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对内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对外则放弃不结盟政策,以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盟国关系。此前阎学通在其新书中表达了相同思路,并得到中国官媒的好评。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219讨论了阎学通的观点,嘉宾之一、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参加了讨论。

 

向美国亮剑的时代到来了?

 

宁馨: 阎学通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实力强大了,应该在外交上更有自信,敢于挑战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您的看法是什么?

 

杨鹏:阎学通先生的主要想法是,国内实行仁政,以取得民心支持,同时在国际上讲信誉,讲实利,在国外扩大军事结盟,扩大军事力量。中国要在世界上与美国争人心,争盟友,准备好与美国争霸,打败美国。这大概就是阎学通提到的“道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更通俗的说,要准备在世界上与美国比比谁的胡萝卜多,谁的大棒硬。阎的前提是:崛起的中国,实力在接近美国,今后有可能取代美国。美国不愿丧失自己的霸权,因此中美终有一场大较量,中国现在要为这场大较量作好准备。做好国内民心支持的准备,做好国外军事盟友的准备,为打败美国做准备。所以,今天的中国,在外交问题上要更自信,更大胆。亮剑时代到来了!军事上要敢于出手,敢于亮剑。

 

表达准备与美国开战的观点,喊出打败美国的硬话,这在网络上相当有市场。我们似乎也从近年来一些外交行为中看到这种观点的影子。阎学通先生这样的新外交思路,给我的感觉是:瞎子领着走路,迎和着群氓的呐喊和欢呼,结果国家跌入深坑里。

 

观点的碎片飞舞,凌乱的行动展开

 

宁馨:您为什么觉得类似阎学通这样的观点可能把中国引向歧途?

 

杨鹏:读阎学通关于新外交思路的论述,我的体会是:要点不明,观点的碎片在飞舞。为什么这么讲?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思维方法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从马克思和毛泽东来的。这就是将党的大政方针,建立在对世界局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

 

邓小平的判断是,世界局势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发展,这是大势。中国主要矛盾,是贫穷落后。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国际局势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可以对外开放。经济落后是主要矛盾,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得全面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放权让利,激发劳动者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要对外开放,要有一个经济建设环境,就得走和平外交路线,就得韬光养晦。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引进外资,发展经济。

 

中国后来四十来年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就建立在邓小平领导集体对国际局势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之上。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治国思想整体中的一部分,目标清晰,逻辑自恰,内外统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这种基本判断没有改变,维持了对国际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推动和平外交政策,战略和策略的连贯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的基础。

 

从阎学通先生论述中,看不出他对世界时局和中国主要矛盾的明确看法是什么。当然,按共产党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看,似乎阎学通的思路是碎片化的,而且对内对外在逻辑上是不统一的。国内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法治,与对外要准备战争打败美国,内在逻辑是什么?

 

从执政学角度看,有清晰的战略,才有坚定的行动。技术和策略是服务于战略的,在大思路不清晰的状态下,切忌有过多动作。清晰的战略目标,建立在对国际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判断上。

 

学者有权自由表达观点,观点错了照样当学者。但国家决策,要从容不迫,形成战略要慢。影响千千万万人命运,必须小心翼翼,在核心问题上多花些时间。情绪观点的碎片纷飞,只会带来零乱的行动。

 

中国的主要矛盾以及无知无责的“碍国者”

 

宁馨:您认为搞好外交先要认清国内的主要矛盾。那么您觉得中国目前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杨鹏:阎学通先生认为,邓小平不结盟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过时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态度过时了,要有新外交政策。

 


并非说邓小平不可超越。你要超越邓小平,就得在对世界局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超越邓小平,但我们并没有看到阎学通的超越性论述。从阎学通建议外援以军事为主和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对抗美国来,他是不是认为今天的国际局势就是中美争霸?因此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要为中美争霸大战作好国内民心和国外军事盟友的准备? 阎学通先生是这样的判断吗?如果是,那么这样的判断正确吗?决策者得好好想想。对世界局势和主要矛盾的判断,将全面支配国家的政策。

 

毛泽东当年判断,世界局势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阶级斗争,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判断,造成了经济崩溃和人民苦难。走出这种判断,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前提。邓小平领导集体和平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判断,使中国赢得了四十来年的经济增长,人民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实惠 ,国家实力有了重大提升。

 

想超越前人,哪怕前人是伟人,这是后人寻求自我尊严的常情。但重要的是,不是超越不超越,而是正确不正确。要超越邓小平外交思想,就得证明自己比邓小平更正确。阎学通先生要超越前人,首先得看他对国际局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如果有决策人喜欢阎学通的新思想,决定要超越邓小平,也要看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和解决国内主要矛盾的能力。是什么判断造成阎学通先生认为到了放弃邓小平不结盟与和平发展外交的思想呢?要军事结盟,可以不和平,还要不要发展呢?

 

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内部根本矛盾的解决,要服务于国家关于人类秩序的价值和理想。中国内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是四十年现代化进行到一半就遇到体制障碍了,就出现停滞的问题了。还有近一半多人口没有卷入到现代化进程,没有分享到现代化成果。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第二的总量,但从人均收入看,从共同富裕标准看,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民主法治倒退,侵犯人权之事层出不穷,官民矛盾不断深化。民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民权问题倒提上日程。今天民生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更深保障民权来实现,这是不是今天中国最真实的主要矛盾呢?

 

中国内部主要矛盾,与世界局势密切相关。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负责的思考和讨论。极端恐怖主义兴起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人类共同安全利益。北朝鲜在北京身边炸氢弹,这算不算国家安全问题?这在中国外交上占一个什么地位?

 

有专家认为,对人类社会秩序及各国实力对比的挑战,正随着智能机器革命的普及而到来。十九世纪的动力机和工具机替代人力,改变了世界权力利益格局。今天的智能机器开始大规模替代中等知识劳动者,这将对低教育水平和人口数量多的国家造成大冲击,大量人口将被机器替代而失业。如果智能机器与人之战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是不是要提前准备面对这个问题,将资源投入到强化国民教育,使众多人口成为智能机器时代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些算不算是解决最深刻的主要矛盾?

 

在阎学通新外交论述中,不讨论这些问题,只讨论如何结束不结盟政策,要军事结盟对抗美国,传达的是一种浮燥的情绪。这些情绪,拿来古代的“王道”、“霸道”来包装,不增加任何实质的内涵。这些表达,在网络时代,是会得到无知无责的“碍国者”们的廉价欢呼的,但却是缺少真正思想,很不负责。中国政府今天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设定在打败美国?这样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了?这是“新型大国关系”应有的内容?

 

别破坏让中国受益的世界秩序

 

宁馨:您认为阎学通的观点没有看清今天世界局势。那么您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是怎样的?中国应该如何从中获利?

 


杨鹏: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人类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结束了冷战,民族国家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军事集团军事对抗的时代结束了。虽然有恐怖主义兴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共同危险,但总的来说人类仍然是一个以全球化经济竞争为中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谁具有生产优势,谁就能发展。谁的经济实力上升,谁就自然有尊严。

 

个人的发展和尊严,民族的发展和尊严,不是靠武力抢夺,而是靠在市场中生产出来,是靠在市场中服务出来,和平竞争与创新发展才是今天世界局势的核心,中国四十年经济发展受益于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对中国和平发展最有利,中国的目标,要是保护这个秩序而不是破坏这个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共同维护这个秩序。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和平竞争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支撑国内持续的经济增长,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轮有可能停转的问题,继续将更多的人国人口从农民变成科技人员,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唯有这样,才能支撑国内社会和政治的有序改革,使人与人的权利愈来愈平等,使更多人能有序参与国家决策和治理,使中国有序走向宪政民主的平等制度,真正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一切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不平等,是人对人的压迫。这只能从宪政民主的制度变革中来解决,不是从什么“王道乐土”来解决。

 

当今的世界局势,不是大规模民族国家争霸战的局势。你自己不惹事,没人会打你。为什么要中国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去挑起国际冲突呢?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钓鱼岛上的矛盾,是邓小平维持现状共同开发好还是凭武力抢夺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利益呢?

 

一个大国,着眼的首先应当是价值理念,其实是规则秩序。我们对人是一个什么看法?是把人的自由与安全当成目标,是把人类平等互助秩序视为理想,还是要自己当王,建立上下等级、中心边缘秩序,让人类围绕自己的“王道”运行?“王道”,是以“王”为中心的,今天这个时代,要中国建成“王国”实现“王道”?谁是“王”啊?这是学术分析还是拍马迎合呀?

 

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危险的“坎

 

宁馨:我们看到,阎学通这种主张中国对外更自信更强硬的看法不仅在学者中存在,在民间也很普遍,执政者的行为也体现了这一点。您认为这种态度从何而来?

 

杨鹏: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历史的教训常常没有被吸取,历史的灾难总是不断重复。把中国现代化转型及阎学通的外交新思路想法放入人类历史变迁的参照系来思考,会感到这种观点出现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一点都不奇怪,人类历史上早就出现过。

 

近现代史上,威权政权领导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个坎,这个坎就是威权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暴露。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会使信息流动自由化,会使人被知识技术所启蒙,愈来愈多的人不愿再接受过去王权下的集权等级制度。这就有一个选择:权威政府通过更平等的法治改革,使人们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更加平等,最终走向宪政之路。这是南韩、台湾走过的路。

 

当然之前还一个选择,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来巩固威权存在的必要性。德国、日本、意大利从传统威权社会启动现代化,都遇到这个问题,而当政者都选择了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来强化威权统治,而当时的多数学者也跟着推波助澜,助长国家军国主义兴起,结局就是民族灾难。

 

阎学通的理论有些乱,他基本上是希望中国在国内走南韩和台湾之路,在国际上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道路。国内更多自由民主,国外更多军事扩张。

 

国外军事扩张,国际暴力冲突,国内必然统一思想和资源,加强集权控制,岂有民主自由改革的可能。总结起来,不过就是过去的“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口号的翻版。这样的口号很蛊惑人心,但千万不要忘了,这可是当年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口号。历史说明,口号好听,但国际战端一起,国内还有什么民权可言?从历史的教训看,这样的新思路,是为法西斯开路的。中国要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条路吗?

 

网民中喊打喊杀的,可以理解,缺知识少文化。但中国学界一些人也开始喊打喊杀,这就有些问题了。他们是对生命和安全负责吗?他们是真正在独立思考吗?他们是不是在迎合一些人?迎合许多无知者的叫嚣,迎合少数冥顽者的傲慢。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建立在和平外交和经济建设这两大前提上,按这些学者的思想,眼看着有可能烟消云散。要超越邓小平时代,就要从保护人与人的平等权利开始,在国内外保护人权,通过保护人权来求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从中国国家利益来看,今天不是讨论什么“王道”外交的时候,而是保卫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外交成果的时候,而是进一步以深化权利促进发展,将和平发展推向国内外人权保护的时候。

 

四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很珍贵,要在这成就基础上往前走,把和平发展推向更高的国内和国际新阶段,而不是背叛和平发展之路,不是把四十年积累的成就毁于一旦,成为一代罪恶的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