯一能起的作用，就是原地不动，守护已有的抗争成果，一旦需要需要前进，就不顶用了。
只要把政治作为总体性，政改作为标准，就会知道绝望首先不是对中共体制之强大的绝望，而是对自己战斗武器之劣质的绝望。因此，八九六四之后，第一批逃跑的，是八十年代的背叛者，新左派。新左派的浮出水面，是改革之死的症状，因为着八十年代以来反共或者潜在反共之路径注定是泡沫，六四就是泡沫之被刺破。这里有着主体性的觉醒“我们行吗，反共路径是没用的”，同时有着身份承认的危机“我们还能是谁”。对于这一些主体性问题遗产，民国当归派是继承下来的，并且做出强有力坚决的回答。八九之后，去政治化同样是对八九之政治总体性的逃跑，既然没办法了，总得做一些什么以等候“戈多”，而八九后的政治反对要么流亡于海外，要么存在于黑暗的角落里，或者如环球时报说周封锁“石头”的那样，沉在河底，相对于八九广场时刻，六四后的政治反对同样是一种逃跑，从外在逃跑到内心，从群体逃跑到个体，从行动逃跑到伦理立场，不过时刻要求跑回天安门广场，再来一场八九。不承认逃跑，不承认反共批判武器之劣质，不承认注定不可能再次浮出水面，不承认拥护共党和反对共党的意识形态战争已经毫无实质作用，就不可能面对以八九六四为起点的中国走向。我经常碰到的官员，和他们说拥护共党，他们是没兴趣的，反对是害怕，拥护和反对都在他们正常生活的世界里，而和他们讲民国，超出其外，他们欣然接受，没法反对的话语能力，因为高于他们的生活世界。
政治反对，就像想以武功对付城管那样有小成果，然后不管警察和军队。是个武侠梦呢。
打个比喻，例如我说政治反对林黛玉，有灵气是有灵气，但短命，不能生娃，逃跑是薛宝钗，特能生娃，我们现在需要生娃，还是挑学薛宝钗，或者钗黛合一两个都要。他会说，多了薛宝钗，就是贬低林黛玉，林黛玉灵气高，不能贬低。
所谓发现行动，就是发现我们之外的行动，例如跑路运动，肯定是指那一些财产主要来源有原罪，人格比较犬儒的，以自由和下一代的名义进行的跑路运动，这是海量的，繁星般，海沙般的布朗运动，个体的作用不明显，或者可以说是负面的，但是海量的综合起来发酵起来，作用是巨大的，比少数抵抗者个体的现阶段的作用，就像渤海湾与北大未名湖。
跑路运动的个体之道义问题，不再是《圣经》旧约中几个义人，就能拯救罪恶之城。小恶的个体，结合起来导致大善，这在个中国市场化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中早有论证，追求个体之私利，导致无形之手。其实经历过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洗礼的，还把自己陷在个体道义之拯救世界的信念里，算当年那堂课是师妹教的。
活人干嘛要不被尿憋死呢，一定要钻牛角尖呢。改革已死，是对四五一代的不信赖，更是敌意，不要做导师状叽叽哇哇说改革还有戏，贩卖虚假希望骗人不赔命，对不起，我们不信，如果有改革，拿过来给我们看，我们不过去，也不想看，早就被骗惨了，这里遵守着最后一线的“共识”可能性:举证责任倒置，拿来，没有，法庭判你败诉，拉出去砍了，心中再觉得冤拉出去照旧。没有必要对夺取政治代表权的阶层，同情体贴的理解，有很多困难云云，民主机制就是不行滚蛋，断了后路，在河里随便摸石头淹死没人埋。转型已死，就是对八九一代的不信赖，叽叽哇哇容易扯到蛋。有就拿出来，没有就别做传销骗钱骗色。民主社会之主体性，有着对政治的不信赖，对政治代表权之不信赖，对政客之不信赖，对政党之不信赖，对导师之不信赖，也就是要求打破以君师合一之道统，导师之父权统治的路径依赖，贬低道义在政治和社会的地位，如马基雅维利干的一样，八九一代算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最后一线，颠覆了就算过关了。他们的政治伦理是前现代的:思维方式只围绕自己，自己为尺度，自己的道义努力一定行，说他搞不定就是矮化他。
民主社会对政治力量的判定，听其言而计算损益，以利益来选择衡量，以利益来计算，就从政治力量散布的意识形态欺骗中走了出来，不受心灵之奴役。
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跑路万岁，跑路者一岁;反对一岁，反对者万岁。人的道义，与行动，运动及其结果区分开来。在中国跑路的，人格肯定没那么大，钱的来源绝大部分应该是脏的。
政治反对派对跑路运动表现出那么大的，非此即彼的敌意，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就是跑路的生存形式否定了政治反对派的，而且二者互为兄弟，敌人是让我的生存形式成为问题的兄弟。而跑路派可没有敌意，可能没把反对派当兄弟，跑他娘的，反对不反对关我啥事。跑路更符合宽容价值。他们跑，关抵抗者何事，不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吗，那么反对派就预设一个共同体，要跑路的兄弟没经同意就圈了进来，未经授权就进行了代表，站住，别跑，不然给你一个犬儒帽子压死你，你跑了，我多没面子，和我作对。这么看来，就怨恨之敌意和“你和我卵关系”是最伤人的。跑路派鄙视下反对派，也好过视而不见。
客观一点说，政治反对这个行动，不算泄愤。政治反对派经常泄愤。这个行动与主体怎么一致，是个问题。还是身份建构带来的问题，作为一种生存形式带来的问题。需要认同的问题。如果不需要来自对方的认同感，就不会有敌意了。
抵抗的政治是需要成绩的，需要胜利的，光是堂吉诃德的自我感动，自欺欺人，时间一长，谁都会觉得是戏子，是演员，道义资源内部亏空，只有一个面具在。
反共的发言人士，空洞地立场表达者，被香港选举，被大陆维权人士所抛弃，这是必然规律，不行就坐到一边不要占据麦克风。
如果说我们自己也构成中共统治多骨诺牌游戏的一个环节，压在最下一张，无力翻转整个，但是至少可以努力逃跑，只要能逃跑，压在我们最上面一张倒了，多骨诺牌也就全部倒了。那么压在我们上面的是知识分子，我们只要摆脱他们的说教就行。对付更上的权贵，要武器的批判，我们没有。但是批判的武器，我们有。
民间主体性立场，不仅仅意味着与官方的切割，更是意味着与民间主流立场的切割。因为民间主流立场之所以能成为主流，一定是官方容忍，运作的，主动和被动的被体制化，其议题一定是官方外围的，辅助襄助的，看起来与官方有所不同，其实是在外围护住官方的城池。相当于核心地带之外，又划出隔离带，这边允许吐点口水。所以抗拒民间主流立场，切割开来，并且致力于民间主流立场的扭转与颠覆，才是民间主体性的斗争领域，没到最后，民间主流立场是不可能被民间主体性战胜的，到了战胜那一天，因为民间主流立场总是取决于官方，如果民间主流立场能被战胜，也就意味着官方早就被战胜了，最后被戳破早就被战胜的真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