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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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

 

 

早几天在《民主中国》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中国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海内外民主人士经常谈论的话题。笔者也想就此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以供诸位同仁参考。

 

在谈论中国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谈一下前苏联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改变了前苏联、东欧各国和人类历史进程的伟人。

 

前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区,主要是斯拉夫人聚居的地区。在这个广袤地区的东部和南部还同时居住着一百多个其他少数民族。那里的斯拉夫人和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公元九世纪之前一直没有建立过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而是存在着许多分散的小公国。直到公元九世纪才由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征服基辅周围的一些小公国,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带有封建性质的基辅罗斯大公国。所以在中古时代之前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为主的前苏联地区,一直没有形成过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文化、政治理论和封建论理道德观念,并以此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

 

在公元十世纪之前的斯拉夫人一直信奉多神教,崇拜自然力量和祖先,敬奉灶神。到公元十世纪中期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东正教传入基辅罗斯地区,逐渐为斯拉夫人所接受。公元987━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宣布东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原罪思想开始植根于斯拉夫人的文化、心灵的深处,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信仰。

 

此后的基辅罗斯大公国分分合合,又经历了蒙古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残酷统治,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直到十五世纪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才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统一各公国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较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罗斯除积极引进欧洲各国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之外,还引进欧洲启蒙学派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得罗、孟德斯鸠…等)的思想理论,并使这些思想理论在俄罗斯广为传播。同时也开始推行一定程度的民主举选机制[注:1]。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这些改革虽然还很不彻底,但已将民主选举的思想意识引入到俄罗斯人的头脑之中。

 

此后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精英诸如: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包夫…等都希望废除农奴制,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罗斯实行民主宪政。他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以啓蒙民众,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了许多平民知识份子的觉醒。

 

具有改革思想的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正式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农奴制的废除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俄罗斯的生产力,使俄罗斯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欧洲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资金不断湧进俄罗斯,对外交流愈益频繁,西欧各种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当然也包括一些邪恶的思想如:“民粹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等,也随着俄罗斯的不断“西化”一起湧进了俄罗斯。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缓和国内的矛盾,还在文化教育、司法、军事、交通、工业、保护妇女权益、行政管理体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他还在1880年放宽书报检查制度、撤销“第三厅”、罢免了几位民愤很大的反动大臣、成立了几个拟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准备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还为俄国建立了国家杜马(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院)。亚历山大二世的现代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社会充满的各种矛盾。正当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3月1日准备签署法令,宣布改组国家委员会,推动俄罗斯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时,不幸就在这一天被人民意志党人炸死。亚历山大二世为俄罗斯的现代化、帮助俄罗斯推进民主宪政,以及普世价值观在俄罗斯的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宅心仁厚的他本来可以不死,暗杀者投向他的第一个炸弹并没有炸中他,只炸伤了几个侍卫和车夫,此时他的手下催促他立即离开这个危险的是非之地,深受东正教和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他,认为这几个侍卫和车夫是因他而受伤的,因而不顾自已的安危,坚持要下车来对他们进行慰勉。此时暗杀者向他投来第二颗影响了俄罗斯,甚至全人类历史进程的那颗罪恶的炸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断了双腿,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死于非命。

 

他的遽然逝世,中断了俄罗斯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走向自由、民主、繁荣的进程。此后上台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未能继续实行亚历山大二世的现代化改革改策,这两位沙皇的守旧和无所作为使俄罗斯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俄罗斯又陷入贫穷、混乱、绝望的深渊。而这种状正是滋生极权主义的温床。那个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了数十年找不到落脚处的共产主义幽灵,在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三十六年,终于在俄罗斯广袤的原野上找到了适合它发芽、生长、壮大的土壤。

 

1917年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在德国政府大量金钱的支持之下、在共产主义那虚无缥缈的美好远景的欺骗蛊惑之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在战争中失利在国内造成的混乱、绝望和极度的贫困,煽动工农兵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极权体制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试想如果亚历山大二世在民意党人投来的第一颗炸弹没有炸中他之后,听从随从的劝告,迅速驱车离开现场,保住了性命。那么俄罗斯现代化、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便不会中断、各种社会矛盾也会逐渐化解,俄罗斯在他的领导之下会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和稳定,俄罗斯也就不会陷入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混乱、贫穷和绝望的状态。极端邪恶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世界上就不可能建立起前苏联这样的共产极权政权。没有苏联也就没有东欧的赤化,也就没有蒙古、北朝鲜、中国、越南、柬埔寨、古巴的共产革命,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威胁人类近百年的共产极权阵营(这种威胁至今仍未穷尽,残存的中国大陆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权、和北朝鲜的封建世袭共产极权政权,至今仍在对人类的未来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说投向亚历山大二世的那颗罪恶的炸弹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历届俄罗斯沙皇的中央集权统治远没有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那样严宻、那样残酷。沙皇政府对它统治地区的控制是比较松散的,对它统治下的俄罗斯人及其思想的控制也远不如历代中国的封建皇朝那样严密、那样残酷。俄罗斯人向往自由和勇于反抗的精神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被扼杀殆尽,这就是为什么在历代沙皇统治时代爆发了难以数计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即使到了比较保守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沙皇政府对待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革命派领导人,也很少采取死刑,更不会株连他们的家属亲友,而仅仅是将他们流放到偏远的西北利亚,对他们的监管也很松弛,还发给较为充足的生活费。像列宁、斯大林等在流放期间,生活过得比当地贫苦人好得多,可以与亲友通信、可以读书报、写文章(列宁的许多鼓吹共产革命的文章就是在流放期间写成的)。这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待反对派、异议人士甚至对当局稍有不恭的人立即采取斩首示众,并株连九族、亲友的做法有天壤之别。其根源在于俄罗斯是一个有东正教信仰的,又是一个受中央集权封建皇权统治对间较短、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较弱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受皇权至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长达二千二百多年的国家,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对中国民众的思想的控制与禁锢之严密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缺乏自有的宗教信仰的国家。

 

俄罗斯自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之后建立共产极权政权起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猝然去世的35年多的时间内,虽然历经了列宁、斯大林史无前例的残酷的共产极权统治对生命、人性、东正教精神、反抗精神、崇尚自由精神的摧残,以及对民众进行的长达35年多的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和谎言欺骗,仍然未能彻底摧毁已经植根于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东正教信仰、人性、反抗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担任苏共党中央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注:2],马林科夫深知斯大林时代的弊端,他上台后与赫鲁晓夫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他们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提出集体领导的原则,开始平反一些冤做错案、健全法制、放松对民众以及东欧国家的控制、限制克格勃的权力,。经济上:改变斯大林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方针,将经济的重点转向民用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减轻农民的负担,准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私人副业。行政上: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精减机构。外交上:将消以灭帝国主义为目标,转为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方向来。缓和了与诸多国家紧张的外交关系。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缓和了与西方国家紧张的外交关系,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也有所放松。然而改革触犯了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他的对外缓和政策也召致强硬派的反对。在苏联共产极权政权领导层中,马林科夫是一个技术形的领导人,不擅专权、内斗。而苏联的共产极权政权领导层和其他所有的共产极权政权领导层一样,都充滿阴谋、内斗和拉帮结派。由于与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终于在1955年2月,赫鲁晓夫联合党内强硬派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马林科夫下台后苏联进入赫鲁晓夫主导的改革时代。

 

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是试图在维持公有制计划经济不变的前题之下进行的改革,虽然在农业上、工业上、改善民众的生活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前期)。然而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由于知识、性格、行事方式等方面的缺陷,他的一些重大的工农业改革措施,往往因决策仓促、考虑不周、缺乏与相关领导人和专家的协商,而陷于失败或收效甚微,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后期,这种现象给苏联的经济造成不小的混乱,引起了社会的不滿,他还取消了苏共官僚阶层的许多特权,这些都是导致他1964年10月被苏共特权阶层和强硬派赶下台的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在政治方面,他有选择性地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因赫鲁晓夫本人在斯大林时代手上也沾滿冤假错案受害人的鲜血)、公布了一些斯大林时代对苏联各族人民犯下的罪行的资料、放松了一些对新闻、文艺的管制、取消了对外国电台的干挠,使苏联进入了一个“解冻”时期。大量的揭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解冻”文艺作品和反映西方价值观的西方文艺作品以及政治理论书刊都可以在苏联发行。这个时期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学生活的后半期,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促使戈尔巴乔夫和萨哈罗夫等为代表的这一代苏联知识精英们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他们认清了斯大林和共产极权体制的罪恶和这个体制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使他们有机会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民主宪政思想的启蒙。

 

在斯大林时代即使像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这样优秀的知识精英,都被苏联共产极权政权长期马恩列斯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和对国内外真像的隐瞞、歪曲所欺骗。连他们都不能认清斯大林和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真实的丑恶面目。当他们得知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戈尔巴乔夫和许多苏联人一样深感悲痛,还不惜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排长队去吊唁和瞻仰斯大林的遗容。萨哈罗夫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正在思考他的仁爱。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宻报告,充分揭露了斯大林在苏联共产极权体制下,对苏联民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极权体制的阴暗面。不仅使之暴露在苏联民众面前,而且也暴露在在全世界各国民众面前。是赫鲁晓夫把罪恶滔天的斯大林从“伟光正”的神坛上摔倒在地上,还原斯大林本来的丑恶凶残面目。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宻报告不仅在苏联、在整个共产主又阵营,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除毛泽东的中共领导的中国大陆之外)包括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式共产极权体制的反思和反感。

 

在赫鲁晓夫秘宻报告的影响之下,激起了东欧民众摆脱斯大林的共产极权统治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强烈愿望。1956年6月在波兰爆发了波兹兰事件[注:3]。同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著名的匈牙利事件[注:4]。波兹兰事件由于以苏波双方,在谈判中明智地互相作出妥协而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在匈牙利事件中,赫鲁晓夫在苏共强硬派和中共的压力之下,错误地作出武力镇压的决定,结果造成匈方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和二十余万人流亡国外。

  

此后苏联及东欧各国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共产极权体制、要求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的方向是朝政治经济改革、追求民主宪政的方向发展,直至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这一切都源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和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对苏联民众所犯滔天罪行,还有那份揭露苏联共产极极体制阴暗面的秘密报告。正是这个秘密报告,促使了苏联各加盟国国和东欧各国民众的觉醒才导致前面这些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赫鲁晓夫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走向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赫鲁晓夫对干部政策的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轮换制,都为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出身寒微但已经觉醒了的年轻知识份子进入苏共各级领导岗位提供了机会(戈尔巴乔夫出身于苏联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彊区的一个正直、勤劳、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一直生活在笃信东正教的外婆家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参与过斯大林时代的镇压、迫害,手上没有苏联民众的鲜血,他们没有顾忌,一旦成长起来并进入领导层,就可以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得比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更远、更彻底。 

 

回顾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结论:苏联能出现一个带领它从共产极权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宪政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绝不是偶然的。苏联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出现另一个类似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人带领苏联从共产极权暴政走向民主宪政。这个人也许就是在1985年3月那些支持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与戈尔巴乔夫同时代觉醒并成长起来的苏共普通中央委员、各州的第一书记这些知识精英中的某一位。

 

戈尔巴乔夫能从边疆区共青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一路经过边疆区团委书记、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直至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一路上都遇到了赏识他的人品、学识、能力和勤奋的上司的提携和支持,其中包括库拉科夫、卡皮托诺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湼夫……等人在内。

 

在契尔年科逝世后,在苏共中央总书记位置的竟争中,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击败吉洪诺夫、格里申…等保守派竞争者,得益于他长期在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与从中央到地方的众多领导干部有着广泛的交往,而他在中央书记处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力、人品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赞赏,特别是各州委第一书记和普通中央委员,这些人许多都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是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时代开始觉醒、在赫鲁晓夫的领导干部制度改革政策影响之下进入各级领导层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之下,成功击败众多老资格的保守派竞争者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

 

戈尔巴乔夫深知要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使广大民众觉醒,才能得到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他上台后立即推行“公开化”、“透明化”政策,把斯大林时代直至他上台之前的苏联共产极权时代的真相、阴暗面、不可见人的事迹和档案资料公之于众,让民众认清苏共及其共产极权体制的邪恶本质、内幕和真实面貌。这一举措促使了苏联广大民众的觉醒,导致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彻底平反之前共产极权体制制造的所有冤假错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放松对新闻、舆论、文艺、报刋的管制和垄断、取消了从列宁时代就开始了的对新闻、文艺作品的审查制度,这些举措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也使民众认清了改革的方向;国际上推行缓和政策、防止核战争政策、最后解散华沙条约的组织。使苏联经济从沉重的军备竞赛的压力下解放出來、使全世界从核战争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开始真正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党禁、报禁、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力、放弃了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行真正的平等的民主选举、选出的人民代表组成了具有议会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出苏联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国家的立法权和重大事务的决定权都归人民代表大会所掌握,改革公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等。正是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始到1991年的一系到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才使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国家从共产极权成功地和平走向民主宪政。

 

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主导的改革改变了前苏联各国、东欧各国的历史进程,使它们从共产极权走向民主宪政,也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使全人类从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解放出来,使全人类从共产极权体制的巨大威胁之下基本解放出来[注:5]。他的伟大还在于以他的智慧、知识、政治经验,他深知作为苏共的总书记,他所推行的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对他个人的地位、名誉甚至生命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然而他仍然能置这些于不顾,勇敢地迈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关键的一步。

 

2016年3月23日

 

[注:1]: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规定县由警察局长和由贵族选举出來的议员治理。1785年规定城市的市长和杜马(相当于议会)代表由市民选举产生。

 

[注:2]:不久后马林科夫辞去党中央书记一职,先由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的书记处领导党中央的工作,到当年9月13日赫鲁晓夫被推举为苏共党中央第一书记。

 

[注:3]:1956年6月波兰工业城市波兹兰,数以万计的工人、大学生和知识份子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斯大林式共产极权体制、反对苏联控制、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得到波兰全国各地的响应。波共领导重新起用被苏联废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出任波共第一书记,在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共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的谈判中,赫鲁晓夫抵制住强硬派要求武力镇压的压力,明智地作出妥协,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共新领导、苏军撤回基地、对苏波间的不平等贸易对波方予以补赏。波方也理智地作出妥协,保证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双方明智的妥协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发生。波兹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注:4]: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爆发20多万人声援波兰的游行示威,示威民众呼喊的口号与波兹兰几乎一样,示威民众与军警发生了多起流血冲突,匈全国各纷纷响应。匈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选出有改革思想的纳吉进入政治局并担任总理。此时引发大批匈共党员退党,匈共由原有的87.1万党员一下子锐减到只剩下3.8万党员。因担心此事在共产主义阵营引起链锁反应而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强硬派的压力之下,和毛派出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赴苏中共代表团的唆使、怂恿之下改变看法,认定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叛社全主义。于是错误地决定派兵进行武装镇压,遭到匈牙利民众的英勇抵抗,到11月4日匈牙利民众的抵抗被镇压下去。匈方伤亡民众约两万余人,苏方死伤近两千人,二十多万匈牙利人被迫流亡国外(另有资料统计匈方死亡两万五千余人、受伤五万余人),事后纳吉等数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注:5]: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残存的共产极权体制国家仅有中国大陆、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等数国,其实力已大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