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军为17号《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说，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迅速扩大，而“程序不公是中国的不平等产生的突出原因”。天则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教授和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都表示，要限制社会不平等继续扩大。
细读17号《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军题为“减少社会不平等，须先实现程序公正”的文章，可以看出，文章所说的“程序”实际上是指经济生活中的均等的机会和“游戏规则”。文章在讲“程序”的时候，实际上将“程序”一词与“机会”和“特权”并举，说明“程序”与“机会”和“特权”之间的连带关系。这里的所谓“程序”与人们常说的“司法程序”中的“程序”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司法程序”（due process），是指不可无限期羁押嫌疑人而不予起诉、不可阻挠嫌疑人与律师见面，等等。
记者17号向两位著名学者请教相关问题。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劝人们以平常心看待穷富问题：
“社会不平等是全世界、全人类从古到今面临的现实问题，我觉得大家不要对穷富问题过分理想化。”
记者想采访王军研究员而把电话打到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教授家中。茅教授向记者指出，不要在收入和公平之间划等号。但是他指出，要限制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永远会存在，它跟公平是一对矛盾。收入不平等是市场的必然结果，不能变成一律平等，只能限制不平等。”
茅教授说，由遗传导致的财富的不均等很难避免。他主张中国向美国学习，完善帮助穷人的机制：
“美国对于遗传造成的不平等有很多措施，中国也有，但是很不完善。”
冉教授对中国贫富差距之大报以唏嘘：
“现在中国以美元计算，有这么多亿万富翁，简直不可思议！”
冉教授提醒说，中国的制度标榜平等，但就是在50年代公社化时期也没有达到平等：
“人民公社那几年达到真正的平等了吗，还是不完全平等！”
冉教授说，美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接受度较高：
“美国是资本主义，美国人接受经济的不平等，认为那是应该的，要努力的话人人都可以发财。”
王军发表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文章说，“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不平等现象都与特权有关，也是程序不公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