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已落下帷幕。在中国经济日趋减缓的压力之下，经济议题成为今次两会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无论原因何在，经济困难将引发的社会及政治影响不容忽略。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请他围绕与中国两会相关的话题谈谈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今年两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程晓农：我想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沉默”。大部分代表现在都基本上学会了保持沉默。尽量不说话。因为整个会场的气氛和会场之外的气氛都表明了一点：现在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积极发言，然后提出一些代表们想要关心的问题。
法广：在中国，“两会” 历来是一个较为敏感的时期，各方的注意力高度聚焦与会的最高层人物，试图从这些领导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解读出些许内幕。今年曾传出习李不合的传言，您认为这种传言是否有一定的可信度？如何他们之间矛盾真的较深，是否有必要在公众场合公开表露？
程晓农：今年的两会确实有一些大家关注的举动。主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高度封闭的。外界无从观察。那么两会，最高领导人们都集体到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成了观察动向的风向标。这次两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全场代表照例地鼓掌。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习近平没有鼓掌。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做了报告以后，代表鼓掌的时候，习近平鼓掌了。把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对比，也许就有人会判断说习近平对李克强不满。我想这种猜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主席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一起鼓掌，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成为惯例了，在中国开会的人都知道。所以不鼓掌是一种很反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呢，李克强从上台到现在，正好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三年。这三年不能说李克强没努力。但是结果仍然是经济继续滑坡，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作为主管经济问题的总理，他的责任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对这个现状不满，我想他有很多机会去表达。比方讲在内部的会议上等等。但如果他是在公开会议上表达，那就说明他的不满程度确实是相当大了。倒也不奇怪。
法广：习近平掌权以来大力反腐，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纷纷认定其为毛以来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内舆论更是对习近平称赞有加。种种称谓、甚至赞颂的歌曲在民间传播，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
程晓农：我想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可能有意识、无意识地逐渐感觉到一点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现在的地位已经超出了毛泽东以后的任何时期。之所以这样讲，可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刚建立的时候，一般来讲，最高领导人都是集体领导制。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一个人说了算。即便是毛泽东和列宁，当年一开始建立政权的时候，他们也还表面上要维持一个党内民众作风，要和其他的领导人商量着办事。但是随着共产党制度进入了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的阶段以后，经济政策上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民间和党内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就开始从集体领导制转向个人领导制，或者说可以把它叫做“个人专断”。个人专断维持下去的手段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在民间发动个人崇拜，在高层进行政治清洗，谁反对最高领导人就打倒谁。哪怕你不反对，他看你不顺眼也可以把你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集体领导制就消失了，变成了一个人领导制，或者叫做“个人领导制”。随着这样个人专断的领导人去世之后，一般来讲，继任的领导者往往都是恢复了集体领导制，同时也是纠正前任专断领导人的各种错误。在政治上宽松一点，同时在经济上给老百姓更多的实惠。这种做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够生效。所以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中国是邓小平一直到胡锦涛，基本上实行的都是这样的方针。所以也基本上都是一种集体领导制。虽然在这种集体领导制里，可能其中有一、两个人事实上是说一不二，但是形式上，他也不是可以完全地个人专断。比方邓小平，与他还有他掣肘他的陈云存在，另外还有党内其他一些高层，像李先念等人，他们的意见也会影响到邓小平，邓小平必须顾及到他们的意见。江泽民时代是这样，胡锦涛时代就更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从来没有过的。就是一般来讲，社会主义国家从个人专断的个人领导制转成集体领导制之后，就不会再转回去了。就是不会再有第二次个人专断。但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是最近年把，中国出现了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制转向了个人领导制。习近平成了唯一党内说话算话的人，其他人都成了他的办事人员。所以他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就不仅仅是班长了，已经成为领袖。所谓领袖，就是一人高居所有人之上，其他人是必须服从的，不能提不同意见。与此同时，当然也就出现了很多人注意到的，比方讲：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等等又开始了。对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把它解释为是习近平的个人偏好，但是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它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需要。就是说，在现阶段，习近平其实已经看到了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下，中共的统治成本之高。这个统治成本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他在民间，为了获得民意对共产党的不满要小一点，他要采取许多经济方面的措施，甚至包括比方讲给农民发农产品收购补贴，用这种方式变相地补贴农户。在官场上，这种统治的高成本就表现为允许官员腐败、大量地捞钱，允许他们胡吃海喝、允许他们嫖娼。这些费用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他的统治成本。另外对官员们、还有这些与官员们勾结的富商们，把大量的资本转于海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政权的角度去看，所有这样的现象合在一起都是一种统治的高成本。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其实这个话里有一层他没有讲出来的意思，那就是：只有经济增长快一点，贪官们捞钱捞得再多，他也还能剩一点、剩到老百姓的嘴里边。所以对高层的统治者们来讲，高增长是必要的前提。反过来，如果高增长消失了，高成本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民怨沸腾、同时整个经济垮得更快。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先是通过反腐败造成党内官场上一定的压力，官员们普遍对自己失去了在胡锦涛、江泽民时代那种自由自在的消费和腐败，对这种现状是十分不满的。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截堵资本外逃。这两个做法实际上都反映了同一个需要，那就是：在经济下滑、而且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的情况下，如果共产党想要延长统治，那它必须要把统治的成本往下降。因为它把饼做大的可能性没有了，它就只有在现有的状态下，尽可能减小开支。开支也包括跑冒滴漏。像刚才讲的腐败、还有资本外逃，都属于共产党统治的跑冒滴漏。所以习近平最后选择的是这么一种基本统治策略。而这个统治策略是不能靠集体领导实现的。也就是说，在集体领导制下，每一个高层官员都自己有一批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势力。在自己的势力圈里，别的高层领导没有办法过问。而且他的势力圈出了问题，他也会想办法护着。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是“土围子”。只要土围子还存在，跑冒滴漏就堵不住。所以习近平现在实行了个人集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先是灭了土围子，然后再堵跑冒滴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开始重新使用共产党国家以前有过的那种个人专断的统治模式，也只有这种统治模式，才能让他采用这种、我把它叫做低成本统治的这种基本统治策略。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有他的必然性。
法广：您怎样看待中国社会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