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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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一般维权的颠覆价值
社会运动区别于一般性质下对维权的简单定义。这里的意思是说，维权在当代社会空间里仅仅是某一部分群体的行动主张，以及还包括对权利实践的运用。而社会运动不仅是基于对权利的要求，也就是既要提出诉求，但又超越于诉求而形成社会性政治力量。因此，要想从709大抓捕的颠覆情景中重塑对社会运动的气势，就必须要澄清一般维权和社会运动之间，民众形成反抗运动时所要贯彻的政治理念，也即不是来讨论维权的死与不死，或死磕律师是否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共维稳。因为在事实我们都很清楚，从维权出发的社会运动其轨迹是朝向何处的，虽然这种运动（尤其是反抗和斗争运动）并未也不需要进行其手段限制（反极权是过程，目标是确立民主体制，因此手段理所当然要取自当下构成的内外资源），但毫无疑问，社会运动必然是通过现实生发形成其运行的肌理和线索，并且这种轨迹不能设定，而这即是身处二十一世纪全球变革中的大陆现状，它包含了权利和政治力量两大要素，也就是一正一反的不同纹路。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709大抓捕事件在历经一年多时间之后，绝大部分被捕人士被中共当局治以颠覆罪名，其实就是对社会运动的一种强化。也即，中共不仅是民众的敌人，中共同时也是中共的敌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所给出的一切都是相互冲突的原因，而我们从始至终面临的重要问题，既不是改革公知群体提供或鼓吹虚假希望的问题（如贺卫方坚信党具有自我净化和转向民主的意愿，并坚持不退党，资中筠热衷于批评大陆社会互害现象，夸大民粹主义，但却只字不提中共才是罪恶之源，张鸣以暴民论暗示大陆民众素质低，也就是不适合民主，必须要接受党的引导），因为这其实也就是公知自己在骗自己，也不是中共暴力镇压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大陆社会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局限在一个无法推进的陷阱里，以维权作为维权，或者以反抗作为反抗，而不是以维权带动社会运动的进程并切入民间抗争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准行动化和准组织化的形态。这种欠缺就是我们自身所遭遇到的障碍，是无法冲破维权已经成为牢笼的致命点。而这一切，中共以其自身的愚蠢帮助我们看清了这个问题，就是维权作为颠覆的价值，也就是颠覆专制、极权和暴政的社会运动的价值是存在的，并且不但如此，颠覆形态同时也符合社会抗争的内在逻辑，以达成并换取几十年来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对抗极权的幼稚心态。甚至更进一步，颠覆同时也宣告了精英主义的失败，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精英形态完全不符合当代大陆的实际命运，甚至，对大陆民主的进程而言，连观赏一下的价值都没有。
因此，无论是要判定维权的变化格局，抑或对民主功能的回避，一味夸谈民主的神性而非人性，都不可能也不会对当下现实产生意义，这是因为，当你掉转身躯，谢绝将社会运动中的抗争形态引入到一个更高的领域时，就必然会引起来自两方阵营的颠覆性振荡，这一点，尤其是对大陆民主的转型过程而言，我以为，实际上在于反抗的准备工作不足，此外，对抗争领域内至关重要的内容和实质问题故意漠视、回避，以苟且于中共暴政下的暂时安稳，避口不谈推动民主变革的革命性手段的必要性，以虚无的热情等待民主的奇迹，这以上种种，构成并明确了我们当下社会运动的阵营中最大的危险和困局。
当代转型与内战
在民主转型、社会运动和反抗逻辑之间，要堪破的早就不再是对虚假希望的抨击（不给出转型路径的抨击，要比虚假希望更不具有民主道德），也不再是精英政治的失效，而是要提请并判定在当下大陆的空间内正在爆发的一场暴政之于民众的内部战争。这是由中共率先挑起并发动的对大陆民众的战争局势。其缘由在于随着民众接受当代文明的洗礼，参与到网络及社会话语的空间，并延伸到街头、城区、村镇的形态之后，对于自身权利的觉醒已经不再局限于仅仅在一般意义上争取自身权利，而是要更进一步，大陆民众希求的是一个享有民主自由、且受到宪法保护的宪政大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中共这个一向自称为人民服务，但实际却百般鱼肉民众，视民众为奴隶，并时时刻刻以巧取豪夺的名义侵害民众，鼓吹特权的暴力犯罪型政治团体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红二代习近平身上，这种暴政加特权的组合型当代恐怖极权与民众的对立已经到了极其紧张的程度，而这就是由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对民众发动的一场血腥内战。
这与大部分民运人士所预料或判断的不同，尤其是对于身居海外的民主研究人士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受制于思维的扁平化（在信息同等接收的前提下），一向以为习近平有可能或已经发动了一次新的文革，但在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观察上的误解，文革既没有结束也就不可能再次发动，能够发动的即是中共对民众展开的内战（中共以枪械和狼牙棒作为对内战争的标志），其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场随机的、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内的反人类战争，也即只要是中共能够伤害的，能够杀戮的，以及中共能展开的战争，就一定会运用于大陆民众身上，不分地区和时间，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事态及社会影响，全副武装的军队，以及重型火器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对付民众的场景里，中共不惜将任何一个城市和乡镇都变成战场，已经足够说明内战的广泛程度。
同时，也正因为习近平发动了一场对民众的侵略战争，才会出现如环球所言“防止政变”已经是中共特别需要并且是正在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这也正好符合习近平展开内战的事实逻辑。而这种运行在当下世界中的军事化形态不仅说明了中共的危机所在，也反映出了大陆民众已经超越了精英阶层奴性和妥协的说教，通过长期反抗获得了与专制进行决断的机遇。因此，如何提炼并形成社会运动的形态，并达成大陆实现政治转型，以期望在现实及世俗定义中步入民主体制的门槛，已然是在此内战时期一个不容回避的实质问题，也就是从抗议走向革命的重要命题。
走向革命的意义是建立在要求民主转型实现一个可以支配的演进方式，也就是针对大陆民主的具体途径而言，要求的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机会机制，这种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维权途径的被动性社会抗争局面，而使得历史在当下得到一次改写的机会。因此，基于社会运动所必然包含的民主形态，以及基于抗争策略的政治转折，就必须要将当下现实的一切纳入到社会运动的形态中去。只有面临这种绝望，所有民众及民主参与者才会看清这样一个严峻事实，那就是，我们在如何实现并走向大陆民主转型的道路上，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运用，也没有一份相对明确的规则，更没有如何启动社会革命的人力，没有（假使）某一天大陆开启民主制度的社会性成本，那么，我们就要问，如果有一天中共倒台了，大陆拿什么来进行民主建设。
从这种绝望和困境出发，从维权到社会运动的颠覆意义就变得不再那么模糊，这就好比连云港民众反核废料事件，在实际上，已经构成的不仅是社会运动的前奏，也同时构成了大陆政治化的明喻，它意味着必须要行动起来的重要原因是，已经不再是仅仅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创建并提炼趋向于组织形态的社会革命实体，以用来支撑并配置民主转型过程中，以及转型途径和转型完成后的各种需求。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既要探究抗争的策略与思路，又要依据大陆现状归纳并决选抗争序列的政治归属，并要通过细致的资源运行，为当代民主注入世俗社会在大陆区域的事实定义，用来捍卫最终意义上的，可以预期并实现的民主果实。
核废料事件的背后，呈现的则是政治暴力的现实倾向，这一点是无可回避的。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社会范畴，以释放并重新唤起民主的原意，也就是说，重申现代文明之于社会平民的权利与权力从而走向民主转型的理论性纲领，这种策略的本质含义，就是要确认大陆民主转型的转折契机，因为面对政治暴力的猛烈袭击，映衬的必然是社会民众以及民主阵营疲于奔命的反抗困境，这就是在逻辑上的一致必然性，就好比我们始终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反共是当然的，但更重要的是，反共之后怎么办，以及反共成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如果反共以后，民主阵营将共党残部重新推上政治舞台（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民主转型就不可能在理论上作为事实成立，由此就必然要将民主异议阵营的内部斗争及分裂，看成是构成以保证政治体系实现转折的关联部分，由此，才能回答并解构中共政治暴力的现实问题。
与之作为比较的是，王宝强事件折射出的即是当下大陆的社会性困境，通过一个底层草根偶然并且是侥幸的成功，标注的却是转折形态下特权阶层对平民的普遍和恶意绞杀，这就映射了王宝强为什么能够获得大部分社会民众在情感和心理上认同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被批判成不良女性的王宝强妻子，则又强化并标注了，在极权游戏中人性变异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景像，然而，成功草根的偶像又是毛，毛既是中共的精神符号，又是中共肉身腐烂的象征，这以上种种，勾勒出的就是在毁灭性的核废料家园危机下，一种更为细致并冷酷的社会性困局，因此，王宝强事件表面看是一般社会问题，是明星绯闻，而其实却是社会形态极度分裂的政治危机。西方社会永远不会理解民众对王马事件的参与程度为什么会超越对奥运会的关注，是因为西方社会不可能理解，在一片漆黑的大陆，民众苦难的现实和政治危机，更不可能理解民众无可依仗，迫切需要像鱼一样透过中共的烂泥，从而得以跃出水面，呼吸一口人权和民主的新鲜空气。
而这就要涉及到在内战形态下，大陆民主转型所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即，所有的一切既不是非政治化的（根本不可能存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运动），也不可能获得民主转型之际对于资源要素的重新支配权利和机置，而这对于社会运动层面的反抗斗争而言，其一切都要从预期的形态出发，而不是去指责颠覆的姿势不雅观或不好看，也不能以设定某种形式上的反抗途径进行行动上的转型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改良派在舆论阵地上占有一定优势，但却依然抵挡不住来自自由派的真实揭示一样，希求中共能够进行自我净化并最终走向民主坦途既不可能，也已经通过内战形态的爆发完全丧失了进行洗脑的民间市场，不要以为关注王宝强事件仅仅是一种娱乐性的狂欢，而是相反，事件本身经过社会阵地的洗礼，说明的则是大陆民众对于自由世界中公平正义的人性需求，这和核废料抗争一样，是社会运动不同平面的立体展示，这一点，站在狭隘的立场上是看不到的，换句话说，经过数十年大陆维权及民主运动，民众之于文明世界参与其总和不会低于西方世界提供给大陆的人道主义营养，而中共以颠覆之罪判定709人士，所引起的社会性振荡通过核废料和王马事件，最终得以体现和爆发，因此，从这些线索而言，民主转型的转折特征，已经在内战状态中得以形成，一如爱国小粉红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不会低于任何一种体系的异议阵营，甚至，不夸张来说，异议阵营的保守和落伍及胆怯，其实才是推动转型的真正障碍。
内忧外患下的转型正义
在大陆走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主要的障碍其实还并不包括中共，而是新八国联军出于经济利益对中共的曲意迎合，杭州G20峰会即是这种形态的最好说明，世人皆知中共是人权的敌人是极权与暴政之邦，但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却依然为了追逐利益而对中共予以姑息，因而，要探讨民主转型的当代途径，就必须要面对社会运动的转型正义元素，以期既要痛批新八国联军的政治短视和绥靖主义，又要诉诸于革命主张的现实性和当代性，仅仅坐在非暴力的烂泥里坐井观天，在我看来，要比改良、比相信中共进行自我转化更缺乏时代价值和民主意义，因此这一点上，公知与五毛相持的是同一种逻辑，也就是他们实际上都是一家人，是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唯其如此，《炎黄春秋》变成《乌有春秋》其实一点都不会让人惊讶，因为公知也同时和毛左同构，他们共同构成了民主转型的对立面，是最终要被历史淘汰的群体和形态。
大陆民主转型所要依仗的是大陆民众自身所发起的社会性反抗运动，缺乏或漠视这一点，就不会存在任何转型的可能，也不足以形成道义上的正当性，而由习近平发动的对内战争，只会更加白刃化，这决非什么阶级斗争的重演，更多地则是指向中共作为邪恶共同体在制度、伦理和法理上的暴力本质，尽管有人认为，709事件中律师不应该享有颠覆的美誉，甚至认为维权律师本身就是在为中共维稳，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明显太过刻薄，须知在现有恶劣条件和状况下，反共不分手段，反共也从来就不是目的，反共驱共的最终要义，是为实现大陆的民主转型，在这个过程和途径下，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条款，换句话说，我们要估算的不是损失有多大，而是要估算我们还有多少资源、底气和实力以及足以实现此目标的政治与行动的现实能力。
作为一种对比，以过去年代的江胡（江泽民、胡锦涛）要比当下习近平时代在感觉和氛围上更显得宽松和直观，这种心态和视角，其危险的关联在于，漠视了中共政治局势的内在残酷性，从而既不具备对比的意义，也不可能对大陆实现民主转型产生积极动力，因为就实质而言，江胡时代不过是为习暴政展开对内战争提供了备战资源和时间，他们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对大陆民众权利和权力的漠视与碾压，在根本上就不存在谁比谁更好、或谁比谁更亲和，反而由此暴露了对民众疾苦的冷漠，是专制理论进行修饰和掩盖的险恶手段。
因此，只有最后一个真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恪守致力于推动并实现大陆民主进程，并以最终获得民主成果，建立民主体系、制度和社会形态为我们的现实理想，还是继续沉浸在民主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理想，而死守已经僵化、无效的民主观念，以安慰自身面对暴政与内战的脆弱心理？这种选择和反思，对于未来大陆的命运与前途，具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我们很可能还要走很长的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选择上。而在其中起到决定性力量的视野，是大陆民众通过自身的推进与拓展，所达成的对未来的承诺，一句话，大陆民主的未来，将由大陆民众自身完成。专制的苦难由他们承受，民主的成果理当由他们享有。
